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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老實?彭德懷當年把劉伯承往死里整

作為南京軍事學院院長的劉伯承對此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於是彭德懷馬上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南京軍事學院,司令部就在我們訓練總監部」。當時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是肖克。他對彭德懷的如此武斷,感到無法接受。於是就寫了一封信與彭交換意見。可他萬萬沒想到,他的這封信,也像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抓住彭德懷的「萬言書」作罪證一樣,被彭德懷當成把柄,罪證抓住,稱其為向國防部進攻,「挑刺挑到國防部」來了。

彭德懷因在1959年中共的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呈遞“萬言書”批評毛搞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弄得餓殍遍野,結果受到毛澤東的瘋狂報復與打壓,直到被迫害致死,因此彭便留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是正直不阿,有話當面講,不搞爾虞我詐的、毛式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劉伯承由於中共在大陸篡奪國柄後,不幾年便悄然隱退,因此多數人對此人也印象不深,甚至認為他與中共黨內“你死我活”的內鬥沒沾多少邊。然而隨著許多被塵封的史料,逐漸解脫神秘的面紗,呈現在人們眼前時,我們看到了彭、劉二人另外不為大多數人知曉的一面。原來在“彭大將軍”春風得意,叱吒風雲之時,對與自己意見相左,或心存芥蒂者,也同樣會按黨的“傳統方式”,以反對某某主義的冠冕堂皇之詞,將對手批倒斗臭。而劉伯承也同樣是位“得勢不饒人”的先生。由是觀之,這大概應是中共的優良傳統吧!

現在我們不妨先來看看1958年在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對劉伯承所謂“教條主義軍事理論”的批判,迫使劉最後辭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之職,並永遠淡出了軍界,使劉伯承成為了在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高層軍事領導人中,第一個在所謂意識形態鬥爭中,中箭落馬而“出局”的人。而射出這一“箭”的人正是彭德懷“大將軍”。

彭,劉二人都是中共所謂的軍方元老,開國重臣。他們分別發動過平江叛亂和南昌暴動,而在1946----1949年的國共三年內戰中,二人又分別執掌著一、二野戰軍的軍權,為毛共效盡了犬馬之勞,故打下江山後二人皆並列於所謂的“十大元帥”之中。然而二人卻從來就有些“不是冤家不聚頭”的味道。早在1933年中共的寧都會議上,對於是否應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一事,便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林彪,彭德懷,朱德極力主張毛應留在前方指揮軍隊,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第三國際派”人物則力主將毛解職,在“三對三”的僵持中,劉伯承投下了支持國際派的一票,於是毛被解職。且劉伯承更得勢不饒人,接著又發表所謂理論文章,大肆批判毛澤東、彭德懷在軍事上只會游擊戰術,不能打正規戰的“右傾”傾向[注1]。二人從此芥蒂更深,據說彭德懷見到該文後十分惱怒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他就行”?[注2]

時序如飛,中國進入了對日八年抗戰的年代。中共名義上接受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蔣中正委員長的領導,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帽徽也改為青天白日,彭德懷擔任了該軍副總司令。劉伯承則是它屬下的一二九師師長。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開展了對日的“百團大戰”(這也是中共在八年抗戰中,唯-的一場像個樣子的對日作戰),而在這一戰役中,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便是一二九師。此時二人雖各懷鬼胎,但表面上還是能比較合作,未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但是到了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以後又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這個報告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的“所謂百團大戰”。劉在報告中雖然肯定了“百團大戰”的成績,但又同時指出了一些缺點。特別認為過份強調正規軍,犯了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彭德懷對這些話自然感到刺耳。但劉的報告卻博得了毛澤東的讚賞。毛一開始就對發動“百團大戰”不以為然,認為這不符合他一貫主張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在抗戰中,隱蔽精幹,盡量保存和發展八路軍實力,以便留待日後來推翻中國合法政府的“原則”。於是毛在接踵而至的整風運動中,便把劉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實際上就是“挺劉壓彭”,也使百團大戰從此成了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彭對此當然極為不滿。二人芥蒂更加深固。

