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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之爭」林彪最終倒向了毛

軍隊是講究山頭與派系的,舊軍隊尤其是這樣,你一開始跟了什麼人就是這個人的人。所以「朱毛之爭」開始時,原是朱的人擁護朱,原是毛的人擁護毛,幾無例外。但毛的人少又不得力,沒有一個相當於劉安恭這樣既有一定地位,又很能幹勇敢的人出來為毛擋擋子彈。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有一個人站出來了。這個人正是林彪,這個從朱德麾下分化出來的「白袍小將」,扮演了一個「單槍挺毛」的角色。平日里的林彪給人的印象是寡言少語、深藏不露,現在居然是他主動地站出來擁毛批朱,這實在出於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文革的井岡山“毛林會師”

一、礱溪灘風雲際會,初相見毛林對眼

林彪的軍旅生涯是從黃埔開始的。1925年底,18歲的青年團員林育蓉改名林彪,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分在步兵科第二團第三營。1926年5月,北伐前線吃緊,林彪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二營七連任見習排長。這時他已經加入了共產黨。12月,獨立團改編為第25師73團,林彪正式當排長。

1927年南昌暴動時,林彪是第11軍25師73團三營七連連長。

南昌暴動失敗後,朱德、陳毅將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林彪任一營二連的連長。

1928年春,林彪率領一營二連用計謀在湖南來陽接連打了兩次小勝仗。第一次用的是“豬肉計”,第二次用的“裡應外合計”。兩次勝仗一打,林彪就有了“會用計”、“能打仗”的好名聲,恰在此時,一營營長周子昆負重傷,於是朱德與陳毅就任命林彪為第一營營長。

1928年4月28日,朱毛會師井岡山。

會師後,兩支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下設第10、11、12三個師,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三個師的師長分別由朱德、毛澤東、陳毅兼任。其中第10師下設28、29兩個團,第28團團長又由參謀長王爾琢兼任。林彪任第10師第28團第一營營長。

5月4日,在礱溪河西的沙灘上召開會師慶祝大會。就在這次會上,毛林初次相識。這年,林彪21歲,毛澤東比他大14歲。

那天天氣好,沙灘的風景也好。林彪一早起來就很興奮,特地換了一件乾淨的半新不舊的軍裝,當他得知毛澤東要來的消息後馬上召集部隊集合,林彪站在隊前對大家說:

“同志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剛才團部派人來說,毛委員馬上要來看我們——”

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誰都知道毛澤東是一大代表。

林彪向大家揮揮手又說:“毛委員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我們紅軍的重要領導。我們馬上要見到毛委員了,請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員對我們部隊有個好印象——”“毛委員曾說過,我們這支隊伍,雖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隊伍,但不管是這個軍閥,還是那個土匪,只要有槍,就有地盤,就有一塊地盤,就有一塊天下,我們紅軍也有槍,也能坐天下——”

林彪正說得熱鬧,毛澤東就與朱德、陳毅來了。毛澤東聽到林彪講話中正引用著他的“紅段子”,特別舒心。他問朱德與陳毅那個娃娃是誰呀?陳毅說,他就是在敖山廟、來陽城打了勝仗的林彪。

毛澤東一聽原來就是那個會用計策打仗的小營長,立刻走了過來,拉著林彪的手說:“你的話講得很好啊!”

林彪雙腳一併立正說:“報告毛委員,我叫林彪。”

毛澤東說:“你這麼年輕,又敢打巧仗,很不錯啊!”

林彪靦腆地一笑,回頭對部隊說:歡迎毛委員給大家講話。

毛澤東來到隊伍前方,叉著腰對大家說: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你們以前是一支鐵軍,是百戰百勝的部隊!你們參加了北伐,從南打到北,又參加了南昌暴動。你們在會昌,敖山廟、來陽城的仗打得好,為革命立了功。現在來到井岡山,創造革命根據地,希望再立新功。——我們在這裡把根據地搞起來,再發展紅軍隊伍,革命力量壯大了,我們就可以解放全中國。”

於是大家又鼓掌。

毛澤東給部隊講話後就與林彪親切交談,問身世問履歷,意外得知林彪竟是自己的老朋友林育英、林育南的小堂弟,更覺得與這位小兄弟特別有緣了。

二人初次見面互相都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三國演義》有一回寫劉備與趙雲初次相見。

