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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者老舍

在自殺前,他為什麼沒有寫下遺書呢?他是有時間也有紙筆可能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他更不是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失望、憤怒或者抗議的人。但是在自殺前,卻沒有寫一個字。那是因為在精神上,他也覺得已經完全走投無路了嗎?結束自己的生命,是一個人能作的最為慘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對作家老舍卻是一件駕輕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寫遺書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變成比較於死亡更為不易之事。

老舍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筆名,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紅衛兵押到北京文廟“鬥爭”: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時。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不準留下他的骨灰。

老舍是個作家。但是他的自殺卻難以和歷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殺類比。

老舍遭到中學生紅衛兵“鬥爭”和毒打以後,還面臨將要來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這種境況下投湖自殺;身為作家,他死前卻未留一字遺書;他的屍體被火化後,當局不準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個案。同一時期,北京有數千人被“鬥爭”而死——實際是在“鬥爭”過程中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象老舍一樣在被“鬥爭”、毆打和侮辱後自殺。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這種暴力性“鬥爭”是怎麼運作的?怎麼會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進行?這種有領導的通過“群眾”之手來進行的暴力迫害和殺戮的方式是怎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鬥爭”的時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還有28個人。這28個人之一是老作家肖軍,在《肖軍紀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斗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其中還缺兩個名字,有待補正。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劇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這29個人被紅衛兵“鬥爭”,首先是因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寫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在這樣的理論下,各文藝單位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界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對這些人的清除,是對一個群體的清除。軍隊代表被派往各文藝單位,領導那裡的文革運動。

在當時的體制下,“作家協會”有一批領固定薪金的“專業作家”。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鬥爭。在北京作家協會,會長老舍“靠邊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員會”的負責人,除了軍代表,還有作家浩然。他的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為“突出階級鬥爭”和“塑造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樣板之作。儘管老舍也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確實有相當的不同。文革批判打擊了一大批作家,但並不是每個作家都受到同等懲罰。獎誰罰誰的差別,明確顯示了文革在文學領域的取向。

在1980年,筆者曾經與象老舍一樣遭到毒打的老作家肖軍先生兩次談話,聽他回憶當時發生的事情。

在紅衛兵運動掀起之前,一批文藝工作者,就在本單位被“揪”出來了,也在本單位里的會議上被批判。肖軍就曾經在大會被喝令站起來。與8月之後不同的是那時他們只被咒罵和當眾罰站等等,沒有被毒打。

後來他們遭遇的殘酷的暴力性攻擊,和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直接相關。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隨著紅衛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發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並且對給他獻袖章的紅衛兵說了“要武嘛”。8月18日大會之後,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這就是為什麼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可以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裡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肖軍,給他掛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把他的頭髮剪掉。

8月23日下午三點,在烈日下,這29人被一個一個叫出來,每叫出來一個,就套上一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點鐘,這29人被裝上兩輛大卡車,從他們的機關被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里。那裡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和教育機構,後來成為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響:“打倒反革命黑幫!”“打倒反黨份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

這29人被強迫在火堆前圍成一個圈子,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台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里。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

肖軍說,當他跪在燒書的火堆前,被身後的紅衛兵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毒打的時候,心中真是憤怒至極。肖軍年輕的時候進過軍事學校,練過武功。他心裡想,如果他動手反抗,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邊,臉色煞白,額頭有血流下來。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敵眾,他最後會被打死,其他28個“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會跟他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他不應該連累別人。他壓下去反抗的衝動,忍受了三個多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在這三個多小時里,沒有人出來制止暴行,也沒有人打電話報告市裡和中央的領導請他們來制止暴行。因為當時在場的人都知道,類似的事情正在整個北京城裡轟轟烈烈地發生,而這一切都是文革的領導人正在熱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級或者警察來制止這場毆打。

