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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踏著母親的遺體前行的紅衛兵 竟成新的道德英雄

——祭壇上的童年

“盲人們,摸著他們的眼皮,叫喊說這就是歷史”

——加繆《反叛者》

1963年初秋,我以優異的測試成績進了一所有名的小學念書。儘管班主任總是報怨我屁股上有釘子,喜歡在座位上扭來扭去,跟身邊的同學“講閑話”,但我仍然是班裡成績最好的學生。我總是搶先響應老師的提問,第一個說出他們期待的答案。我的搗蛋和我的成績構成了正比關係。這使老處女的班主任深感困惑。

直到小學兩年級,我才對這種自我分裂的情景有所察覺。我要在思想品德上來一次徹底的翻身。為了顯示學習雷鋒的決心,我決計狠狠做它一次“好人好事”。那是六月一日兒童節的日子,母親很早就按約定把我叫醒。我跑到學校的教室里掃地,又用自己帶去的抹布擦桌子椅子,搞了一個多小時,弄得渾身臭汗,然後在同學進教室前悄悄溜走,躲到低年級的廁所里假裝出恭,一直蹲得兩腳發麻,以免讓任何熟人瞧見。這場笨拙的道德練習,看起來就像是一次可笑的偷竊行為。

第一堂課是新班主任的政治課,老師開始用戲劇性的語調錶揚一位學雷鋒的“無名英雄”:“他今天早上悄悄的做了好事,把我們的班級打掃得乾乾淨淨,讓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這個同學現在一定就悄悄地坐在我們中間,可是他一點都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他的優良品質,值得我們大家好好學習……。”

我癱瘓在自己的座椅上,兩眼含淚,周身融解在聖潔的狂歡之中,彷彿全世界都在仔細地注視和傾聽。這是從未有過的崇高時分,一種烏托邦式的情感,淹沒了我幼小的靈魂。我是後宰門式的兒童,早熟和幼稚的混合體,猶如詭異的鮮花,盛開在集權主義的祭壇上。

但這場危險的道德實踐隨後就成了歷史。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的頑童本性獲得了解放。只是由於過於年幼,我們被拋棄在運動的邊緣。我和這場革命的唯一聯繫,就是為它跳過幾場舞蹈。那時所有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我所在的小學,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小分隊,並且由於演出水準不錯,有幸成為“上海幼小教造反總隊司令部”的直屬宣傳隊,奉命在各企業和學校的造反大會上演出,而得到的唯一的犒賞,就是美味的肉包子和榨菜蛋花湯。

我和另兩個小男孩頭戴白毛巾,鼻插假鬍鬚,扮演熱愛毛澤東的老農,在新疆風格的音樂里一步三晃,笑容可掬。由於身體肥胖,我跳得非常笨拙,但這卻是我被老師選中的原因。我是那種可愛的丑角,一出場,觀眾便開始吃吃地發笑。在2006元旦的這個冬夜,越過40年的漫長歲月,我在書桌前回望時間的開端,看見一個天真無邪的小胖孩,與無數成人一道,為酷烈的紅色革命,幸福地勾勒著喜劇性的花邊。

但正是在這樣的在喜劇表演里隱含著無限的殺機。派系鬥爭時常會危及我們的生命。有一次我們在郊外的焦化廠演出,台下兩個派別突然激烈開打起來,有人當場被飛舞的鐵棍打死,鮮血和腦漿一直濺到了台上。人們驚叫著四散而逃,而我們則嚇得趕緊從台上溜走,由兩個好心的工人帶著,沿水渠逃出了暴亂的廠區。我們在路上攔車,花容失色地回到了上海。

我們為這場演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宣傳隊的一個11歲小歌手,不幸死在武鬥的混亂現場。她是一個面容俏麗的女孩,卻酷愛風格堅硬的軍裝。當她渾身包裹在粗陋的制服里時,儼然一個袖珍型號的女兵。這身裝束就是她被造反派誤傷的原因。她是宣傳隊里最照顧我的姐姐。每次上車,她都給我留個位置,然後衝著我大喊:這裡這裡!她的笑魘就是我的安慰。

我用她清亮的歌聲,編織過關於音樂的初級夢想。但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猶如一株被無情踐踏和揉碎的植物。她是我記憶中最溫柔完美的形象。我和其它幾個小夥伴一起,抱頭大哭了一場,痛悼神仙姐姐的夭折。她的母親也是個美麗的女人,她神色蒼白地來到學校,又掩著臉絕望地離開。從此,她和她的一切都從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但死亡卻因此變得離我們很近,彷彿就懸掛在自己的前額上。宣傳隊被下令解散了,我回到家裡,變得無所事事。在那個年份里,街上很少有我這樣的胖孩。夏天出門去,老是遭到圍觀,甚至被人摸著胳臂說:“這個小人真好白相”(這個小孩真好玩)。害得我不敢穿短袖衣服出門。父親見我萬般苦惱,就說還是練拳去吧,練練拳,你就會瘦的。他把我帶到附近的一所公園,見了一位姓何的少林師傅,請他收我為徒。從此我開始了練拳的江湖生涯。