說的是劉關張三人發兵救了正與袁紹交戰的老朋友公孫瓚,那時趙雲剛投奔公孫瓚不久。公孫瓚就“教與趙雲相見。”

劉備初見趙雲就對眼。“甚相敬愛,便有不舍之心。”數日後,“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趙雲對劉備說:“我原以為公孫瓚是個英雄,現在看看他的所作所為,與袁紹也沒有什麼區別,都是一路貨色。”

劉備說:“你先暫時委曲,屈身事之,我們將來還一定會相見的。”

兩人揮淚而別。

毛澤東與林彪於礱溪沙灘初次相見的情景與此也有幾處相似。

此時的毛澤東旌旗初舉,正是物色人才遍求能者搭建班底的時候;此時的林彪初出山林,也正是“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侍”的時候。

也就是說雙方都是在“選擇”的時期,以毛的智力不難識別林彪有良將潛質;以林的智力也不難識別毛有人主氣度。

毛林初次見面就對上眼了。

又由於林彪是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而這兩人確實也是毛澤東的好朋友,所以二人在感情上就又多了一層聯繫。

毛澤東此人對父親語多不敬,對母親卻是全心熱愛,對弟妹們的感情還是很好的。毛澤民,毛澤覃,都是他帶出來引上革命道路的。

鄧小平因為曾與他的小阿弟毛澤覃共過事,又同為“鄧毛謝古”毛派小集團,所以毛澤東對鄧小平也視作自己的兄弟一樣。毛澤東對林彪也有這樣的感情。

也就從這一天起,年紀輕輕、個頭兒瘦小的林彪就被身材魁偉、博古通今、風趣雄辯的毛澤東吸引住了。

從南昌暴動以來,林彪一路跟著朱德、陳毅打仗,朱德、陳毅既表揚過他,提拔過他,也批評過他、處罰過他。這些也許不重要,重要的是朱、陳的才智不足以使林彪折服。正如趙雲認為公孫瓚不行一樣,林彪也認為朱、陳不行。

這就是在接下來發生的“朱毛之爭”中,林彪站在毛澤東一邊原因。

二、朱毛紛爭各說各理,林彪站隊舊主換新

井岡山草創之初,毛澤東雖然佔有前委書記這個根據地黨內的最高職務,但在軍內的勢力顯然薄弱。

朱毛會師時,毛澤東的部隊僅有秋收起義的殘兵700多人,加上收編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隊伍,加起來也就1000多人,而朱德的部隊就有8000多人,其中南昌暴動的余部有2000多,其餘是湘南暴動勝利後的農軍。1:8,這種實力對比的差距,使毛感到不安。毛當然知道“有槍就是草頭王”的道理,所以對朱德部隊也是刻意團結、關心、拉攏的。在朱部帶兵的林彪正是毛澤東格外垂青的對象。1928年8月王爾琢陣亡後,毛澤東以前委書記、紅軍政委的特殊地位,將林彪破格提拔成28團的團長。營長是中層幹部,團長則是高級幹部了。當然這樣的提拔也要得到朱德、陳毅的同意,朱陳二人就不是那麼爽快。毛是提議之人,堅持之人。毛對林有識人之明、提攜之恩。毛對林“投之以桃”,林對毛是“報之以李”的。在井岡山與江西蘇區初期的黨內鬥爭中,林從來都是“一邊倒”,堅定地站在毛一邊。

三十年後。1959年8月在廬山林彪幫腔批判彭德懷:“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

“自古兩雄不能並立”這是一句老百姓的俗話,同樣的俗話還有“一山不容二虎”、“一個馬槽里拴不住兩頭叫驢”,“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等。確實這也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但也有大量“相見恨晚,英雄相惜”的例外,但林彪將此視作為規律。

那時,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這些人都還沒有到中央蘇區來,蘇區的“兩雄”是毛澤東和朱德。國民黨稱之為“共匪朱毛部”,共產黨中央也稱之為“朱毛紅軍”,朱毛、朱毛,一般朱在前,毛在後。即使是在紅四軍的花名冊上,也是朱德第一,毛隨其後。

果然,朱毛“雙雄”會師不久就產生衝突,不到一年尖銳得接近“不可兩立”的程度了。

毛是前委書記,前委機關很小,最初只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江華兩個人。後來多了幾個人,但仍然很小。儘管是如此之小的機關,毛澤東卻仍要實行前委的一元化領導,口號是“黨管一切”,集“前委書記”,“黨代表”,“政治部主任”三大要職於一身。“大權獨攪,小權分散”是毛與生俱有,至死不變的組織信念與領導作風,但在實際操作時“大權”與“小權”的界限也不是容易分得清的。“大權”獨攪,不容他人置喙;“小權”也不一定就捨得分散。

