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被視作長征英雄史詩的代表，美國作者索爾茲伯堅(Harrison Salisbury)的《長征》(The Long March)一書封面就是這座橋。
飛奪瀘定橋真相如何，是我多年的一個疑惑。13條鐵鏈、對岸兩個旅（另說兩個團）把守、重機槍掃射、22個勇士冒著密集的槍彈，徒手爬鎖鏈到對岸，最後居然有22人（另說19人）活了下來，實在神話。
從歷次戰爭和純粹軍軍事角度來說，只要對岸一挺機槍，2，3個狙擊手，過橋就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了，更不要說對岸有2個團的兵力。另外，要阻擋敵人的進攻，炸橋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辦法。為什麼國民黨不炸掉瀘定橋？
查閱資料發現，關於瀘定橋之戰的回憶，竟然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敘述！可能同假，卻很難同真。
1、第一種敘述（彭加倫所寫的小學課文、楊成武早期回憶錄）：瀘定橋是紅一軍團的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下的二連連長廖大珠率領22名突擊隊奪取的；
2、第二種敘述（覃應機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硝煙歲月》）：瀘定橋是紅三軍團的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政委李干輝）下的偵察連指導員覃應機帶領12名勇士奪取的。
版本一、小學5年級語文課本（下）24課《飛奪瀘定橋》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紅軍向天險大渡河挺進。大渡河水流湍急，兩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鐵索橋可以通過。這座鐵索橋，就是紅軍北上必須奪取的瀘定橋。
國民黨反動派早就派了兩個團防守瀘定橋，阻攔紅軍北上；後來又調了兩個旅趕去增援，妄想把我紅軍消滅在橋頭上。我軍早就看穿了敵人的詭計。28日早上，紅四團接到上級命令：「29日早晨奪下瀘定橋！」時間只剩下20多個小時了，紅四團離瀘定橋還有240里。敵人的兩個旅援兵正在對岸向瀘定橋行進。搶在敵人前頭，是我軍戰勝敵人的關鍵。
紅四團翻山越嶺，沿路擊潰了好幾股阻擊的敵人，到晚上7點鐘，離瀘定橋還有110里。戰士們一整天沒顧得上吃飯。天又下起雨來，把他們都淋透了。戰勝敵人的決心使他們忘記了飢餓和疲勞。在漆黑的夜裡，他們冒著雨，踩著泥水繼續前進。
忽然對岸出現了無數火把，像一條長蛇向瀘定橋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敵人的增援部隊。紅四團的戰士索性也點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對岸的敵人賽跑。敵人看到了這邊的火把，扯著嗓子喊：「你們是哪個部分的？」我們的戰士高聲答話：「是碰上紅軍撤下來的。」對岸的敵人並不疑心。兩支軍隊像兩條火龍，隔著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潑一樣，把兩岸的火把都澆滅了。對岸的敵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來宿營。紅四團仍舊摸黑冒雨前進，終於在29日清晨趕到了瀘定橋，把增援的兩個旅的敵人拋在後面了。
瀘定橋離水面有好幾丈高，是由13根鐵鏈組成的：兩邊各有兩根，算是橋欄；底下並排9根，鋪上木板，就是橋面。人走在橋上搖搖晃晃，就像盪鞦韆似的。現在連木板也被敵人抽掉了，只剩下鐵鏈。向橋下一看，真叫人心驚膽寒，紅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樣，從上游的山峽里直瀉下來，撞擊在岩石上，濺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濤聲震耳欲聾。橋對岸的瀘定橋背靠著山，西門正對著橋頭。守城的兩個團的敵人早已在城牆和山坡上築好工事，憑著天險，瘋狂地向紅軍喊叫：「來吧，看你們飛過來吧！」
