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一位中學生從美國的來信，被深深觸動。她父母見香港每下愈況，去年舉家移民，只有16歲的她卻心生內疚。她一直記著梁天琦入獄前的一段話：「去或留故然是許多人面臨的抉擇。但假使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都不再留戀香港，退居其他地方，香港的未來也就從此有了定數。相反，我們只有紮根這片土地，這裡才有改變的可能，香港也不再是座浮城。」
她喜愛香港的俚語、掃街的美食和港人的團結。身在他鄉，在6月那個晚上，她隔著時差的螢幕，看著催淚彈射入人群中，徹夜難眠，流淚痛哭。看見同代人在抗爭，她感到擔憂卻又無奈無力。
這種花果飄零之苦，過去百年，有許多人曾默默承受。譬如日治時期的台灣，商人林獻堂每年用一半收入去資助「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要求日本准許台灣成立民選議會。他亦是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金主，通過出版、讀報、講習啟迪民智，爭取自治；雖屢遭挫折，亦被同路人攻擊，仍勉力維持。1927年文化協會演化成民眾黨（最近柯文哲以同名建黨），林獻堂出任顧問，但其後因反對該黨走向「階級解放」路線而黯然退出。
日本戰敗，林獻堂是少數被蔣介石邀請往南京出席受降典禮的台灣代表。但當台灣人熱烈期望國民黨東渡接管時，換來的卻是徹底的失望。陳儀政府貪污腐化、重用外省人、排斥日治時期的本土反對力量、打壓自治的訴求，最後更出現二二八屠殺事件。警備總部整理的「二二八事件叛逆名冊」，竟將林獻堂排名第一。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戰敗，全面撤退至台灣之前，林獻堂已意興闌珊，以養病為由離台赴日。蔣介石為穩住局勢，積極籠絡本土士紳，多次派要員遊說歸台，所得的回覆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聖人教訓。」林獻堂一生為台灣鞠躬盡瘁，最後卻寧願望鄉不歸，客死日本。
但說到亂邦不居，又如何比得上1949年的中國呢？國民黨敗退的時候，除了帶走黃金數百萬両和故宮的珍寶以外，許多人都不知道還有個「搶運學人」計劃。第一個被這計劃帶離北京的是胡適，而緊隨他上機的是陳寅恪。但到了南京之後，陳寅恪並無跟隨國民黨撤退台灣，而是去了廣州出任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這是多麼出人意表的決定！
做自己堅信為正確的事
陳寅恪世代書香，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通曉多國語言和古文字，曾被牛津大學延聘為教授。他推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選擇留下，並非因為信奉共產主義，而是一種與華夏文化共浮沉的心志，覺得必須活在孕育這文化的土地上。加上當時他因病失明，有更深的落葉歸根之感。
其後他的遭遇可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讀到，都是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備受批判和凌辱。幸虧他有超然的學術地位、失明加上斷腿，才能迴避政治活動，默默地寫出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以詩證史，寄憂傷之情。相反，胡適旅居美國，做了一些無大意義的考證研究。他雖鼓吹台灣要成立新政黨卻無全力以赴。最後回台出任中研院院長，在一次宴會中猝死。
這些人物，面對歷史的轉折，或去或留，都有合理之處。亂邦不居，但生於亂世卻有種責任。好像寫信給我的中學生，說她在網上聽了我的「最後一課」，最觸動之處是我引用梵谷年輕時老師勉勵他要順性地去做自己堅信為正確的事，才不枉此生。她打算升大學時報讀社會學，希望能了解社會更深，「日後能助香港踏上民主之路，哪怕是細微的一臂之力。」讀後讓我感慨萬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