以朱德為代表的一批高層軍官眼睜睜地看著毛澤東一個人忙得四腳朝天,屁股冒煙,而自己則閑得無聊,於是就心裡長草,當然不服氣。於是生出了一個主意,在前委下面恢復軍委設置,以分前委之權。

這個主意一時也得逞了,毛澤東也同意了,一來自己也確實忙不過來;二來可能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但毛也留了一手,只同意設置“臨時軍委”,而不同意恢復“正式軍委”。

“臨時軍委”設立前後,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派來一個留蘇學軍事的劉安恭同志。

劉安恭是重慶永川人,與朱德“三同”,四川老鄉,老朋友,老同事。早在1918年,劉赴歐留學第二年在比利時加入第三國際,又在德國期間結識了朱德、章伯鈞等中共旅歐支部的成員,成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1924年劉回國,在四川軍閥楊森軍部當參謀,後又受楊森重用擔任成都市電話局長。此時的朱德也在楊森部做統戰工作,朱與劉得以共事。八一南昌暴動時,朱在南昌第三軍官教導團任團長,劉則是他的副團長。起義失敗後,劉遵照黨的指示在上海同劉伯承、吳玉章等人一起赴蘇學習軍事,直至1929年春才回國。劉剛一回國即被派往紅四軍工作,於1929年5月初到達寧都紅四軍軍部。劉一來就擔任政治部主任,沒幾天就擔任了臨時軍委書記。

劉的委派和任職很可能有周恩來的因素。周當然了解劉與朱的關係,派劉來的目的既是為了加強紅軍的軍事指揮力量,同時也是為了加強朱德的力量。

劉當軍委書記後,果然與毛離心離德,公然在軍委會上提出“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並就此做出了決定。當然事先必然徵得到了朱的同意,說不定就是朱的授意。表面上看,這個決定是下級黨委限制了上級黨委的許可權,從程序上講顯然是不妥當的,其實這個決定是專門針對老毛的。

劉安恭畢竟是新來乍到之人,其它同志怎麼可能聽從他的意見呢?所以說,“臨時軍委”之所以能作出這樣的決定,劉雖然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許多人對於毛的專權早有意見。

毛雖然一開始同意恢復軍委,及至看到“事情正在起變化”,“臨時軍委”奪走了前委在軍隊內的實權後,他當然不會滿意。想想還是過去的日子好,忙是忙,但忙得開心忙得放心,於是聲稱要取消剛恢復起來的“臨時軍委”。

於是,圍繞著要不要取消軍委,朱毛之間由暗鬥轉化為明爭。

那時的朱德剛與毛澤東共事不久,還沒有嘗到老毛手段的厲害,不“服頭”,依仗人多槍多,在中央又有後台,現在又來了一個敢說敢幹的劉安恭,一時就放著膽子與老毛較量了一回。朱德公開表態支持劉安恭的做法。他說軍委與前委要分清彼此職權範圍,有利於工作的開展。

毛澤東則堅決地反對軍委的決定。他說:“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軍委與前委的分權問題,而其實質是要不要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的重大原則問題,也是關係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據地建設的重大原則問題。”

俗話說: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毛澤東這一輩子與人辯論總是能一下子佔據理論高點。這段話就是毛一生一再強調、反覆運用、屢屢置對手死地的原則:“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

但是,當時這條原則還遠沒有後來那麼深入人心,所以朱德、劉安恭還能與毛爭一爭。

朱想:朱毛,朱毛,沒有豬那有毛,豬之不存,毛將焉附?

毛卻想:井岡山混沌之初,我才是開天闢地的。先有我這根毛、而後才有你這頭豬。

朱認為我人多槍多,你不是說“槍杆子里出政權”嘛!