紅四團馬上發起總攻。團長和政委親自站在橋頭上指揮戰鬥。號手們吹起衝鋒號，所有武器一齊開火，槍炮聲，喊殺聲，霎時間震動山谷。二連擔任突擊隊，22位英雄拿著短槍，背著馬刀，帶著手榴彈，冒著敵人密集的槍彈，攀著鐵鏈向對岸衝去。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三連，戰士們除了武器，每人帶一塊木板，一邊前進一邊鋪橋。
突擊隊剛剛衝到對岸，敵人就放起火來，橋頭立刻被大火包圍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傳來了團長和政委的喊聲：「同志們！為了黨的事業，為了最後的勝利，沖呀！」英雄們聽到黨的號召，更加奮不顧身，都箭一般地穿過熊熊大火，衝進城去，和城裡的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搏鬥。激戰了兩個小時，守城的敵人被消滅了大半，其餘的都狼狽地逃跑了。
紅四團英勇地奪下了瀘定橋，取得了長征中的又一次決定性的勝利。紅軍的主力渡過了天險大渡河，浩浩蕩蕩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線。
版本二、覃應機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硝煙歲月》（62-63頁）
……見到彭雪楓團長，他說上游有一座瀘定橋，只有敵人的一些地方部隊把守，我們決定從那裡過河，他令我連務必在下半夜趕到瀘定橋附近待命。我和韋傑即帶上部隊急行軍，向瀘定橋方向前進。天已經黑了。又下著雨，道路難走，部隊又有些疲勞，我們便點著火把走。下半夜，我們按時趕到了瀘定橋橋頭附近的天主教堂。橋頭已被我兄弟部隊占領，彭雪楓團長騎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們一到，彭團長便親自向我們交代任務，要我連組織突擊隊，天亮以前突擊瀘定鐵索橋，占領對岸右側的高地。
我們從手槍排里挑選出11名偵察員，加上我共12人，組成了突擊隊。這11個人中，有一個同志叫蔡樹禮，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廣西人，他們是韋尤、韋日由、黃先木、覃日用、黃儀、黃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當時我們每人除了手槍之外，各人儘量多帶上手榴彈，有5個偵察員還各帶一支步槍。佩戴整齊後，我即帶隊來到橋頭的衝鋒出發地。韋傑則帶領連隊，準備好就地籌集的竹筏、麻繩和從教堂里臨時拆下來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門板等材料，待命行動。
拂曉的時候，部隊開始總攻擊。在強大的火力掩護下，我們12個人飛奔上橋頭，沖向橋面。橋上被燒的木板還在燃著火焰，鐵索在搖晃，幾乎要把人甩下橋去。我大喊一聲：『同步前進』。橋身減少搖晃，我們一陣風地向前沖，灼熱的火焰閃開了一條火路。我們冒著彈雨，迅速接近對岸橋頭，向敵人扔了幾顆無柄手榴彈，就穿過燃燒的橋頭，追趕逃跑的敵人。敵人向瀘定城方向跑遠了。我們留下3個同志牽制敵人，我和其餘同志立即登上橋頭右側的高地，占領了制高點，掩護部隊過橋。我們12個人，勝利完成了任務。我們之中有6個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燒傷了。我們挑選來的突擊隊員，都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鍊和考驗的老偵察兵，有高度的階級覺悟，他們都是在山區里長大的農民子弟，還在家裡勞動的時候，赤腳爬山攀崖、過溝越澗，走吊橋獨木橋，都已經不在話下，所以能夠勝利地突過瀘定鐵索橋。
這段描述里，天主教堂、鐵索橋、城在對岸等，表明覃應機所說的地方為瀘定橋無疑。但是他講的故事
1、不如楊成武講的曲折緊張有趣，少了許多諸如一晝夜行軍240里、打著火把與對岸敵人賽跑等情節；