與酷烈的文革景象截然不同的是,公園是安祥而和諧的天堂。逃避“運動”的人們在這裡找到了臨時的棲所。到處是練拳的人群,還有帶孩子在草地上散步的端莊女人。我在這裡壓腿、拉韌帶,練習12路彈腿、小黑虎拳和陳式太極拳。我還有一大堆師哥師弟,個個肌肉發達,拳腳堅實。而我只是混雜其中的一支濫竽,成天擺著虛浮的花架子,不肯下工夫苦練,只是每天去公園玩耍,看陽光、浮雲、蒼狗、拳民、幼童、老嫗和變幻的大千世界。

在寧馨的黃昏,公園裡人漸稀少。夕陽斜射在東正教堂的天藍色圓頂上,似乎要關閉一個正在凋謝的童話。有個老翁兀自站著,面朝樹叢,神色莊嚴,彷彿陷入了沉思。他的影子被拽得很長,一頭在他腳下,另一頭悄然爬上了我的腳面,而他的孤寂像水流一樣注入我的身體。也許正是從那個時刻開始,我轉型成了一個感傷少年,很容易被黃昏的光線所傷害。

以後學校開始恢復秩序,我們重回課堂,以一種古怪的方式接受新體制的規訓。每天早晨,我們迎著凄厲的寒風,在《東方紅》的樂聲里觀看升旗儀式,然後是第N套廣播體操。那些稚嫩的身軀,瑟縮在過於寬大的粗布衣服里,宛如一些營養不良的豆芽。操後,我們排隊走回教室,先由班長大人高喊“全體起立”,班長領詞叫道:“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全體跟著叫道——“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班長大人又喊:“敬祝林副主席——”,大夥又跟著高聲狂喊——“身體健康,永遠健康!”之後,開始集體背誦“老三篇”,從《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一直到最枯燥乏味的《反對自由主義》。每天里最無聊的時刻降臨了,我們高聲吟誦,像和尚念經一般,蓄意發出古怪的拖腔,藉此改造著無聊的儀式,令它散發出油滑可笑的氣味。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貼著毛澤東畫像,他長得跟慈祥的老太太似的,終日注視著我們這群小王八蛋,發出不動聲色的微笑。在畫像的兩邊,分別貼著他老人家為我們書寫的座右銘:“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每個字都閃爍著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我們卑微的居心叵測的靈魂。

語文老師,一個臉蛋滾圓的高大女人,正用她的上海普通話念著課文——“王傑叔叔奮不顧身地推開了戰友,撲在炸藥包上……”,她表情生動的講解,低回在頑童們發出的紛亂噪音之中。這通常是課堂偷襲戰的時刻。各種粉筆頭、紙團和話梅核開始在教室里四處橫飛。被打痛的男孩子開始怒罵,女孩則在一旁嘻笑。老師在講台上用力拍著教鞭,氣得滿臉通紅。課堂的氣氛頓時變得活躍起來。

1968年的冬天,我們就這樣子在教室里上課,忽然聽見操場里的學生大叫大嚷起來。我們把腦袋伸到窗外,看見東邊天空上出現了巨大而陰險的煙柱。所有的孩子都湧出校門去看熱鬧。我們沿著永加路向東狂奔,最後在陝西南路口看見了火源。它燃燒在“文化廣場”的龐大建築里。

巨大的火焰從牆垣里噴射出來,發出地獄般的酷熱。我感到整個身子變得灼熱起來,彷彿與那座可容納上萬人的建築物一同燃燒起來。隨著火焰的走勢,看熱鬧的人群不時發出驚呼,狼狽地向後逃開,隨後又涌回原先的地點,遠遠看去,彷彿是一些隨著火焰舞蹈的波浪。有人跌倒了,又被其它人踩傷,發出尖利的慘叫,現場變得更加混亂。

我們中沒有人加入救火行動。面對巨大的火勢,甚至消防隊的水龍頭也只能是杯水車薪。黑色的煙柱不斷上升,傘一般在城市上空徐徐展開,遮蔽了衰弱的冬日。到了傍晚時分,上海最大的建築物在烈焰中慢動作崩塌,化為悲壯的廢墟。幾根殘剩的發黑的鋼架,像胳臂一樣固執地指向天空,似乎在向人們訴說一宗隱秘的罪行。但新政府用隔離牆擋住了那些殘骸,企圖遮蔽這個可恥的景觀。方圓十幾里的地面上,到處散布著從煙柱中跌落的黑色碳灰,好些天都難以清除,猶如一些細小生命的屍骸,為那場革命作了噩夢般的詮釋。

第二天回到學校後,前去看熱鬧的學生都被要求做書面檢查,因為我們沒有奮勇參加救火行動。我很真誠地招認了自己的怯弱,並且發誓要向英雄黃繼光和邱少雲叔叔學習,在下一場火災里改邪歸正,爭當一個自我獻身的少年英雄。在那個年代,這種集體內省活動有一個古怪的名稱,叫做“鬥私批修”,它嚴厲地要求孩童的精神自虐。我們被是天生有罪的生靈,只有藉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發,沾滿資產階級塵土的靈魂,才能獲得被救贖的契機。