在“文廟”被毒打過之後,這29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機關。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一間小房子里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兒子和女兒不見他回家,到機關來找他,也遭到毆打。肖軍在機關里被關了一個多月,9月底才獲准回家。他的兒子肖鳴被毒打後失去知覺。廠里的人以為他死了,把他裝上車送火葬場。他在途中蘇醒過來,才沒有被燒掉。

肖軍曾經講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說他家中當時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負擔。他從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資是每月110元錢。家裡難得包一頓餃子,只能買五毛錢豬肉加在白菜餡兒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麼活下去?無論如何,他得忍辱負重活下去。他認為老舍和他不太一樣,一直比較“順”,前幾次“政治運動”都沒有遭害,保持了優越的社會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對承受這樣殘酷的對待較少準備。另外,老舍不但年紀已老,而且腿有殘疾,走路吃力。在當時的情況下,體力強壯與否,也與能否繼續承受紅衛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關係。

在“文廟”毒打之後,老舍被帶回到機關,繼續遭打。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台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一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楊沫日記》下冊,第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獲准回家,並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機關接受“批鬥”。第二天早上,他離開家後,卻未去機關。因為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文革後,1978年6月給老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報道文章里說,他的骨灰盒裡裝著他的鋼筆和眼鏡。文章沒有直接說老舍的骨灰盒子並沒有他的骨灰。那時候的這類文章雖然給文革的受難者平反,但是說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時,盡量模糊委婉。

1994年,筆者曾經有機會和老舍的兒子舒乙見面,向他詢問為什麼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鋼筆和眼鏡。舒乙說,老舍的骨灰當時沒有留下來,因為火葬場不讓留骨灰。老捨去世的時候,舒乙31歲,他拿著北京市文聯開出的一封“我會舒舍予(老舍本名——筆者注)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的公文介紹信,到火葬場操辦了老舍的火葬手續等等。是兩個年輕的婦女辦的手續。其中一個是梳小辮兒的姑娘,她說,上面有規定,這樣的情況不能留骨灰。

筆者詢問是一個什麼樣的“上面的規定”,是哪個權力機關發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記得是那個梳小辮兒的姑娘說的。在舒乙發表的關於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沒有提及有這樣一個“規定”,也沒有說火葬場工作人員告訴他有如此規定而不準留老舍骨灰。

由於不能獲准查閱文革檔案,筆者不能確定這是一個寫成書面文字的“規定”,還是一個來自文革高層領導的口頭命令。但是確實,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後自殺的人們,都沒有能留下骨灰。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兒嗎?”被打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從筆者的調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的中關村中科院氣體廠工人陳彥榮,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學教師陳沅芷,他們的家屬交了28元錢,但是沒能得到死者的骨灰。事情作得如此一致,這裡面一定是有某個“上面的規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如此。希望有讀者會提供關於這樣一個“規定”的尋找線索。

另外,舒乙告訴筆者,那個火葬場的梳小辮兒的姑娘還告訴他,象老舍這麼高地位的幹部,被這麼處理——指丟棄骨灰,還是第一個。老舍當時除了在文聯和作家協會身任高職,還在“政協”任高職。舒乙在《父親的最後兩天》文章(見《老舍之死》一書,第62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87)中也提到這一點。老舍在被“鬥爭”以前有小汽車和司機接送他上下班,顯然也說明他的地位和級別都很高。所以,老舍的情況和上面說到的工人陳彥榮以及中學教員陳沅芷的情況,有所不同。作為一個級別高的幹部受到丟棄骨灰的對待,應該是由高層決定和指示的,如果沒有一個寫成文的規定的話。

有一種解釋說,不準保留骨灰不僅僅是為了進一步打擊死者,也是因為技術上不許可。當時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後自殺。在8月18日後,死人數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資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場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紅衛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達125人。以後仍然逐日增加。此外,還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樣,在被打被侮辱後自殺。這樣,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已經大大超過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數。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後自殺的人的屍體成批送往火葬場,屍體上既沒有標明姓名也沒有作過血跡清洗。火葬場的停屍房爆滿。焚屍爐超負荷工作。也就是說,大規模的暴力迫害和殺戮造成了分別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