上世紀1950年6月,韓戰爆發。北韓金家王朝魔頭金日成在蘇俄頭子斯大林的默許和教唆下,悍然發動了突然襲擊式的侵韓戰爭。韓國措手不及領土幾乎全部淪陷。此時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正義力量,通過聯合國授權組成聯合國軍出兵制止侵略,並以摧枯拉朽之勢將金家王朝侵略軍擊潰、殲滅並趕到鴨綠江邊。以後,中共毛澤東聽命於斯大林而喪權辱國,被蘇俄強行拖入了韓戰的漩渦。在這場歷時近三年的戰爭中,由蘇俄幕後提供武器裝備,由毛澤東、金日成公開結成的新法西斯“軸心”同盟,聯合對抗以美國和民主自由世界為代表的聯合國軍。最終以北韓的年輕男人幾乎傷亡殆盡和一百多萬中國軍人死傷的代價,使戰爭在三八線略為向此的附近終結。在這場戰爭中,中共自知理虧,師出無名,不敢以政府的名義向聯合國軍宣戰。而偽裝成所謂“中國人民志願軍”,其最高指揮官毛澤東先找林彪,林推病不去。毛澤東便指定由彭德懷任司令員。

1951年5月,彭德懷在韓戰的戰場上遭遇“滑鐵盧”,不但慘敗,而且敗得十分“難看”!“志願軍”三兵團六十軍180師,被聯合國軍分割包圍,一敗塗地,幾乎被全部圍殲,單是被俘虜的就達6千多人,差不多佔韓戰中中共軍被聯合國軍俘虜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真是無巧不成書,該師恰好就來自劉伯承的二野戰軍。打了敗仗惱羞成怒的彭德懷說話不僅失態、更變態,竟然把氣撒在劉伯承頭上。他在“志願軍”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說:“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麼也會打敗仗?”[注3]這話不久就傳進了劉伯承的耳中,劉便語帶雙關地對人說道:“彭總批評得對呀,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意思不難理解:你彭德懷在朝鮮指揮,打了敗仗,難道該我負責不成?這話是否又傳回了彭的耳中,現在兩人都去見閻王了已無從考。反正兩人從此心結上的糾葛更加“剪不斷,理還亂”了。

而劉伯承此時卻正在國內埋頭致力于軍事教學。一心想打造出一所“東方的西點軍校”或“東方的伏龍芝”式的軍事學院。那就是中國大陸著名的南京軍事學院。劉伯承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完成學業,是中共軍方高級將領中,屈指可數的喝過蘇聯洋墨水的人。經過他幾年的辛苦經營,1956年該院已具一定規模。已由最初的4個系發展到12個系。學員由750人增至3000多人,並受到毛的好評。

但就在這一年,蘇共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驚世駭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批判斯大林的報告,把斯大林駭人聽聞的獨裁專制,迫害戰友,濫殺無辜,血腥恐怖的大量罪惡,首次暴露於鐵幕之外。其政治地震能量不亞於一枚原子彈的威力。特別受到巨大震動、感到兔死狐悲的當然就是毛譯東。蘇共二十大期間,中共代表團長朱德曾發電回北京徵求中央意見是否該表態支持赫魯曉夫,毛見電氣急敗壞地罵道:“這個朱德真是老胡塗了!”其惱怒由此可見一斑。接著人民日報在毛的授意和主持下,於4月發表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竟稱斯大林“功大於過”,公開與赫氏唱起了對台戲。接著毛又發表了他的《論十大關係》,更進一步提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6月中共中央更發文通知全黨,強調要克服教條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

這一系列的大動作,對當時從韓戰歸來正春風得意,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來說,自然不難看透,毛正在摒棄50年代初“一邊倒”向蘇聯,一切向蘇聯學習,一切唯蘇聯馬首是瞻的作法。而劉伯承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卻是一個全盤抄襲蘇聯經驗,全部照搬蘇聯的軍事理論而創建起來的學府,不但有蘇聯的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與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劉伯承本人也是師承蘇聯,科班出身而“海歸”的軍事理論家。因此彭德懷自然覺得批判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的時機已完全成熟。

於是彭德懷親到中南海,徵得毛的同意後,於1957年2月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派出以陳賡、黃克誠為首,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對南京軍事學院進行調查。調查組完成工作後,在給軍委的報告中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而在該報告的最後,更特彆強調:“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不消多說,作為院長的劉伯承對此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於是彭德懷馬上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南京軍事學院,司令部就在我們訓練總監部”。當時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是肖克。他對彭德懷的如此武斷,感到無法接受。於是就寫了一封信與彭交換意見。可他萬萬沒想到,他的這封信,也像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抓住彭德懷的“萬言書”作罪證一樣,被彭德懷當成把柄,罪證抓住,稱其為向國防部進攻,“挑刺挑到國防部”來了。真是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特別在一個沒有民主,法治的國度里,誰的官大,誰便擁有“真理”!更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隨時你都可能遭政治迫害,甚至殺身之禍!