毛認為我是前委書記,我就是代表黨,軍隊是黨的武裝,你人再多槍再多也得服從黨管,服從黨管就得服我管。

朱想少來這一套,我並沒有反對“黨領導槍”,我反對的是“黨管一切”。你的“黨管一切”實際上是你管一切,表面上加強黨的領導,實際上脫離群眾,削弱黨的領導。

兩人吵得不亦樂乎。

事情也可以說是劉安恭挑起來的,劉當仁不讓地充當了朱德這一派的先鋒大將。劉有恃無恐將矛頭直指毛,他說:“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批判毛澤東“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

細察早期黨史,劉安恭很可能是中共黨內和軍內真正反對毛澤東專制獨裁的第一人。

在劉安恭之前,反對毛澤東的人也是有的。秋收起義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師長余灑度和三團團長蘇先俊也反毛。“三灣改編”時,毛將秋收起義的殘餘部隊改編成一個團七個連,提拔黃埔生陳浩當團長,將余、蘇二人編入“軍官連”。杯酒釋兵權,通過改編讓這兩一向掌握兵權的人徹底坐了冷板凳。不久這兩個遭遇冷落的人以“向湖南省委告狀”為由離開了部隊。後來又先後投靠了國民黨,成了反動派。

不料,新被提拔的團長陳浩不久也反毛。陳浩與副團長徐恕、參謀長韓昌劍及一營營長黃子吉聯袂反對毛,暗地裡準備拉著部隊離開羅霄山脈向西,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離開老毛越遠越好”。千鈞一髮之際,毛得到宛希先的密報趕到部隊一舉將這四個黃埔生“斬立決”。

除了余、蘇、陳等反毛在先外,劉安恭也是一個最早反毛的人。但劉與上述諸人有所不同,第一他不久壯烈犧牲,蓋棺論定他是響噹噹的革命烈士;第二、劉安恭反對的不是行軍路線的問題,也不是這個仗該不該打,怎麼打的小問題,而正是毛一生堅持、愈演愈烈的專制獨裁的大問題。

由於劉安恭的立場鮮明,朱德的公開支持,處於人少勢孤又不得人心的毛澤東相當被動。

軍隊是講究山頭與派系的,舊軍隊尤其是這樣,你一開始跟了什麼人就是這個人的人。所以“朱毛之爭”開始時,原是朱的人擁護朱,原是毛的人擁護毛,幾無例外。但毛的人少又不得力,沒有一個相當於劉安恭這樣既有一定地位,又很能幹勇敢的人出來為毛擋擋子彈。按說毛的親信也是有的,如羅榮桓、何長工,也許他們當時在黨內、軍內的地位都比較低,營一級幹部,影響有限;也可能是性格原因,後來的歷史證明這幾個人也不是好鬥之徒。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有一個人站出來了。這個人正是林彪,這個從朱德麾下分化出來的“白袍小將”,扮演了一個“單槍挺毛”的角色。平日里的林彪給人的印象是寡言少語、深藏不露,現在居然是他主動地站出來擁毛批朱,這實在出於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於是越發吸引眼球。

林彪堅定地支持毛澤東取消軍委的主張。林彪說:現在紅軍只是一支4000多人的小部隊,又處於頻繁作戰、游擊動蕩的環境之中,領導工作的中心還在軍隊,而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的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

一路行軍,一路爭吵。到了1929年的6月,紅四軍移師福建上杭白沙,準備在6月8日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前3小時,林彪派人飛馬給毛澤東送了一封信。信中說:“現在四軍里確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在群眾中是比較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結成一無形的結合派,專門吹牛皮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蒙蔽。”林彪所說的“有領袖慾的少數同志”指誰?顯然是指朱德,當然也包括劉安恭,很可能還包括陳毅。

有人說這是林彪一生中第一次給毛澤東寫的效忠信。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公正。當時毛的威信、地位與實力還不足以能使林彪去背朱投毛,更談不上去“效忠”。林彪的這一行為是一種選擇,他在朱毛之間選擇了毛,正像趙雲在劉備與公孫瓚之間選擇了劉備一樣。

至於林為什麼作出這樣的選擇?那是因為他看不上朱的能力和作風,也可能在提拔他當團長時對朱德已有芥蒂,也可能確實是觀點與毛更接近。

不管是哪種原因,林彪的行為都不能算投機,也談不上在紅軍內部製造分裂。但是,林彪的行為也不能算是多麼正義,言語之中帶有很多對朱德的個人攻擊。筆者認為這一行為是年輕的林彪一種涉世不深的率性而為。