但是技術性困難顯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對這些被害死的人們的高度蔑視以及進一步迫害他們的惡意,才會有這種不準留骨灰的規定及其實施。在文革當局的邏輯中,他們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殘酷的方式剝奪,對他們的遺體當然也要窮追猛打。在普通人這一邊,對他們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沒有可能再關心他們的屍體處置。但是要知道,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殘酷。在古代,對判處死刑的犯人,也還容許家屬收屍築墳。文革當局的無限權威卻一直延伸進了火葬場。文革對個人的迫害一直繼續到死後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為這個世界已經在肉體上不容他。他已經在前一天遭到了殘酷的暴力性的所謂“鬥爭”;這一天他如果從湖邊轉去機關,他顯然會在那裡又遭到毒打,整個北京城的打人風,那時正方興未艾;他面臨的將是漫長的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後,當局連他的骨灰都不準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殺的人,已經遭受了這樣不準留骨灰的待遇。老舍投湖,而且沒有寫下任何遺言。他無聲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殺前,他為什麼沒有寫下遺書呢?難道他死得心甘情願,或者自慚形穢,故而不置一詞,黯然離世?這顯然不可能。他一生寫作,筆頭很勤,是個多產作家。書寫文字,表達想法,是他的職業。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動筆的。他在8月24日早晨離開家的時候,身上帶有筆和紙。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邊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說,他是有時間也有紙筆可能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他更不是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失望、憤怒或者抗議的人。但是在自殺前,卻沒有寫一個字。那是因為在精神上,他也覺得已經完全走投無路了嗎?結束自己的生命,是一個人能作的最為慘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對作家老舍卻是一件駕輕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寫遺書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變成比較於死亡更為不易之事。

文革結束後,老捨得到平反,而且得到當局的高度禮遇。他的朋友和家人,發表了一批回憶和紀念他的文章。但是他們都沒有寫到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鬥爭”被毒打之後和自殺之前,他對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評說,也沒有寫到他對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應,也沒有寫到他對於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殺的相識者與同行的死的評論。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兩方面的:老舍沒有說過適合於發表的話,或者寫紀念文章的人不認為應該寫出他生前的真實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懷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說,1966年7月10日,他在人民大會堂見到老舍。這個時候,北京的歷史學家和作家吳晗等人已經在報紙上遭到猛烈攻擊,吳晗已經被湧入他家中的學生侮辱和毆打。這個時候,北京的學生已經一個多月不上課,在校園裡開會“鬥爭”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當時人民大會堂是不准許普通人參觀的,所以能進入大會堂就是一種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現。巴金寫道:“我到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聽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麼事,很替他擔心,現在坐在他的身旁,聽他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真是萬分高興。”(該文收於巴金《探索集》中,見《巴金全集》,第16卷,15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老舍的兒子舒乙在《父親的最後兩天》中說,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鬥爭”以後,深夜回到家中,告訴他的妻子說:“人民是理解我的!黨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總理(指周恩來)是最了解我的。”(該文見《老舍之死》一書,第61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1987)

按照巴金和舒乙的描述來推理,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著文革對一大批人的嚴重的迫害,眼看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熱情支持紅衛兵(老舍被打發生在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並戴上紅衛兵袖章五天之後),眼看著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殘(在老舍被打和自殺之前,已經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僅僅是“我沒有問題”,以及希冀著毛澤東周恩來對他的“理解”嗎?他的全部焦慮就限於此?有沒有別的?當作家的身體遭到殘暴對待的時候,他的精神的關注也已經被文革的巨輪碾壓榨乾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沒有問題”和最高權力者對他的態度?他已經完全接受了文革的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裡面為自己撇清?他有沒有別的關懷和思考?

