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作家描寫生活要描寫生活當中應該改善的東西。（圖片：公共資源）
我從小到我當作家這三十多年的過程當中，我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見，歷次政治運動給人民所帶來的災難，讓許多無辜的人民遭受了種種難以想像的迫害，甚至於是種種難以想像的死亡。我認識到：這個社會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最反動、最黑暗的社會。——辛灝年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裡，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注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接上文：辛灝年專訪(1):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源於我的生活經歷）
文革經歷：看到太多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當時已經學生不鬥學生了，他們造反派就去革命去了，我的班上幾個同學搞了個什麼「敢死團」，成天鬥老師，緊接著去參加武鬥了。那我幹什麼呢？我本來成分不好，人家造反不要我，而我自己心裏面根本就沒想造反，而且當時我還說過一句話：「當陽光最為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是一片漆黑。」這是我19歲說的話。為什麼？我對這個文革有看法，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滅天理的、滅人慾、絕天理的這樣一個所謂的政治運動。我親眼看到太多的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1966年8月31號我在北京，是被班上團支部書記強迫著長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見。接見完了以後，當時宣布成分不好的人必須滾出北京，偉大祖國首都不容許你們這些「四類分子」（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四類人的統稱）的兒子女兒呆在這裡。第二天，我們就成群結隊，那個時候才知道我們班35個都是成分不好的，當我們走到北京火車站的時候，看見一隊女紅衛兵，非常威武地唱著「血統歌」——「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的歌，走過來，然後對著一個老太太，一皮鞭抽下去，鮮血從她臉上一蹦，倒下去再也沒有起來。
這是我們親眼看見的，看見北京火車站前面，一片花頭，都是北京被遣返原籍的所謂「四類分子」、「五類分子」（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統稱）及其子弟、家屬們。花頭就是陰陽頭。後來我才知道，我們親眼所見的被一隊女紅衛兵用大寬軍用皮帶打死的那個老太太，就是共產黨早期的領袖彭湃的媽媽。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所以過去有人問我這個，我講過，當然我沒講過她就是彭湃的媽媽。彭湃——共產黨第一個把自己父母趕出去，把家產分掉，發動農民革命的人物。
象這樣一些經歷，它使得我在給了我一點點創作自由的「思想解放」時期寫作的時候，我如果不批判這個社會，不批判這個現實，那我就成了一個沒有良心的作家。
一批作家懷著對痛苦的反思提出「干預生活」創作方針
我們要承認從1978年到1980年左右這兩三年時間裡面，那個時間衝出來的作家，象我們這一批作家，都是懷著相當對於社會的責任感，對於自己苦痛的反思，而且也是對社會的苦痛的反思，我們公開提出來了「干預生活」這樣一種創作方針。
什麼是「干預生活」？就是作家要干預生活，作家描寫生活要描寫生活當中應該改善的東西，作家不能夠一味地去歌頌黨和國家領導，要描寫人民的痛苦，社會的病態。
可是好景不長，很快就被壓下來了。所以這樣一壓下來以後，我不僅有自己的這一番經歷，我又親眼看見了太多的痛苦，我從小到我當作家這三十多年的過程當中，我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見，歷次政治運動給人民所帶來的災難，讓許多無辜的人民遭受了種種難以想像的迫害，甚至於是種種難以想像的死亡。
那麼這個社會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變革？要不要改變這個社會的狀況？我自己從小就喜歡歷史，我當然就通過自己對歷史的了解，我認識到：這個社會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最反動、最黑暗的社會。當然了，儘管「思想解放」，它也不容許你完全去揭開這一切。那我們就採取種種辦法，去爭取、努力地干涉生活，去表現真實的生活。
我講了，只有兩三年的時間。因為共產黨需要「思想解放」，從毛澤東的文革思想里解放出來，來搞改革開放，來救黨，我們就趁著這個空子寫了。可是到了八二、八三、八四年的時候，就感覺到頭上的緊箍咒越來越緊，所以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恪守內心原則，轉筆歷史題材，拒名辭官
我去南開大學看我哥哥，哥哥就跟我講，你寫的這些小說，我最近休息都看了。誇我的話，我就不說了。他最後說了一句話：你是不是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如果你再這樣寫下去的話，你遲早一天要坐大牢。我認為，你的基礎很好，學識也比較廣。我想很多青年作家在學問上是沒法跟你比的。你還是寫歷史小說去吧，不寫現實，這樣你既能夠很真實的去寫，又不觸犯當今。
我想來想去，覺得也對啊，大哥給我指了一條路。直到20年以後，我到海外了，大哥給我打電話說，你看，我一句話，改變了你的人生，讓你成了一個很好的學者。我心裡想，你是讓我改變了人生，可是我回不去了。
為什麼呢？當時我覺得他的話對，因為我已經感覺到在這個文壇上，這個專制文壇上，緊箍咒越來越緊，壓力越來越大，儘管從表面上看，我很有地位，也很有名聲，可是我覺得我創作不自由，這是最大痛苦。搞創作的你沒有自由，我想寫的不能去寫，我不想寫的拼命叫我去寫，這就沒有意義了嘛。
我跟一些其他作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心裏面有一個原則：必須忠於生活。我研究美學多年，美學講真善美，真善美也罷，真善忍也罷，真是第一位的，沒有真，就沒有善，沒有善何來忍？何來美？我這話對吧？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要忠於生活的真實性，我就不可能按照他們那樣去寫。在我的同伴當中，可以說，我的這些同學基本上統治了中共文壇30年。我如果沒走上這條路，至少安徽一方恐怕也是被我所管轄，只要我不去大罵共產黨就可以，願意入黨，願意做官，我就可以，因為我的資歷在那兒。最後一次請我入黨，黨組書記跟我講，你再不入黨，不好安排你了。我就笑了，說了一句話：你們在整黨，我看你們是改不好了，學不好了。我當時的原話：你們還是讓我清清白白地過一輩子吧。
所以1983年提我副處長，我拒絕。1985年安徽省召開作家代表大會，我拒絕參加，因為安排我做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聯副主席，我拒絕參加。1984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我把我的名額讓給了安徽的老作家曹予繆，一個被打過右派20年，一輩子沒去過北京的人。
（待續，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