在彭德懷的親自指揮下,這場反教條主義的鬥爭,便迅速升溫,其殘酷,絲毫不亞於其他的政治運動。肖克連續被批鬥四個多月。有一天患病的肖克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不但無人表同情,醫生反被斥罵為“同情反黨份子,立場不穩”。如果說這是一群泯滅了人性的冷血動物,可能不算過份。再看另一個例子,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中共所謂“紅軍時代”的幹部蔡鐵根大校,對於把五十年代軍內製定的《共同條令》也作為教條主義來批判,持有不同看法。他說“這個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准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被逐出軍隊,發配邊疆勞改。如此血雨腥風,如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實在看不出彭大將軍一手操作的反教條主義運動,與反右,文革有多大的區別!

自1957年8月後,劉伯承的身體便每下愈況,特別眼疾,幾至失明,因此已在當年辭掉院長之職。但彭德懷並未因此而放過他。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召開時,在外地治病的劉伯承,接到軍委通知必須出席會議。根據毛的指示,會議採取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開展軍隊工作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說穿了,就是要批判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在此之前,有人告訴劉伯承,已有人在毛澤東面前說:“軍隊這樣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蔣介石可是靠黃埔起家喲!”劉伯承雖對此感到極大的冤屈憤怒,但他更深知毛的多疑,偏執和武斷,不趕快認錯脫身,不但自己後果不堪設想,還會株連一大批與自己多年共事的人。

1958年7月10日在懷仁堂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一千多人座無虛席。當年近古稀,疾病纏身已近失明的劉伯承,被人扶到講台前被迫作違心的,沉痛的檢討時,每說到委曲傷心處,幾乎哽咽不能成句。好在劉平日人緣尚好,而軍內不少人也對彭徳懷此時的得勢不饒人,飛揚跋扈,對一個並無明顯過錯的老人,如此痛下殺手,產生逆反情緒乃至兔死狐悲之感。故最後以一致鼓掌通過了劉的檢討,使劉總算僥倖涉險過關,得以全身而退。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被罷官退出軍界,舉家北上返京,南京軍事學院的部屬故舊均來碼頭送行,劉向大家一再揮手致意,給人們最終留下了一幅“長江一帆遠,落日五湖春”的悲愴圖景……

可誰能料到也就是在這一年,彭德懷就在廬山會議上的所謂路線鬥爭中,中箭落馬,最後萬劫不復,死於非命。而毛澤東在彭德懷被打倒後,竟對人說:“反教條主義,為了順你的意,我讓他們一個提前休息,一個發了轉業費,你彭德懷還不滿意!”[注4]毛澤東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是民主政治之理,倒更象是江湖黒幫會之“理”。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中共這個特殊利益政治集團,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對外,它就是以蘇俄為“核心”的共產國際勢力的僱佣軍和這個勢力在中國扶持的代理人;對內它就是-個要對中國民眾進行法西斯專制的暴政集團。這就是他們的“初心”,也是它的本質。所以其中你死我活、勾心鬥角的“權斗”內鬥,從來也沒停止過。誰如果不想正視這-點,此人不是個糊塗蟲,便是個別有用心的騙子。日前,我見一位在文革中紅得發紫,能與江青常見面的人,在其長篇大論的文章中,不僅把毛澤東吹為“革命領袖”,更把藍蘋(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灘上鬼混的江青)捧為“進步靑年”。其實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是有妻(賀子珍)之夫,江青則幾乎是個“人盡可夫”的濫性者。把這對亂交的男女捧為“革命領袖”與“進步青年”只能令人笑掉大牙!該文更對江青霸佔別人的勞動成果而炮製出來用以“強姦”國人思想的“樣板戲”進行肉麻地吹捧。當然,這樣的東西若登在共黨官媒上,大可不必在意。但如刊在以宏場民主普世價值為己任的自由媒體上,則只能令人無語。

故在此不惜筆墨重提彭、劉勾心鬥角的往事。以此證明在這個法西斯專制集團里,根本就沒有正直之人,正義之士,都是些蠅營狗苟之徒,勾心鬥角投機取巧之輩。而且在這種沒有民主,法治的獨裁專制體制下的權斗中,也沒有真正的贏家。最後的大結局也只能是“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只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

2019年8月1日完稿

注1:《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

注2:劉峰:《1958年軍委反教條主義》見《炎黃春秋》2002年第7期

注3:江擁軍《三十八軍在朝鮮》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注4:權延赤《廬山會議新說》《大時代》雜誌增刊大眾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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