老捨得到平反後,出版了《老舍寫作生涯》一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該書“內容簡介”說:“本書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錄的都是作家寫自己生活和創作的文章。”“本書既可以當作老舍先生的自傳來讀,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貴資料。”這本書中有老舍寫的一篇題為《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的文章,原來發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學》上。主要部分摘錄如下(見該書247-249頁):

在過去的一年裡,社會上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使我興奮與歡呼的事情發生;我說哪一件好呢?

最後,我下了決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說前天在天壇舉行的控訴惡霸的大會吧。

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里。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

開會了。台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惡霸們的“朝代”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這不僅是控訴了幾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了曾經受過惡霸們欺負的人們:放膽干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還怕什麼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報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告訴了我,和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齊,面對著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在我們面前跪著,顫抖著的傢伙們。惡霸們不僅欺負了某幾個人,與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一個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白吃了三十年!

……

讀上面老舍的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驚。

首先,他描寫的這個“控訴大會”,這種“鬥爭”方式,活脫脫就是15年以後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場文廟“鬥爭會”的翻版。兩個會有同一個模式:都是群眾大會,都是先已經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開會後,喊口號煽動情緒;所謂“揭發控訴”,都不準被斗者說明和辯護,不用法律的標準來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後,到高潮點,與會者高喊“該打該打”,對被斗者使用暴力。

老舍寫的這個鬥爭會,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個鬥爭會模式一致,甚至連細節都相仿。在老舍描寫的鬥爭會裡,老舍寫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體罪行就是“白吃油餅三十年”。這樣歷時漫長的一個故事,應該到法庭上去仔細說明,才能決定是什麼性質的罪行。但是在“鬥爭會”的氣氛中,只聽單方面的話,不問細節,不講法律準則,一片喊打之聲之後就實施暴力攻擊,老舍還覺得理所應當,並無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裡,則是“斗”他的人說他“拿了美金”。這該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美國,這種訪問是邀請方面提供旅行花銷的。老舍曾經發表過他在美國寫的關於他的旅行的文章。這一訪問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說清楚這是什麼性質的旅行。但是,在楊沫所描寫的圍成一圈展開的“鬥爭”過程中,就足以使他再遭紅衛兵的皮帶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為他是北京作家協會的主席,他也確實被攻擊為“文壇惡霸”。

老舍是作家,在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從“文文雅雅”變成高聲喊“打”的過程一步一步寫了出來,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種鬥爭會的心理機制。他所經歷的,可能就是15年後毒打他的一些中學生紅衛兵所經歷的。從他的自述中,我們看得到人的從眾心理怎麼被利用,人的仇恨怎麼被煽動起來,人的暴力行動怎麼被合理化。這套方式相當有效,顯然也是文革中的“批鬥會”還是用相同的模式組織進行的原因。

當然,最讓人難過的是,1951年老舍描寫這種“鬥爭會”的時候,他熱情滿懷,不加思考。他為這樣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這種新形式是新的社會制度的重要結構部件之一。這種“鬥爭會”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後來都一步一步發展,到了文革時代,更加深入和廣泛。文革十年,幾乎每一個人不是“鬥爭”過別人,就是被別人“鬥爭”過。這種“鬥爭會”違反法律程序,激發人的非理性,鼓勵暴力虐待,是一種對人的迫害。這種形式的發明是一種可怕的發明。不能說文革中出現的千千萬萬個“鬥爭會”中有老舍的責任,歸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經參與接受、確認和頌揚這一最終害死了他的機制。

讀了老舍的這篇文章之後,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筆者倒寧願設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邊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權力者對他理解與否或者他自己“有問題”與否,而還有別的一些焦慮,比如,為他在15年前寫的一篇讚美那種“鬥爭”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責。15年來,他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這類“鬥爭會”,從“鬥爭”他不認識的人,到“鬥爭”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後,“鬥爭”到他自己身上,而且,這一次的“鬥爭”比從前的更為殘暴,逼他選擇了死而不是繼續被“鬥爭”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應該對這種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鬥爭會”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許也感到了慚愧,畢竟他不可能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只會在“鬥爭會”上跟著主持人喊“該打該打”的人,他不該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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