正感勢孤的毛澤東收到林彪的信喜出望外,在沒有預先徵得林彪同意的情況下就在會議開始時公開了這封信。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常做這樣的事。比如半年後又一次公開林彪的所謂“紅旗能打多久”的信,30年後在廬山會議上公開彭德懷的信,也都沒有徵得寫信人的同意。

由於毛澤東公開了信,就將林彪推向了風口浪尖。林彪索性公開亮明觀點,毫不隱諱地聲明自己的這封信正是為軍委問題而寫的。

就這樣,毛澤東也有了自己的先鋒大將。

雙方的先鋒大將劉安恭和林彪在這次“白沙會議”上的爭論更為激烈。

劉安恭說:“毛澤東總是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按這條標準來衡量朱毛,兩人存在很大的差異。朱德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澤東總是自創原則,拒絕中央的命令。這次拒絕共產國際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個明證。所以,現在不僅有一個劃分前委和軍委的職權問題,還有一個紅四軍是留朱還是留毛的問題。”

劉安恭說得很尖銳,你老毛不是老在強調黨的絕對領導嗎?而你自己就不服從共產國際和中央的領導,總是自創原則,另搞一套。所以,你所強調的“黨的絕對領導”是假,是要你的絕對領導才是真。

林彪劍走偏鋒,集中火力攻擊朱德。他站出來發言:“有一點需要指出,朱德一貫喜歡說大話、吹牛皮,喜歡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攏部下,形成團伙,這次他支持成立軍委就是想藉此脫離前委羈絆。”

有了林、劉叫陣,井岡山的這一場鬥爭熱鬧極了。

不僅僅只是會上的口頭爭論,會下也有實際行動。“白砂會議”十天後的6月18日,紅四軍抵達龍岩附近的小池鎮。朱德在此召開“研究部署三打龍岩”的作戰會議,竟然乾脆沒有通知毛澤東。但是朱德通知了譚震林參會並要譚向毛傳達。譚震林建議毛也去參加會議,毛澤東無奈地說:“沒有通知,怎麼好參加呢?”

顯然對於“請不請毛澤東與會”?在朱德的心中一定也是再三惦量的,最終選擇了“不請”。決定很簡單,解釋卻是多種多樣的。一是“就不請,你能怎麼著”?也就是俗話所說的“不尿你了”;二是“怎麼請”?關係太尷尬了,請也不好不請也不好;三是請了如不來,不是“熱臉貼了冷屁股”自討沒趣嗎?四是來了怎麼辦?會該如何開?聽他好還是不聽他的好?再說再有幾天就開“七大”了,還有必要裝“慫蛋”嗎?無論是哪一種原因,都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此時的朱德對這場鬥爭的信心與決心。如果沒有這種信心與決心,憑朱德一貫的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的作風與品德,即便就用八抬大轎也要抬著毛委員來與會的。朱德平素被老毛欺侮得太厲害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久抑欲伸”。

朱德當然是有優勢的,朱德的優勢有以下幾點:

①朱德人多槍多。8000比1000,雙方實力對比懸殊。

②朱德遠比毛澤東得人望,也就是群眾威信高。

朱德為人慈祥寬厚、、平易近人,對下屬寬容,對上級服從,生活艱苦樸素,能與士兵打成一片,有民主作風,為人敞亮,既不獨斷專權,也不藏著掖著,凡事能與大家商量。

而毛雖平常說話風趣,但遇事喜歡罵人訓人,尖酸刻薄、專制獨裁,還要搞點生活特殊化。

③朱德是紅軍中威望最高的軍事領袖。

現在的人們受到黨史影響,往往以為朱德不會打仗,其實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朱德早在1916年護國戰爭期間就已經成名,是名符其實的久經沙場老將。此時43歲,正是年富力強。事實上井岡山的幾次大仗也都是由朱德指揮的。1928年保衛井岡山的龍源口之戰險象環生,正是由於朱德親臨火線的指揮才終於打敗了江西“兩隻羊”(楊池生、楊如軒)率領的五個團,井岡山轉危為安。

所以說,當年的井岡山並沒有人認為朱德不會打仗,雖然很多人認為毛澤東有遠見卓識,政治上比朱德行,但並沒有人認為毛澤東打仗也比朱德行。認為毛澤東打仗也行,那是一、兩年後的事。

此時的毛澤東初涉軍旅,正處於學習軍事階段,偶爾參與軍事指揮也缺少自信,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彭德懷則獨領一旅在外;而那些已有一定名聲的軍頭劉伯承、賀龍、徐向前都不在井岡山上;後起之秀如林彪、粟裕當年都只22歲,後生固然可畏,畢竟乳臭未乾,還是被大家認為是經驗不多的毛頭小伙。