2、攻橋的時間也對不上，楊成武版本是凌晨到達瀘定橋，下午4時開始攻擊，傍晚5點多結束，而覃應機版本則是拂曉開始攻擊，天亮前得手；
3、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應機對敵情的描述，與楊成武截然不同。
楊成武早期回憶錄，聲稱對岸「駐著兩個團的敵人，山坡上修築了嚴密的工事，機槍集中在橋頭附近，不斷地向我們掃射，迫擊炮彈也連珠般地飛過來。」
覃應機則說，他們早已偵查清楚對岸只是少數地方雜牌部隊，所以，奪橋行動從一開始就只安排了12個人衝鋒，扔了幾顆手榴彈，敵人就跑了。紅軍沒有傷亡。
一、多版本下的主要疑點
瀘定橋之戰編造的痕跡很明顯，漏洞很多，許多地方都違背了常識。主要質疑有：
疑點1、敵人的兵力問題
彭加倫的《飛奪瀘定橋》說敵人是兩個旅，兩個旅人數至少應為六千人以上，相當於紅一軍團的總兵力，中間還隔著一百多米去掉橋板的光禿禿的鐵索，紅四團即便就是打過去，也會傷亡很大。
可能後來楊成武也覺得彭加倫說得太荒唐，就把敵軍人數改成為了兩個團。
不容忽視的是，他們都不知道敵人到底是多少兵力。
疑點2、紅軍傷亡問題
楊成武的早期回憶，說22個人都衝過了橋，進城與敵人展開巷戰，未提有人傷亡；彭加侖則聲稱死亡3人，斯諾更繪聲繪色地描寫這3人在橋上中彈，落入河中。
大約是為了與流行宣傳取得一致的緣故，楊成武1980年寫《憶長征》和《回憶錄》等書時，改變了說法，稱三人陣亡，可惜，就在楊成武最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前後敘述仍不一致：前文剛說了22人都過了橋，接著補充說有三人陣亡，過了兩段，又說22人過橋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等獎勵。
對於紅軍為何能在鐵索上無一傷亡的打敗眾多的敵軍，軍史作家王樹增在央視「百家講壇」是這樣說的：除了紅軍英勇作戰精神外，是敵軍嚇破了膽。王樹增可能也認為那樣的奇蹟不可能的，只好用「敵人被嚇破了膽」來自圓其說。
按楊文聲稱對岸「駐著兩個團的敵人，山坡上修築了嚴密的工事，機槍集中在橋頭附近，不斷地向我們掃射，迫擊炮彈也連珠般地飛過來。」戰鬥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鐵索橋有一百多米長，戰士在鐵索上一分鐘只能前進一米，敵人的準頭再差，恐怕也不可能無一傷亡，如果像楊文所述的那樣密集的火力，可能要成十成百地傷亡。
疑點3、作戰時間問題
楊成武版本是凌晨到達瀘定橋，下午4時開始攻擊，傍晚5點多結束。
作戰講究的就是時間，為何要在到達之後的8、9個小時之後才進行攻擊，豈不貽誤戰機？在這8、9個小時之內，敵軍幹了些什麼？莫非在坐以待斃？
還是覃應機版本隨到隨攻比較符合常理。
疑點4、行軍時間問題
匯總一下文中的時間要點：
a、時間只剩下20多個小時了，紅四團離瀘定橋還有240里。
b、翻山越嶺，沿路擊潰了好幾股阻擊的敵人，到晚上7點鐘，離瀘定橋還有110里。戰士們一整天沒顧得上吃飯。他們冒著雨，踩著泥水繼續前進。
c、兩支軍隊像兩條火龍，隔著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潑一樣，把兩岸的火把都澆滅了。
d：紅四團仍舊摸黑冒雨前進，終於在29日清晨（其他文獻指正6時許）趕到了瀘定橋。
得出：疾奔一天疲勞的軍隊負重、大雨、摸黑、踩著泥水翻山越嶺，11小時（晚7-早6點）夜行110里，即摸黑夜行速度高達10里/小時，全團個個都是飛毛腿、草上飛。
1974年夏季，瀋陽軍區39軍一個徒步步兵師在年度例行野外拉練中，在23小時45分鐘內，正常天氣、公路、不需停下打仗、可照明的情況下，不間斷急行軍264華里，即平均一小時11.1里，打破紅軍飛奪瀘定橋以來最快單日徒步強行軍記錄120Km並保持至今。
後來CCTV舉辦《我的長征》，特選8個身強力壯的志願者，在無障礙（無間斷、有照明）情況下跑完這段路程，花了19個小時，實際距離224里，行軍速度為11.78里/小時。
疑點5、作戰人員名單
