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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墜機事件見證人:我所知道的真相

發給我們的這份電報,對死者身份隻字未提。我後來才知道,那天這份電報直接送到了姬鵬飛手裡,他看了電報後說了句:「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電報又被緊急送到正在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和毛澤東(注:毛澤東在林彪出逃當天從中南海搬進了保密措施更嚴的人民大會堂)那裡。周恩來後來交待,所有得知電報內容的人要「絕對保密」。

“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號文件《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中,用這樣幾個詞勾勒了曾經紅極一時的林彪的最後結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溫都爾汗”,蒙古境內一個本不為人知的地名,卻成了中國一段特殊歷史事件的見證。孫一先,原駐蒙古共和國使館二等秘書、當年中方到達墜機現場勘察的4人成員之一,1973年結束蒙古使館的8年任期後,又被委派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眼看著國內關於“9·13”事件,近幾年不斷有各種撲朔迷離的說法,孫一先說:“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我有責任講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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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約見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剛吃過飯還沒到上班時間,使館值班的工作人員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說蒙古副外長在8點30分要約見中國駐蒙古大使。

那時,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剛剛到任25天——“文革”開始後,大使一職一直空缺,直到1971年8月20日,原在剛果使館任政務參贊的許文益走馬上任,彌補了中國駐蒙古大使長達5年的空缺。

剛一上任便遇到這種緊急約見,摸不清底細的許大使馬上召集外交官開會。那時候中蘇發生了兩次邊境衝突,中蒙邊境也時刻處於緊張狀態,前蘇聯部隊已推進到中蒙邊境線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應大多認為邊境出了事。但也沒有多長的討論時間,8點20分,許大使和翻譯匆匆登車而去。

許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鐘後匆匆趕回,又召集我們緊急開會通報:9月13日凌晨兩點左右(注:時間後確認為2點25分),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的縱深墜毀,機上9人,包括一名婦女全部死亡。蒙方對中國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並要求中國方面給予解釋。

一聽完這個情況,大家立即議論起來。出事的地方在貝爾赫礦區,離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不遠,而離中蒙邊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怎麼會跑到這裡呢?有人猜測是美國或台灣地區的偵察機塗了中國大陸軍用機的標誌,來蒙古偵察,挑撥中蒙關係,進而挑動中蘇戰爭。但我想,哪兒有坐9個人的偵察機呢?說了半天也沒理出頭緒,最後決定一方面儘快向國內報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讓我帶兩個翻譯去勘察現場。

當時的條件下,把這樣一個消息傳回國內,卻是費盡周折,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有些難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議。

中蒙之間並未互設電台,通訊要靠當地的電報電話局,兩國關係惡化後,這條線路疏於維修,故障頻出,平時一份特急電報也要4個小時才能發到國內。不料這會兒又趕上故障,對方告知,電報要通過莫斯科中轉,不能確認何時發到北京。

中蒙蘇友好時期,從莫斯科經烏蘭巴托到北京開通了一條專用電話線,供三國領導人和使館工作人員通話使用。1966年我到使館時這條熱線還在用,但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總理下令封停了這條熱線。緊急關頭,許大使當機立斷,決定啟用已經中斷了兩年的熱線。外交上有一句老話叫“外交工作授權有限”,許大使當時的舉動是冒著一定風險的。

翻譯小劉很快要通了北京的電話總站,說有急事請接線員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對方卻先是推說不知道外交部的電話號碼,後又說外交部的電話線壞了,“啪”地一聲掛斷了電話。

我們最後又想出一個辦法:讓翻譯到烏蘭巴托的電話局打國際長途電話直接找 中共外交部。那時候服務效率低、通知質量差,小劉用了一個多小時、幾乎是直著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辦公室接電話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馬上請示同意啟用。電報通過這條熱線傳送完畢後,已是9月14日中午12點20分,墜機已發生了整整34個小時。