所以“朱毛之爭”激化後,一般將士並不認為離不開毛,而是離不開朱。要走也是毛走朱留。

④朱德在中央有後台,既有中央背景,又有國際背景。

毛澤東也有他的優勢。

①黨內資歷高。

他是中共創始人,一大代表,在黨內的資歷除張國燾外無人可比,這是任何它人都不具備的政治資源;他是前委書記,在江西與湖南,他就是代表黨的。

②井岡山,是他先來的。不是有句戲詞:“先到為君,後到為臣”嘛。

③長於政治。

毛澤東善於從政治觀點來考慮問題。政治觀點往往也是全局觀點,所以毛澤東拿得出東西,能夠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規、規章制度,然後通過宣傳工作擴大影響,通過嚴肅的紀律保證執行。

4、毛伶牙利齒,識文斷字,又會權謀詭計。

寫文章他的文章最好看;做報告他的報告最動聽;搞宣傳誰也搞不過他,所以他居然當過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而且他這個代理部長是民國首屈一指的大才子汪精衛推薦的;不僅有遠見,往往有奇謀,搞鬥爭也是誰也搞不過他的。

毛澤東當時所缺的就是軍事,假以時日,一旦學會了軍事,毛澤東就是一個全活人兒。

但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老毛的優勢都是軟體,老朱的優勢卻是硬體。毛一沒有朱的實力;二沒有朱的人望;三沒有朱會打仗;四沒有朱那樣在中央有後台。那個年頭,主要得看誰的兵多槍多會打仗,所以總體上講老毛還是處於劣勢。

無論有沒有林彪的支持,毛在這一場鬥爭中必定失敗。林彪的支持只不過給毛的失敗挽回了一點面子。如果沒有林支持,形勢會呈一邊倒,毛會輸得更難看。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在福建龍岩城內中山公園旁的一所中學內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就在這次大會上毛被絕大多數的代表通過正常合法的程序選下去了。說是“落選”,那是客氣,其實是失敗得很凄涼。

朱毛之爭,以毛失敗暫告一段落。心情落寞的毛離開江西,帶著賀子珍到福建鄧子恢的地盤養病去了。

事緩則圓。僅只幾個月時間,形勢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七大”暫時獲勝的朱德、陳毅、劉安恭自己不爭氣,接連吃敗仗,劉安恭戰死沙場。湘南一戰更是慘不忍睹,朱軍長自己幾乎身首兩異。

歷史證明,朱德這人確實是好人,他幾乎是中共高層唯一不整人也沒有整過人的人。朱德人是大好人,也是能人,但不是大能人。他致命的弱點就是缺少雄才霸主之氣,一味講民主和團結,“七大”後由他領銜主演的領導班子一盤散沙,形不成一個核心,屁大的事也要各路軍頭聚在一起民主決策。沒有了毛的威懾力量與當機立斷的作風,各路軍頭並不把朱放在眼裡,你說東,他說西,往往議論三天也形不成一個決議。

“當斷不斷,反為所亂”這是規律。朱德由於決策能力的不足,影響了軍事能力的發揮。在打了幾個敗仗後漸漸地喪失了威信。於是在“七大”慘遭失敗的毛澤東在紅軍內的威信又悄然地探底回升了。

人就是這樣反覆無常的動物。毛在時,人人都說他脾氣太壞,巴不得他早點下台;可一旦沒了毛,又覺得紅軍沒他那兩把刷子還真玩兒不轉。於是將士們又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共識,幹革命還就得要有老毛那樣的殺伐專斷的勁兒,否則真成不了事。

就在部隊群心不穩的時刻,中央發揮了作用。當時在上海的臨時中央總書記是向仲發,工人出身,沒有文化,處於傀儡角色,實際領導人則是兩個革命知識分子:李立三與周恩來。

李立三既是毛澤東的老鄉,也是舊相識,兩人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早在長沙讀書時,毛澤東貼出一則“徵友啟事”,響應的只有三個半,那“半個人”就是李立三。及至參加革命後一開始也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當初就是毛派他去的安源。李立三在安源路礦領導工人運動得到了後去的劉少奇的密切配合,李的工作作風雷厲風行,劉則深入細緻,二人優勢互補,將一個平靜的安源搞得風生水起。李立三由此名聲大振,成為中共第一號工人運動專家,號稱“天下第一人”,在黨內聲望超過了毛澤東,七搞八搞,也不知怎地居然就成了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人,也就是成了毛澤東的上司。