5月25日打響的強渡大渡河17勇士名單在紅一軍團政治部編印的《戰士報》所登載。紅一軍團政治部編印的《戰士報》在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84期主要內容是介紹前一天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的戰鬥，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186期，是介紹大渡河全部戰役的情況，頭條標題就是《大渡河沿岸勝利的總結》。
飛奪瀘定橋戰鬥是5月27日打響的，據說這場關係到紅軍生死存亡的瀘定橋之戰在《戰士報》第185期上有報導，但該報已遺失，由紅一軍團宣傳科科長彭加倫親自追蹤報導的瀘定橋之戰，竟然在隨後的《戰士報》也未像大渡河戰鬥那樣有後續報導，這一點令人不解。在長征後編寫的《紅軍長證記》中以新聞稿為基礎的彭文也沒有22勇士名單。
186期的《戰士報》，上面寫是「二連21個英雄首先爬鐵鏈冒火過河」。現在，根據時任紅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將軍發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憶文章《飛奪瀘定橋》，人們把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定為22名。
根據楊成武、羅華生等的回憶，飛奪瀘定橋22勇士中，僅有4個人的名字是可以記起來的，解放後追訪，找到了第5名勇士。1974年四川成立了專門的調查小組，尋找22勇士。
覃應機版本中的11人，雖未被報紙登載，但其本人可以回憶起七人的名字。
疑點6、敵人太笨，還是棄守？
按楊成武版本，既然敵人拆掉了橋板，說明敵人已有了充分準備。有備之敵打一天一夜行軍300里的紅軍，再加上瀘定橋這樣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天險，結果卻戰敗了。是敵人太笨，還是「共軍太狡猾了」？或許這剛好能說明，即使有敵人，也是人數不多的素質很差的「民兵」式的民團，而且沒有多少準備，要不然怎麼會臨時燒橋？
疑點7、22勇士如何作戰
如果敵人拆掉了橋板，按陳雲的說法，「他們雙手抓住鐵索前進」，二十二勇士騰不出雙手，即便有走鋼絲的本事，也不能作戰，更不要說像傳說的一樣「沖」過橋去。
疑點8、作戰統計結果缺失
按楊成武版本，不但「飛奪」了瀘定橋，而且還進行了巷戰。不管是擊潰兩個團也好，還是兩個旅也罷，又有迫擊炮和機關槍，戰鬥規模如此大，紅軍相應殲滅和俘虜敵人、繳獲的武器裝備數量應該也較大，但所有資料中都未提。
疑點9、是誰打的瀘定橋
這雖是體系內爭功的事情，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飛奪瀘定橋的不確切。在攻打瀘定的前兩天，紅軍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當時執行渡河任務的是紅一軍團紅一師紅一團，沒有任何爭議，那麼瀘定橋之戰為什麼爭議很大呢？這只能說明過橋沒什麼組織，也沒怎麼打，哪個部隊到了，哪個部隊過橋。
相對而言，覃應機版本比較客觀，一是說敵人是雜牌軍，後來跑了。民團跑了很正常，兩個旅敵人跑了就太不正常了，況且後來也沒有報導敵軍的指揮員受軍紀處罰；二是在有橋板的條件下過的橋（不管是敵人沒拆橋板，還是新鋪的橋板）；三是幾乎沒有打。另外，作為紅軍主力的紅三軍團在那段時間失去蹤影也太不正常。
二、守衛瀘定橋的軍隊是國民黨嗎？守軍到底有多少人？
台灣「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90300030021號」卷宗顯示：「劉文輝電蔣中正：據袁旅稱俘匪共匪主力由安慶埧夾河竄康定企圖由炮山經丹巴合徐及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等情報」，時間就是1935年5月29日。
也就是說，當時守衛瀘定橋的部隊，並不是《飛奪瀘定橋》所說的國民黨中央軍，也不是劉湘的軍隊，而是四川的另外的一個軍閥劉文輝的部隊。
劉文輝何許人也？他就是四川大地主劉文采的哥哥，人稱「西康王」。後反蔣不成，遂聯共自保。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義，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國家林業部部長。
