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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全藏最神聖的佛殿——大昭寺是怎麼被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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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2002年期間我採訪了一位年約五十的女子,她曾經當過八角街居委會主任,是那種常見的隨著時代的風向搖擺不定的積極分子。她看到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的反應耐人尋味,尤其是砸大昭寺的照片和批鬥貴族、仁波切的照片,令她很不自在。


她先是承認說,是的,大昭寺被砸了;但又趕緊說,那都是學校里的孩子們乾的,是拉薩中學的學生們,不過他們都是小孩子。

我問她,沒有居民嗎?聽說有很多居民參加了。她飛快地眨眨眼說,可能有吧,我不知道,我沒有進去,但我知道是學校里的紅衛兵去砸大昭寺的,後來可能有居民也去砸了一點,可當時只有學生敢這麼做,其他人哪裡敢啊。

那麼,你當時在場嗎?我問。我當時,她說,我們當時聽說砸大昭寺了,都跑去看,但沒進去,不知道裡面砸成什麼樣了,後來我們又跑到大昭寺講經場“松卻饒瓦”那兒去看,當時跑來看紅衛兵砸寺廟的人很多,從哪裡來的都有,本來有的在轉街,有的在轉經,聽說有這樣的事情都圍過來看。

那時還有人轉經嗎?我問。有,她說,紅衛兵是突然來的嘛,紅衛兵什麼時候要來誰也不知道,所以還有轉經的、磕頭的,這些都有。不過像這些舉小紅旗的,喊口號的,這就是組織起來的,是居委會組織起來的。她指點著照片。

那你們看見這種場面時,心裡是什麼想法呢?我問。

她遲疑了一下說,怎麼說呢?心想就這樣把這些都砸了嗎?可是,想說什麼的話也不敢說,對吧?不然就會扣帽子,對吧?誰也沒有這個膽量啊。可是,她有些激動地說,如果不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然後這樣動員那樣動員的話,那些學生怎麼會去幹這種事情呢?因為在這之前,他們一次都沒去砸過寺院(有意思的是,在這段話里,像這幾個詞:“組織”、“事實”、“扣帽子”、“炮打司令部”,她都是用很標準的漢語說的)。

其實這位積極分子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2003年我還採訪過一位曾當過河壩林居委會組長的女子。她說:“文化大革命實在是太壞了,砸的砸,扔的扔,什麼都破壞了,如今又要重新恢復,但是能跟以前一樣嗎?那時候說宗教是不能信的,必須要砸爛宗教,很多藏人就這樣去把自己的宗教破壞了,當然這裡面有害怕,也有的真的不信了。再加上從共產黨到西藏以後,已經十多年了,宗教的影響一天天小了,很多年輕的藏人不懂得宗教,只有年紀大的藏人堅持信,這又有什麼用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年輕的藏人沖在最前面,讓他們砸哪個他們就砸哪個,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的。當然後來隨著年紀大了,經歷的事情多了,又反過來覺得還是宗教講得對,所以轉經的有,磕頭的有,朝佛的有,這裡面好些人當年就是那些不信的人,現在信了,非常後悔。”

從小出家為僧、一九五九年至文革時期當過居委會民政委員、紅衛兵、民兵和造反派、文革後復又皈依佛教的強巴仁青也算得上是積極分子,但他當時確實是把宣傳“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當作另一種宗教去接受、去聽從、去行動的,所以在他的回憶里有許多矛盾和困惑,反倒凸現出一個普通人真實的思想和經歷。2003年初,在一位長輩的介紹下,我採訪了75歲的強巴仁青老人,聽他講述了他的故事。他是這麼講述1966年8月的“破四舊”革命行動的:

“……先是在合作社開大會,那是一個動員大會。沖賽康居委會的頭頭都來了,說無產階級司令部要向資產階級司令部開炮,所以我們要成立一個組織,要‘破四舊’、‘立四新’。不久我們又參加了一個會議,會上勝利辦事處(下轄八角街、沖賽康等四個居委會)的張書記說,要把劉少奇和達賴喇嘛的照片取下來,要砸爛‘蘇西’(拉薩老城四個方向的角,以矗立的經幡旗杆為標誌)和‘厥西’(四個護法:布達拉宮、大昭寺、丹傑林寺的護法,還有一個護法,強巴仁青說忘記了)。說這些都是‘四舊’,是四個舊東西;還說,‘蘇西’和‘厥西’在哪個居委會的地盤上,就歸哪個居委會去砸。