溫都爾汗的中國飛機

午飯後不久,蒙古外交部來電話,說專機已經準備好,13點鐘左右起飛去溫都爾汗。但給國內的電報發過去還沒回電,我們就一再拖,說還沒準備好。直到晚上18點多,終於接到了電報:對“誤入”表示“遺憾”,並要求許大使親自帶隊勘察現場。

發給我們的這份電報,對死者身份隻字未提。我後來才知道,那天這份電報直接送到了姬鵬飛手裡,他看了電報後說了句:“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電報又被緊急送到正在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和毛澤東(注:毛澤東在林彪出逃當天從中南海搬進了保密措施更嚴的人民大會堂)那裡。周恩來後來交待,所有得知電報內容的人要“絕對保密”。

在烏蘭巴托的我們當然不知道那時的形勢已是那般複雜。9月15日下午14點15分,我與許大使以及沈慶沂、王中遠兩位翻譯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爾14專機,去現場察看。上飛機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後面坐滿了蒙古工作人員。

從烏蘭巴托到溫都爾汗,整整飛了一小時。溫都爾汗機場是一個很小的簡易機場,用紅黏土反覆壓實後的土製跑道,也沒有塔台,只有幾部電台車。墜機現場離溫都爾汗機場還有70公里,為了趕在太陽落山之前到達現場,我們立即換乘汽車繼續趕路。一段比較平坦的河邊公路後,又走了一段顛得很厲害的丘陵路,最後拐進一條草叢小道。似乎很少有車輛通過,車胎軋得枯草吱吱作響。

我的視線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緩坡,蒙方司機說:到現場了!汽車就從慢坡往上爬,逐漸看到了坡頂上黑糊糊一大塊燒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崗。汽車又往上爬了一段,一個高高翹起的飛機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陽下,飛機尾巴上那噴塗的五星紅旗和“256”機號標誌異常醒目,一看到它們,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國或台灣地區偽裝中國大陸飛機的懷疑——這是一架中國飛機,這一點毫無疑問。

墜機現場是丘陵中的一塊盆地,從盆地中間的一大塊草地全部被燒焦,上面散落著一塊塊飛機殘骸。我和翻譯小沈邊走邊拍照,飛機碎片也由少到多。走著走著,看到地下有一張紙,上面印著一個英文單詞“NOTE”,上面寫明飛機型號為Trident-1E(三叉戟1E型)。我看了一下現場被燒焦的座椅架,數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斷定,它是一架專機。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屍體和飛機頭。飛機頭已燒得面目全非,旁邊有一段斷翼,機翼上面有一個40厘米的大洞。我在現場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屍體的察看和拍照取證。那時天已經涼了,又近傍晚,冷風一吹,覺得心情特別凄涼。起初都蓋著白布,9個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個人,第二堆是4個人,第三堆是兩個人。一般的飛機失事,屍體都比較零碎,但這幾個都比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號屍體(注:駕駛員楊振剛)的衣服裡面還發現一本《毛主席語錄》,那個8號女屍體(注:葉群),面孔特別安詳,像是在睡覺,沒有什麼痛苦的感覺。我當時想,這位女同志應該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務員,不過,“服務員”的年齡看起來似乎有些偏大,難道因為這是架專機?

死難者的東西都堆在飛機的食品櫃附近,亂七八糟,什麼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槍和兩把微型衝鋒槍,40多發子彈——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堅持認為是中國軍用飛機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屍體上的皮夾克雖然外邊被燒得殘破,但打開一看裡面是軍裝。

我和翻譯王中遠一起翻看這堆雜物時,除了一本《法蘭西內戰》和一些雜物外,還在一個塑料夾中發現了空軍大院的出入證,上面寫著:林立果,男,24歲,幹部。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許人也,還推想是機組一名成員。一個月後,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後,小王才告訴我,他當時就想,不會是林副統帥的兒子吧?因為小王畢業自北大外語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學生,“文革”後輟學離開了北大,但在那時候,林彪的聲望正如日中天,誰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著沒敢說。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中共《三聯生活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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