紅軍過瀘定橋的時候，也正是劉文輝最失意的時候，一方面，蔣介石想解散他的部隊，另外一方面，劉湘也一直在壓制他。1935年敗走雅安後的劉文輝剛在西康站住腳，5月，紅軍通過西康地區時，蔣嚴令劉文輝的24軍在大渡河沿岸堵截，而當時的劉文輝，既怕蔣趁機吃掉他，又恐紅軍占其西康。敵人的敵人自然就是朋友，所以象徵性的抵抗的情況下，一切就可以解釋了。
從國民黨軍隊的大量來往電報、部署也可以看出，長征故事中說的守橋的國民黨24軍第4旅李全山團，其實並不駐屯瀘定城，而在遠處的化林坪一帶。駐紮瀘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長余松琳。紅軍到來前夕，該旅就離開了，被派去50公里外的康定，瀘定、康定並屬的西康地區專員6月3日的通報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瀘定。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只提到紅軍在去瀘定橋的路上，和離開瀘定橋之後，有幾次小型遭遇戰。也就是說，紅軍5月29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也沒有劉文輝的重兵把守。
一個來自當時守軍的回憶錄，也側面佐證了上述事實。
饒傑《我的軍人生涯》，引自《南澗文史資料》第一輯第60～61頁
1935年紅軍長征，突破金沙江，攻克會理州，麾軍大渡河。當時，我已升為三十八團第三營營長，團部進駐瀘定縣化林坪，命我營趕赴瀘定橋阻擊紅軍北渡。團長面示我營，須讓對面的一個自衛團回過瀘定橋後才能炸橋。於是，我營到達瀘定橋後，我即命令拆去橋面木板，並在橋頭築下臨時工事，加強布防，紅軍一夜急行軍九十餘里，先頭部隊於我們布防後第二天拂曉到達橋頭。當時，我還以為是我們自衛團的人回來，就上橋樓呼問番號，我的話音未落，忽然對面掃射來一梭子機丅槍子彈，站在我右側的一個傳令兵中彈身亡，我立即臥倒並命令各連進入陣地還擊。雙方激戰兩天一夜。紅軍多次衝鋒失利，紅軍看到我們守橋甚嚴，於是遣一部從下游水堡處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營後面，截斷我營與團部的電話聯繫，從而使我腹背受敵，我料難以堅守，決定留下一個排在橋頭掩護，其餘向瀘定後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個排，一面掩護我們撤退，一面將數百枚手榴彈捆在橋上，然後放火燒橋，想藉助於手榴彈的爆炸而炸毀瀘定橋，並命令他們必須燒橋後才能撤離。當我們到達瀘定後山時，命令開槍，掩護那排人撤離。只見橋頭火光四起，熊熊燃燒，可不見鐵橋爆炸，始知手榴彈是用火燒不響的。於是，紅軍得以過橋。
註：饒傑，1911年生人，雲南省南澗縣人，1928年投身滇軍，在滇軍李仕達部任少尉排長，後滇軍內爭失利，在四川木里轉而投靠川軍。1979年平反，擔任南澗縣政協委員
上述這段回憶文字卻與紅軍方面另一位人士的回憶文字有接近或吻合之處，這就是時任紅三團巡視員的肖鋒將軍在《長征日記》中的記載，不過肖鋒在其日記中記載奪取瀘定橋的時間是「5月27日」——早兩天。
肖鋒《長征日記》中稱（第8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紅三團上午從新民（其實當時不叫這個名字，而是叫「海耳窪」）出發趕到瀘定橋之時，敵人正「……手忙腳亂地準備放火燒板橋，還沒來得及點燃導火線，我們三團偵察排已猛撲到敵人跟前，厲聲高喊，『繳槍不殺！』敵人聽到喊聲，一下子嚇呆了……」。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邱會作回憶錄》第五章「艱苦的歲月」寫道
中央縱隊提前趕到瀘定橋，此時瀘定橋戰鬥已經結束。提前過河到東岸的一軍團一師（李聚奎為師長）三團（黃永勝為團長）首先向橋頭堡守敵發起進攻，拔掉了敵人的碉堡。更為關鍵的是，敵人已經在鐵索橋上埋好炸橋的炸藥包，三團勇士迅速拔掉導火線，保住了鐵索橋。西岸的一軍團二師四團也開火過橋，守敵全部殲滅。過瀘定橋那天我特別激動，它哪裡是橋呀，是懸在相距近幾十米遠兩岸上的十三根鐵鏈子，九根做橋面，四根作兩邊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當橋面，人走在上面時橋就晃來晃去。瀘定橋是我一生中過得最不安全的橋，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橋，因為過了它，我們就轉危為安了。
