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企孫
葉企孫先生在饒毓泰先生之後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他也學習物理學。
因為不知道當時他的姓名如何拼寫，試了幾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了他的學籍卡片。可是總的來說沒有費很多時間。大學行政辦公室的一名年輕職員做事有條不紊。他先在從A到Z排列的抽屜柜子里找到了學籍卡片，然後到另一個辦公室里找出在微縮膠捲上的學習成績單，印了出來。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讀書。已故戲劇專家吳曉鈴先生曾說起，他在1930年代因為愛好中國文學從燕京大學醫學預科轉學到了北京大學。看到北京大學的辦公室里一群職員還拿著毛筆抄各種文書，覺得北大是舊中國低效率的縮影，因為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全部用卡片制，兩個系合用一個秘書，效率高得多。想不到二十年後因為查找這五名受難者的資料，再次印證了吳先生的話。在有電腦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學籍卡片上記載，葉企孫1898年7月16日生於上海。父親是清華學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績單上，大多數科目都得到了A，A減，和B，只有很少的三個C。芝加哥大學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學學士學位。得到學位後，他還在這裡繼續上課半年。
學籍卡片上有他的父親的名字，是用拼音寫的。我從中文資料上看到他的父親是前清舉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約半年，1914年應聘任清華學校國學教師。葉企孫自己則在1913年進入清華學校，1918年畢業離開。認識葉企孫的人說他有很好的中國文學修養。看來他和父親兩代人，都屬於當時一方面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積極向外國學習知識的人。應該說這是一種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學籍卡片上有「將來的職業」一欄，葉企孫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確實如此。他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到哈佛大學，在1923年6月獲博士學位。回中國後葉企孫一直在學校工作。他自己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清華並非正式大學，只是留美預備學堂。1925年底清華開始建立大學本科，葉企孫是組建清華大學物理系的人。這個系培養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後，清華大學物理系被取消。葉企孫被分配到（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教授沒有了自己選擇學校應聘的自由）北京大學物理系，直到文革。在北大，饒毓泰是他常有來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強迫「交代」與他來往的朋友的名字。
文革開始後，葉企孫象饒毓泰一樣，被作為「牛鬼蛇神」「揪」了出來，遭到紅衛兵的「批鬥」。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把他逮捕（那時候國務院、軍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機構出面），關押在監獄中（不是校內的「牛棚」了），連續進行審訊。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樁「特務案」。關押一年半後，1969年11月，他被釋放回到北大，然而繼續被「審查」。當時他已經病重。1972年，北大當局（當時是毛澤東的警衛部隊的軍人掌管北大）給他的「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個「處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監獄和勞改農場去而已。
當時，親友也受迫害自顧不暇，葉企孫終身未婚也就沒有家庭能幫助他，加上他是「特務案」，沒有人敢跟他接觸來往。葉企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後來又生病，據目擊者說，看到他腰彎得十分厲害，神情恍惚，鼻涕希拉，衣衫襤褸，樣子十分可憐。
毛澤東在1976年9月死亡。毛澤東死亡一年之後，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結束。毛澤東死亡兩年後，北京當局開始逐步給文革受難者平反。
葉企孫沒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去世。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時他已經去世十年。以後的變化，也和中國在經濟上的變化一樣，是有戲劇性的。1995年，清華大學為他鑄造了一尊銅像。2000年出版的《中國科技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虞昊，黃延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是他的傳記，也寫到他的文革遭遇。
這本書和其他文革後出版的科學家傳記有所不同。這本書材料充分翔實，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動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輕時代日記時，力圖肯定葉企孫那時（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後）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於勾勒出葉企孫和他的學生們體現的早年的清華精神。
這本書對葉企孫在1949年以後的遭遇，做了客觀仔細的說明。1949年1月中共軍管會接管清華大學。1950年葉企孫出任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幹部大會上作第一次檢查，沒有通過。1月22日他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作第二次檢討，升級到檢討自己的「九點錯誤，四點思想根源及三點改正辦法」，仍然沒有通過。1月24日第三次檢討，算是通過了，但仍然遭到多項攻擊，其中之一是指責他不參加「土改工作隊」。清華大學黨委「關於葉企孫的情況報告」中說：「他現已在清華失去了威信。故擬不再採取群眾大會方式對之進行批評，打算找一些人幫助他一下，如沒有什麼變化，就拖著尾巴過關，以後再耐心地在長期中給以教育。」（該書498頁）
書里詳細說明了葉企孫的「特務案」。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之後，他曾指導畢業論文的清華學生熊大縝，應邀到了冀中共產黨的部隊，運用專業知識製造炸藥、無線電等軍用器材，後來熊大縝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被用石頭砸死。三十年後，又為熊大縝和葉企孫的關係把葉企孫也抓進監獄。
書的作者很用心地為葉企孫辯白，說他絕不是國民黨的「特務」。這樣的事實說明當然是對的，然而也讓人感到困惑。在文革三十多年之後，難道還只能進行這樣的辯護嗎？在文革時候，人們除了竭力聲辯「我不是特務」「我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外別無他法。現在還不能把事情說得明白一點嗎？
文革的迫害是群體性的，大規模的。文革對其打擊目標和方法是預先明確規定的。文革領導者們相當具體地指導了在全國同步同時進行的迫害和虐殺。文革害死了以百萬計數的人民。用法律術語來說，這是群體滅絕罪，是反人類罪。文革絕不僅僅是對個別人因弄錯了事實造成了冤案。用「冤案」來描述葉企孫、饒毓泰的死亡是不準確的。
饒毓泰和葉企孫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時候，正是物理學興旺發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又是當時的學術前鋒。在上面寫到的測量光速的麥可孫教授之後，還有多名芝加哥大學教授獲得諾貝爾獎，而在此之前，獲獎者都在歐洲。麥可孫教授出生於普魯士，猶太人，兩歲時來美國，在礦區小鎮長大。曾經有一部電視片，描寫了在他17歲的時候，儘管受到一名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教師的反對，他還是得到幫助而進入了海軍學校，畢業時成為一名物理和化學教師，後來成為傑出物理學家。在芝加哥大學裡現在有一座建築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學校園裡還有一座高大的銅鑄藝術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樓的對面，紀念1942年費米在這裡領導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個由人控制的鏈式原子能反應堆。記得1978年文革結束不久的時候，市場上仍然很少有文學或者歷史書賣，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讀物和物理學家的傳記，其中費米夫人寫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歡迎的一本。書中寫到，費米趁領取諾貝爾獎的機會離開故鄉義大利來到美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猶太人。義大利和納粹德國結盟，使他們面臨危險。他們來到芝加哥大學以後，由於美國和義大利宣戰後，有關法律使他們成為「敵國僑民」。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完成這項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軍學院沒有因為種族歧視而不錄取麥可孫，芝加哥大學也不沒有因為費米夫人的種族以及他們夫婦從戰爭敵國來而把他們當敵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學也採取納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會發生什麼情況？在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的一系列輝煌的科學技術成就後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