李立三當然也是一個絕對的驕傲分子,他誰也看不起,朱德、陳毅不在他的眼下。李立三與陳毅是旅法同學,又是一起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的,相知甚深,他當面就對陳毅說過憑你那兩把刷子恐怕不行的話。但是他不敢看不起毛澤東。

至於周恩來對朱德與陳毅那就有更深的了解了。朱德是他介紹入黨的,陳毅是他留法時的小兄弟,這兩人能吃幾碗乾飯,周恩來倍兒清。

周對毛雖說早在1924年的廣州就認識了。那時周當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毛是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兩人有過一面或數面之交,並不深入了解。

雖然李立三和周恩來都信任朱、陳的人品,卻都不相信這兩人的能力。

即便是周恩來,當初派劉安恭也不過是幫朱抑毛,在朱毛之間找平衡,並不是真的要把毛趕下台。毛下台後,朱打了敗仗,劉又戰死了,周恩來的心思也變了,於是又力主朱德、陳毅要把權力重新交還給毛澤東了。

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正式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此信由陳毅執筆起草,周恩來、李立三、陳毅討論定稿,信中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批評了紅四軍中的極端民主化問題;信中要求立即建立強化政治領導的政治委員制度:“黨代表名稱應立即廢除,改為政治委員,其職務為監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軍隊政治領導,副署命令等。”信中不僅明確指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還指明“軍政治委員可由前委書記兼”。

這樣一來,毛澤東不僅以“前委書記”的名義領導紅四軍,同時又以“軍政治委員”的身份成為紅四軍政治領導的核心。既是上一級的領導,又是這一級的“核心”。對於紅四軍,毛澤東是領導;對於毛澤東,毛澤東的領導還是毛澤東。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紅四軍“九大”在此召開。毛在“古田會議”上,既爭得了面子,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又掙得了里子,“古田會議”所通過的一系列決議,全都是毛的主張。

紅四軍“七大”的群眾選舉結果被中央的“九月來信”完全否定。長達一年之久的“朱毛之爭”,最終以毛澤東的完全勝利告結束。

三、話滄桑人物命運,言未盡意義遠近

幾點結語:

1、“朱毛之爭”的性質

林彪之言“現在四軍里確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就道出了這場鬥爭的性質是權力鬥爭。

毛澤東更是這樣認識的。在1929年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毛澤東說:“兩種意見最明顯的莫過於軍委問題的爭論。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裡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手裡,以求伸張久抑欲伸的素志”。

毛的這一段話表明,朱德、劉安恭也並不是不要黨的領導,而是要有一個拿在自己手裡的“黨的機關”去實現黨的領導,而其實質呢?也就是“以求伸張久抑欲伸的素志”。

除了權力鬥爭,“朱毛之爭”還包含了其它許多豐富的內涵,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對於朱、劉及“七大”的多數代表而言,這是一場反對獨裁專制的鬥爭;對於毛澤東而言則是一場反對“極端民主化”的鬥爭。

2、人物的下場

①朱德

俗話說“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可俗話還說“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朱毛之爭”以朱德落敗告終,從此朱總司令就蔫了,終生不敢再“反毛”,當毛之世,終為“左衽”,做點實際具體工作,一輩子勉強“平安”。毛澤東呢?毛將一個“認賭服輸”了的朱總司令擺在那兒,正好可以獨攪大權,便宜行事。朱總司令,朱總司令,我們叫了一輩子的“朱總司令”!可是,這世界上哪有一個連自己的“司令部”都沒有的總司令啊!在毛手下,他不得不窩囊。

②林彪

林彪在這場鬥爭中選邊站隊,單槍挺毛,不僅有功於毛澤東,而且也有恩於毛澤東。毛澤東對此終身難忘,不僅時常想起,而且多次提起。

1966年6月在杭州,毛澤東對來訪的胡志明說:“有幾次,遭到內部同志們的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贊成我。他在朱德領導下的隊伍里,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秋收暴動的隊伍,卻撤換了我。同我有長久關係的撤換了我,同我不大認識的擁護我。”