也就是說，三團已經從其他地方提前過河，守橋的敵人處於前後夾攻中敗退，橋板並沒有完全撤走，鐵鏈一說純屬無稽之談。
1935年陳雲向共產國際所作的關於紅軍西征情況的匯報
紅軍在控制瀘定橋之後，中共中央在瀘定城舉行了會議，史稱「瀘定會議」。這個會議決定派遣陳雲到上海去恢復白區黨組織工作。此後陳雲就在天全縣靈關殿離開長征隊伍，作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離滬赴蘇，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0月陳雲向共產國際作了關於紅軍西征情況的匯報。匯報紀錄稿長期塵封在共產國際檔案中，1996年被發現，後全文發表在中共中央《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1935年的匯報中，陳雲談到了大渡河戰役中的安順場之戰和瀘定橋之戰。關於安順場之戰，陳雲提到有5個人受傷；瀘定橋之戰則不同，陳雲未提傷亡，描述也比較戲劇化：
我們派出一個最優秀的連隊作為前鋒，他們雙手抓住鐵索前進。我們終於找到了木板，大家在前鋒連掩護之下爬過了橋。敵人見紅軍戰士如此頑強，大聲喊道：「好啦，我們投降。」隨即便交出了武器。(《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第20頁)
兩種說法比較，覃應機的版本，與陳雲做的匯報，吻合較大一些。一切的描述都更支持覃應機的說法，但覃應機的敘述比較平淡，楊成武方面的則比較驚心動魄的描述，受到容易親睞，更具備大肆宣揚的可能。
三、彭加倫《飛奪瀘定橋》的成文背景
紅四團飛奪瀘定橋的故事，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倫寫的《飛奪瀘定橋》，大約成文於1936年。彭加倫在長征時任紅一軍團政治宣傳科科長。
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來到陝北採訪，這被看作是一個向外宣傳，特別是向外國人募捐籌款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發起徵稿：
「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此一徵文活動，三個月內共收到稿件200餘篇，50萬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參與編輯，最後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統稿成書，共挑選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題名《紅軍長證記》（又名《兩萬五千里》）。
既然是為了宣傳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緊張、越驚心動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倫《飛奪瀘定橋》一篇，成為描述瀘定橋之戰的首選。而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中對瀘定橋之戰的繪聲繪色的動人描寫，許多都則取材於此。
基於此，美國記者斯諾寫道：過瀘定橋「是長征中最關鍵的時刻」。「木板有一半給抽掉了，從岸邊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鐵鏈。在東岸的橋頭，敵人的一個機關槍陣地正對著他們，它的後面是由一團白軍把守的陣地……誰能想到紅軍會發瘋似的試圖從光鐵鏈上過河呢？可是紅軍卻偏偏這樣做了……頭一個戰士中了槍，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個……敵人把煤油扔到橋板上，橋板開始燃燒起來。這時，大約有二十名紅軍戰士用雙手和膝蓋匍匐前進，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扔進敵人的機關槍陣地。」