“我們沖賽康的任務是砸‘嘎林古西’。嘎林古西是在帕廓北街郎孜廈和嘛尼拉康旁邊的一座白塔,有四個門。歷史很長,差不多有五百多年了。很多人都說是一個大商諾布桑波修建的,所以在這塔里供著他的遺體。

“當時我是民兵裡面的小幹部,相當於班長。我們的頭頭是崗珠,他現在還在,是沖賽康居委會的書記。他帶著我們到了嘎林古西跟前,讓我和一個叫索朗的小夥子(他現在已經死了)爬到佛塔上去了。反正當官的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得做什麼,所以我們就爬到塔上面了。塔的頂是那種有月亮和太陽的裝飾。我和索朗用十字鎬挖,挖不動,因為釘得很結實。又用繩子套在上面使勁拉,這下拉倒了,露出裡面的很多寶貝,有九眼石、綠松石、珊瑚、翡翠等等,還有金子和銀子。我就用哈達包起來,還告誡同伴說,不要拿啊,然後就把哈達交給了居委會的一個頭頭羅羅拉。其實我心裡並不是滋味,不管怎麼說,我過去是僧人,現在做這種事情,這是有罪孽的,可是不革命又不行,所以我就默默地許了一個願:但願我的來世投生在一個很富有的家庭,修一座跟這一模一樣的塔。這時候,拉薩中學的學生來了,敲鑼打鼓的,還喊了很多口號,說是要大破‘四舊’。”

“不過我們沒有砸完這個塔,因為城關區建築隊的頭頭來了,說這個塔不是屬於沖賽康的,所以砸塔的任務就由他們接管了。他們還把諾布桑波縮得很小的遺體拿出來遊街示眾,然後不知扔到哪裡去了。塔裡面的所有寶貝也被他們拿走了,不知道是上交了還是私吞了,總之再也找不到了。就在這天,大昭寺被砸了,主要是八角街居委會幹的,因為大昭寺是屬於八角街居委會的。”

化名為久吉的六十多歲婦人是木如居委會的居民,其實是我父親的表妹,如今居住在尼泊爾和印度兩地。2003年在我對她的採訪中,她回憶說:

“有一天居委會通知我們,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要穿上盛裝去開會,要帶上鋤頭、十字鎬和背兜,家裡一個人也不準留下,也不準請假,誰要是不去的話就取消戶口和糧卡。於是我們早早地都去了,也不知道要去做什麼。居委會挨家挨戶地點人數,看人來齊沒有,然後開會,宣布要‘破四舊’。然後讓所有人排隊出發。”

“那麼到哪裡去呢?原來是把一部分人帶到赤巴拉康,一部分人帶到居麥,一部分人帶到希珠拉康。赤巴拉康在小昭寺的隔壁,是一個佛殿;希珠拉康是吉崩崗附近的一個小佛殿;居麥是下密宗學院,又叫木如寺。它們都是屬於木如居委會的。居委會的紅衛兵和積極分子沖在最前面,把兩個佛殿和居麥都給砸了,我們這些人就把砸碎了的佛像裝在背兜里,去倒在路上和街道上。把經書也一張張地撒在馬路上。居委會就是這樣安排的,我也是其中背著背兜倒佛像的人。不去是不行的,不但會挨罵,而且還會受到更嚴重的處罰,那就是取消戶口和糧卡。所以全部人都去了,沒有一個人膽敢不去,很多人都是出於恐懼不得不去這樣做的。除了那些積極分子以外,沒有一個人願意這麼做。”

“吉崩崗居委會的任務是砸小昭寺。小昭寺里供奉的覺仁波切(釋迦牟尼佛像)是當年尼泊爾公主帶來的,金屬做的,不像其他佛像是泥塑的,砸爛以後可以倒在路上,所以就被鋸成了兩半,扔在拉薩的一個倉庫里。文革結束後竟然在北京發現了上半身,班欽仁波切(十世班禪喇嘛)派人送回拉薩,跟下半身重新拼湊在一起,又供奉在小昭寺裡面了。”

“心裏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時候,每次踩著經書和佛像走路的時候,心裏面的那個害怕啊,實在是說不出來。但是沒有辦法呀。天哪,那時候還把夾經書的木板拿去蓋廁所。那木板上面還刻的有經文。貢覺松(向三寶祈禱)!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啊。……人們都害怕去那裡解手,可是不去的話,居委會的幹部要罵。當時這些都是居委會安排的。”