但就像所有的災禍那樣,在這場空前的火難里,湧現出了大批“英雄人物”,足以讓我們這些膽小鬼羞愧到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恰好是我的小夥伴Z的三哥。他的照片和因救火而英勇犧牲的事迹,被顯著地張貼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成了所有紅色少年的偉大樣板。

Z是個心地善良的孩子,比我小三、四歲,長著一對黃黃的大板牙,小臉上永遠掛著無憂無慮的鼻涕和笑容,他喜歡跟我這樣的“大人”玩,成了我最忠實的“跟班”。三哥的死並沒有影響他的玩性。火難發生的第二天,他就跑來跟我玩,好像啥事都沒有發生過。他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他並不在乎少了一個。

但對於Z來說,這其實是他家庭失去的第三個成員。他的父親因反革命罪,在1965那年被槍斃。他母親是中學教師,顴骨高聳,面容醜陋,卻有著驚人的生育能力,差一點就成了“英雄母親”,但在文革的高潮里,她卻因參加過“三青團”而淪為批鬥的靶子。除了白天在學校里挨整,回家後還要接受全體親生孩子的嚴厲批判。

Z的大姐是紅衛兵組織的領袖。我至今還能依稀記得她的形象——一個身穿軍裝,腰扎武裝皮帶的高顴骨女人。也許因為出身不好,她看起來比任何人都更為激進,並在虐母方面顯示出驚人的原創性。每天晚上,她都要率領眾弟妹圍攻母親,逼迫她在家門口下跪,反省和懺悔自己的罪惡。她在子女們的“打倒”口號聲里沉默,偶爾也作小聲的自我辯解,甚至發出低低的哀求。但沒有得到任何響應。這樣一直折騰到午夜,她才被准許起身進屋睡覺。今天看來,這顯然是蓄意導演的鬧劇,它旨在向外人宣告:她已經與反革命老媽劃清了政治界線。

數天後的一個上午,人們發現了Z母的屍體。她乘孩子夜半熟睡之機,縊死在自家的廚房裡。在死亡的前夕,她甚至燒掉了所有的銀行存單和剩下的少量現金。讓那些忘恩負義的小癟三們餓死去吧!我猜想,她一定帶著這最後的詛咒,大步逃離了地獄般的家園。

現在,基於那場意外的大火,一個新的道德英雄終於從反動家庭里脫穎而出了。這是最富於戲劇性的事件,它的非凡意義,超越了尋常的政治邏輯。新政府很樂意接管這個家庭的生活開支。他們沒有成為沿街乞討的政治孤兒,而是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面目,成為文革中最幸運的家庭之一。但大姐完全可以從世人的眼神里讀出內在的鄙視。她對此的迷惘和恐懼是我們無法覺察的。幾個月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爆發,她熱烈響應了偉大領袖的號召,向祖國最遙遠的邊陲進發,從此變得杳無音訊,猶如一朵熄滅在夜空上的焰火。

她的逃亡在家裡形成了短暫的權力真空,但不久後,Z的二哥就接過了大姐的革命傳統,繼續踐踏著母親的政治遺體前行,並因此成為新一代的思想標兵,先是被提升為上海市紅衛兵組織的領導人,繼而成某工業局的革委會副主任。只有那個最年幼的小弟,繼續跟我在一起玩耍,下棋、習拳和看小人書,對這些熱烈的家庭事變置若罔聞。

整個小學時代最激動人心的事件,是我一度被老師選中,參加在虹橋機場歡迎柬埔寨總理西哈努克親王的儀式。這是一項無比榮耀的使命。我確信被選中者都是學校的精英份子,代表著革命的未來。我們每天穿著白襯衫和藍褲子,在酷熱的陽光下操練,學習立正、稍息、向左看齊、齊步走,向後轉……。我甚至要求母親為我買一雙白色球鞋,每天用清水輕輕拭去塵土,保持它的潔白,以便更好地向神聖的團隊靠攏。這是身體和思想的雙重操練。我的皮膚被曬得黝黑,而靈魂卻在劇烈地變紅。

但這場難苦操練的結局卻出乎意料。兩個指導老師之間發生了權力鬥爭,作為失敗者的一方,我被無情地淘汰出局。這是我童年時代遭受的最大的心靈創傷。老師在大會上宣布參加歡迎儀式的正式名單,卻沒有我的名字。我向校革委會主任申訴,他哂笑著推開我,好像在推開一件愚蠢的物體。就在那個時刻,正義在我面前崩塌了,帶走我了對理想的最熱切的企望。我無限痛苦地懂得,即使在最明亮的正午,我們都無法規避醜陋的陰影。

是的,在1970年的秋天,我被一架掌控人民靈魂的權力機器推開了,成了真正的精神棄兒,流浪在我自己的家園。我脫下了制服,並且再也沒有穿過那雙白色的球鞋。就在2006年元旦,當我在書桌前凝視童年的命運時,我才真正懂得,正是那次意外的打擊拯救了我。我看見,13歲的盲人在那個時刻死掉,又在那個時刻獲得了秘密的重生。

(原載《花城》2006年第2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花城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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