無論有多少不通之處，由於斯諾的再傳播，彭加倫講述的故事，紅四團的飛奪瀘定橋故事版本，成為對外宣傳的主調。
四、近年解密的國民黨文獻，充分說明瀘定橋守軍為劉文輝部
1、川軍24軍川康邊防步二旅與西康專員公署為紅軍攻占瀘定飭發安定人心布告訓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為令知事。
查本月感晨（即27日晨——引者注），共匪將我猛虎崗突破後，由磨西面分向瀘城猛撲，與本旅激戰於冷竹關、雅家埂一帶。幸賴官兵奮勇，激戰兩日，匪勢不支，向大烹垻渡河進攻瀘定，縣城失陷，匪大部進駐縣城。前進方向末明，本旅正謀大部出擊，收復瀘定與雅寧大部，為夾擊殲滅之計。九龍、丹巴尚無匪軍進犯，冕寧己於艷日（29日——引者注）收復。
康區交通不便，深恐匪情不明，傳聞失實。合行令飭，仰該縣長即便知照，布告人民一體周知，並傳諭各安生理，是為至要，至囑，著並遵照。切切此令。
旅長余松琳
副旅長章鎮中
專員陳啟圖
——《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59頁
2、四川（重慶）行營參謀團川中剿匪工作報告書（節錄）
（1935年1月～9月）
匪圍攻江油閱四十日之久，經我陸空各軍聯合痛剿，卒被擊潰，狼狽西竄。而朱毛殘匪，當我與徐匪激戰於嘉、涪兩江地區之際，已於五月六日，由元謀以北，渡過金沙江，圍攻會理。我第二十四軍劉元瑭部櫻城固奪，迨薛部先頭渡江追擊，該匪即舍會理北竄。迄竄至大渡河南岸，勾結劉文輝部賴營之一部叛變，竟於五月二十六日，得由安順垻上游，偷渡大渡河，企圖以主力進竄漢源、滎經，直取雅安。一部進取瀘定。嗣經楊森部痛擊漢源、滎經一帶，劉文輝部堵擊於瀘定不逞，乘虛進陷天全、蘆山、寶興等處。又被楊部追剿，先後收復截擊，其偽幹部團投河死者千餘。至六月十二日，竄至寶興以北之大磽磧附近，與徐匪合股。蓋徐匪已於五月十六日，乘虛攻陷茂縣。二十一日，以一部渡岷江占理番。六月六日，陷撫邊。八日已陷懋功也。
——《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中央部分（上）》第543頁
五、楊成武版本和彭加倫版本的親緣關係
彭加倫之子彭查理在《「飛奪瀘定橋」的人和事》中寫道：
（《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
當時的情況是，《星火燎原》編輯部向我父親徵稿，我父親就把那篇著名的《飛奪瀘定橋》一文給了他們，不久楊成武來找我父親求父親幫他忙，成全他一個心願，希望父親把「飛奪瀘定橋」這個標題讓給他使用。原因是《星火燎原》編輯部說文章的標題不能重名，而圈內人士都知道「飛奪瀘定橋」的標題是我父親首創的，楊這才來請父親幫忙。
楊成武對我父親說，老彭，瀘定橋這一仗是我打的，看在咱們這麼多年的情義上，你就把這篇文章讓給我吧。父親答應了他的要求，成全了他的心願，並把自己的稿子從《星火燎原》編輯部撤了回來，所以在《星火燎原》中的文章是我父親的原文又經過了楊成武增刪的文章，署名也是楊成武。
儘管後來也有些高級軍事將領，職務和級別都比楊成武高，要為我父親「正名」，都被父親攔下了，父親說，我與成武同志幾十年的感情還抵不過五個字嗎？！不要再提這件事了。從此「飛奪瀘定橋」成為楊成武將軍的專用詞彙。直到紀念紅軍長征六十周年之際，史學界又把我父親這個《飛奪瀘定橋》的文章「之父」搬了出來。
六、鄧小平蓋棺定論，飛奪瀘定橋戰鬥情節純屬虛構
1982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與鄧小平會面時談及飛奪瀘定橋，鄧說，「嗯，在我們的宣傳中那就是這樣了。我們需要表達我們的部隊的戰鬥精神。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麼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麼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