那時文革剛剛開始,毛澤東對胡志明這樣講,既是坦露心曲,也是製造輿論,他已經在向外國友人解釋他將要提拔林彪的理由了。

由此可見,林彪由於在“朱毛之爭”的表現,在毛澤東那裡積累了幾乎是“吃不完”的老本。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無論林彪後來多次與毛澤東發生紛爭,也無論在紛爭是重是輕,林彪是對是錯,毛澤東始終都能原諒他,即時有時實在心煩了,也不過說上一句“你還是個娃娃”。

③劉安恭

結局最慘的是劉安恭。白沙會議上“臨時軍委”被強行撤消了,劉被安排當了四縱隊的司令員。丟了臨時軍委書記的劉更是堅定地反對毛。劉在縱隊司令員的崗位上幹得也相當出色。他過去在楊森的部隊干過,又在蘇聯學習過軍事,所以指揮打仗有相當的水平。1929年10月21日在攻打峰市的戰鬥中,劉安恭血染沙、壯烈犧牲,年僅30歲。他是紅軍下井岡山後犧牲的首位高級將領。

劉犧牲了,照例應該蓋棺論定,毫無疑問是一名光榮的革命烈士,然而卻長期得不到認可。朱毛到延安後,有人曾分別向朱毛問起過對劉的看法,朱對劉給了很高的評價,而毛卻仍然對劉惡言相加。

劉的烈士地位直到1984年才由總政有關單位經過認真核查後確認。

3、深遠的影響

①人們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黨史軍史上有過紅四軍“六大”、“七大”,“八大”與“九大”,後來卻沒有了?

當初,“黨代表大會”曾是紅軍中重要的民主決策機制。紅四軍從1928年5月至11月僅半年時間就先後召開了六次黨代會,隔年6月開七大,9月開八大,12月開九大,一年多的時間先後開了九次,雖然每次會期都較短,但是所有的重大決議都經過了代表大會通過。及至“七大”毛下台、“八大”毛缺席、“九大”毛又上台,這個軍隊里的黨代表大會就沒有了(據說還有過一次“十大”)。毛的領導地位強化了,毛的建軍路線確立了,毛也就不再需要有這個“黨代表大會”的軍內“民主決策機制”了。

這其後,勝仗是打了一些的,根據地也擴大了,但是1930年下半年發動了“反‘AB團’運動”,到10、11月至高峰,終於在12月激發“富田事變”,在很短的時間內無端殺害了數以萬計的紅軍指戰員和根據地的革命干群,其中一批“七大”時投反對票的“反毛份子”也淪為“AB團份子”。

這兩者間有什麼聯繫呢?如果“十大”、“十一大”繼續開下去,如果朱德、陳毅還能投反對票,如果“士兵委員會”還能繼續發揮作用,這個“反AB團”的血腥慘案能不能發生呢?

②紅軍創建之初,“民主”曾是這支新型軍隊最為獨特之處。那時有“士兵委員會”,有一次又一次的“黨代表大會”,戰士洋溢著民主精神,部隊充滿了民主氣氛,與舊軍隊的“絕對服從”有著鮮明的差別。這樣的紅軍也曾表現出很強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戰鬥力,也曾打過很多次勝仗,列入史冊的“大柏地戰鬥”就是由這樣一支民主化的軍隊所打的大勝仗。

當時紅軍里的這種“民主機制”是與許多曾經接受過五四新思潮影響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分不開的,這裡也包括毛澤東;是與旅法旅德、向西方尋求救國之路的仁人志士們分不開的,這裡也包括朱德、陳毅。有許多民主措施就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提出來的,如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民主,經濟公開,官兵平等,消除舊軍隊的僱傭關係等等。

但是這樣的“民主”也註定不得長久,尤其在中國,尤其在江湖、尤其在戰爭年代。“民主”如果不加正確的引導必然演變成“極端民主化”,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人們渴望的唯一目標是成功與勝利,為了勝利,什麼都可以放棄。反掉了“極端民主化”,一般民主也不能保證,換來的只是更高級、更完備的集權制。

③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沒有紅四軍“九大”,就沒有毛澤東建軍路線的確立;沒有毛的建軍路線,就不可能有一支高度集中統一、具有鐵的紀律,黨指揮槍的強大軍隊;沒有這樣一支強大的軍隊,就不可能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但是一旦戰爭成為過去,在戰爭中形成的這樣一套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會給建國後的和平建設帶來什麼影響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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