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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國的社會信用評價體系為何讓人恐懼?

現代科技除了促進人類進步之外,還成為政府干預私人生活的強有力的工具,讓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成為現實。英國黑色諷刺喜劇《黑鏡》系列,其主題就是突出人類與技術的關係,以及「黑科技」的應用對人類自由的嚴重傷害。中國是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在互聯網技術中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干預、監控技術,全世界擔心中國社會信用評價系統會成為政治監控系統,是基於對中國政府的認識。

華爾街日報》於8月29日發表《企業社會信用體系或成中國的新貿易武器》,稱美中貿易爭端持續之際,外國企業擔心,中國政府將利用其正在發展建設的企業社會信用體系作為打擊跨國公司的武器。這就帶出一個中國人無法不關注的話題:中國聲稱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是學習西方經驗,中國的國家信用與商業信用一向不受好評,而中國要學習西方這方面的經驗時,為何引起西方社會深刻擔憂?

中國信用體系呈崩壞狀態

多年來,我一直在批評中國的信用體系之崩壞,在《中國:潰而不崩》一書的第五章對此有全面論述。要點如下: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由個人信用、廠商信用、制度信用與國家信用等四個層次構成,中國這四個層面都處於崩壞狀態,其中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用破產,標誌是“殺熟”現象的普遍出現,農村地區以鄰為壑的現象蔚然成風;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鏈條斷裂,標誌是有毒食品難以禁絕;制度信用是指社會成員與政府之間的信用關係,中國民眾對政府高度不信任,由國有銀行背書的P2P信貸平台大量爆雷;國與國之間的國家信用不佳,中國以不遵守國際規則著稱,最能表明中國的國家誠信受到深度懷疑的事例,是對中國經濟數據的懷疑,以及中美貿易戰中被作為主要目標的國家支持的知識產權盜竊問題。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北京為了營造良好的國際形象,曾聘請偉達(Hill+Knowlton)、凱旋(Ketchum)、奧美(Ogilvy Public Relations)、福萊(Fleishman Hillard)、愛德曼(Edelman)等五家國際知名公關公司,“幫助中國更好的與西方溝通,傳播中國好聲音”。

在胡溫時期,中國就提出要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2014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官方稱這是中國首部國家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明確了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方向、重點領域和關鍵舉措,稱綱要“是一張指導社會信用往哪兒干,干哪些事,怎麼乾的最高級別說明書”。

如今,距2020年只有幾個月,國際社會紛紛表達對中國的信用建設體系的恐懼感,他們在擔心什麼?

中國信用評級體系極富政治特色

中共官方不斷豐富社會信用體系的內涵外延,從金融領域擴大到經濟領域,又擴充到社會管理範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指出影響社會信用的行為主要包括商業行為、社會行為與網路言論等三類,依據犯罪案底、金融資訊、網路言論、社交情況等對社會成員評分,低分者將受罰。這一制度已在部分區域與企業測試,截至今年3月已累計900多萬人將被限制購買機票、300多萬人將被限制購買火車票、6000多家企業將被限制融資。

上述內容從表面上看,似乎與美國沒太大差別。美國的個人信用主要包括信貸(金融機構紀錄)與犯罪紀錄(警察與司法部門紀錄),企業則包含金融信貸、產品質量、消費者評價等。從有社交媒體以來,求職者也必須填寫自己的Twitter、Facebook帳號填寫,以備錄用機構考核,為什麼只有中國推行讓人感到恐懼?

原因源於兩點:

一、西方的信用評級制度主要是私人與企業的財務資料,由私人企業完成,中國則由政府掌控。

西方信用機構(金融評級機構、指數編製公司)掌握全球資產的定價權,全球著名的諮詢公司麥肯錫在1996年出版的《無疆界市場》中,認為這些評級機構比國家機構的權力還大,“誰掌控全球資本市場的定價權,誰就掌控了全球資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權國家的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就掌控了主權國家興衰成敗的命脈。”多年以後,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如此描繪這些機構:“以我之見,當今社會有兩大超級權力機構,那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和穆迪評級。美利堅合眾國用炸彈摧毀你,穆迪通過降低你的債券評級毀滅你。而且,相信我吧,有時,誰也說不準這兩者誰更厲害。”

西方的信用評級公司掌握資本的定價權,銀行也會根據個人信用決定是否發放借貸,但政府卻無法據此剝奪公民權利,決定公民的信用等級。中國不一樣,由政府制定標準,搜集資料,掌控個人、企業等自然人與法人的信用評級,仍然是集規則制定者、裁判者、執行者三者於一體。

二、中國社會信用評級有政治標準,凡批評政府的言論都會列入信用差的等級。

中國有些地方從幾年前開始實施社會信用分級制度。江蘇省某縣自2010年開始實施這一制度,基本分為1000分,“國家級表彰”加100分,“見義勇為”加10分,“不奉養老人”減50分,“受到黨嚴重警告”減30分。每年結算分數,劃分ABCD四級,A級者在入學就業、社會救助等可獲優惠,D級者會被否決考察與某些證照資格,喪失社會救助權利——其中國家級表彰與黨內警告等算是政治表現,由此可見中國信用評級很有中國特色。

上述標準雖然沒將網路言論列入計分系統,但面對一個積極審查網路言論,為網路空間的未來投下不祥陰影的國家,擔心網路言論列入計分系統,並非杞人憂天。

外國在華企業擔心什麼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美聯社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認為,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勢必會增加企業在中國經商的複雜性。該文援引專註於中國的諮詢公司Sinolytics的首席執行長兼聯合創始人 Conrad的話,認為最近發布的一份嚴重違法失信主體黑名單規定草案中使用的一些措辭,呼應了中國政府關於計劃推出不可靠外國實體黑名單的警告,表明這兩項舉措相互交織。上述嚴重失信主體黑名單是企業社會信用體系的一部分。

中國歐盟商會的報告則認為,1、一家公司的社會信用可能影響該公司關鍵人員的個人信用評分,反之亦然。這是企業高管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2、一家公司的社會信用也可能受到其供應商行為的影響;3、一旦上了黑名單,從黑名單中移除可能需要數年時間。

總部位於北京的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 China)近日發布一份關於企業社會信用體系的報告表示,該體系將為政府提供大量系統化數據,並警告稱,中國政府可能會利用技術來強化政治正統。對外國公司而言,新規或意味著合規成本上升,不確定性增大。

普遍擔憂:中國社會信用評價系統是政治監控系統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教授Björn Alpermann對中國社會信用做過專門研究,認為中國社會信用評估系統有兩大缺陷,一是以什麼作為評估指標非常不透明。中國政府計劃的是建立一個社會責任和信用體系,搜集的信息遠遠超過了財務信息範圍,深度滲透到私人生活領域。比如批評政府的言論或個人其它不受歡迎的舉動都可能進入評估系統中。二是這種社會信用評價系統對世界將起到不良示範作用。中國政府已經將互聯網監控技術出口到其他國家,也將會向其它威權政府出口社會信用體系這一項目的技術。

現代科技除了促進人類進步之外,還成為政府干預私人生活的強有力的工具,讓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成為現實。英國黑色諷刺喜劇《黑鏡》系列,其主題就是突出人類與技術的關係,以及“黑科技”的應用對人類自由的嚴重傷害。中國是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在互聯網技術中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干預、監控技術,全世界擔心中國社會信用評價系統會成為政治監控系統,是基於對中國政府的認識。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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