由此看來,在“破四舊”的風潮中,各居委會扮演的是貫徹、組織和實施的角色。可是,如果沒有來自上級,甚至上級的上級的指示和安排,各居委會敢於擅自主張嗎?正如一位居委會的幹部所說:“居委會這麼做也是城關區安排的,城關區的上面是拉薩市,拉薩市的上面是自治區……”。當然學校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曾經深受毛澤東喜愛的紅衛兵正是出自中學和大學,學生紅衛兵因而具有某種神聖的地位,不論怎麼做也是“造反有理”。

另外,很多人還補充說,在砸寺院的運動中,最早確實是學生紅衛兵或居民中的積極分子很踴躍,後來則經常逼迫寺院的僧侶去拆寺砸廟,這是因為“你們自己塑的‘牛鬼蛇神’你們自己去砸”。幾乎每個人都說雖然心裡並不情願,但不服從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會挨斗甚至進監獄,那種氣氛實在是可怕極了。

必須肯定的是,那大權在手的始作俑者,或遠在北京的天安門城樓化身為向全國人民揮手致意的毛澤東;或近在咫尺,化身為執掌西藏軍政的第一把手張國華;或者城關區的某某書記、居委會的某某主任等等。但我們同樣能夠肯定的是,無論自覺與否,無論盲從與否,無論被迫與否,儘管那些參與者們終究都是被蠱惑、被操縱、被利用的工具,但也有很多本地人。而這些人裡面,既有學生紅衛兵,也有居民紅衛兵、工人紅衛兵、農民紅衛兵、牧民紅衛兵,還有普通老百姓,即所謂的一般群眾,這應該是確曾有過的事實。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裡面有多少人是因為在充滿美好許諾的新思想的鼓動下,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投入到渴望建設一個新世界的變革之中?又有多少人是因為在極權統治所製造的紅色恐怖氣氛的威懾下,並不心甘情願地捲入到來勢洶猛的、欲要顛覆一切的潮流之中?這二者,到底是非此即彼,還是兼而有之?

有必要仔細研究我父親拍攝的那些砸寺院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大昭寺的頂上,與西藏宗教截然不同的異類或者說異教符號 — 毛澤東的畫像、五星紅旗 — 佔據了原本所豎立的以“祥麟法輪”為佛教象徵的位置,顯示了千百年來在西藏大地上從未有過的,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而這一切,其實是由原本屬於這一塊土地上的子民,那些已經脫下藏袍、扔掉念珠和轉經筒而換上軍便服、臂戴“紅衛兵”袖章、手拿紅纓槍的年輕藏人,以一種與其祖祖輩輩同樣強烈的宗教感情去實踐的。當他們把毛澤東的畫像抬上舊日宗教的殿堂,是否意味著在他們的心裡,毛正是一位威力無比的新神?

所以,在照片上,大昭寺門前數不清的雲集於此的人們,在這一時刻被定格為這樣一群仰望者。但在過去,在同一個地方聚攏的,卻是無數虔誠地匍伏在地的信徒。在事隔幾十年後的今天,也同樣聚攏著眾多的磕著等身長頭的信徒,這裡面有多少相同,又有多少根本上的不同?在這些男男女女都穿著千篇一律的彼時流行全中國的軍便服的人群中,唯一一個面目清晰的男人,以這樣的服裝以及統一的髮式讓人無法辨認得出他是藏人還是漢人,但這種辨別已毫無必要,因為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相當一部分藏人與中國各地的漢人以及其他民族一樣,都有了相同的信仰,他們堪稱真誠而畏懼的心中都有了同一個神:毛澤東。

--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會如此呢?難道是因為突然之間發生的劇變,使得改天換地,新桃換舊符,新神替代了舊神?對於藏人來說,拋棄自己的神靈應該不會是他們自己所希望的,而是自從一九五零年,尤其是一九五九年以來的事實,證明了外來的全新的神靈之強大,足以將本土的、古舊的神靈打敗。他們可以說是目瞪口呆地、驚心動魄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而終於在文化大革命時,不得不低頭接受了這個事實。所以,全藏最神聖的佛殿大昭寺被砸了,某種表面上的“神靈轉換”也發生了,當然這並不長久。(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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