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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文革受難者王均

王均

王均,後改名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縣五家田村家中被紅衛兵抓走,“鬥爭”和關押一段時間後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屍骨在哪裡。

芝加哥大學的成績報告單記載,王均來芝加哥大學以前,在東京法政大學學習,1921年到Wooster(Ohio)學院學習,1925年2月進入芝加哥大學,6月15日開始高級課程班學習,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學學位。表上也說明他是基督教長老會教友一員。

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王均進入芝加哥基督教長老會神學院學習一年。我在這個神學院的圖書館裡,在一本名錄里看到關於他的如下記載。

王均,生於1898年4月7日;入Wooster College,1921年。在芝加哥大學得到哲學學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長老會神學院學習,得到證書,1927年。成為牧師,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長老會教會傳道;任教於南京金陵大學;出版《宗教與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與Ruth Li結婚,有一個兒子和三個女兒。通訊地址:中國南京,金陵大學。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錄。在那以後,發生了什麼呢?

1938年,日本軍隊佔領了南京。當時正值王均第二次來美國。他的妻兒從南京逃難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趕回中國和妻兒見面,後來又從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縣。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縣辦起了第一所中學。他還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項水利工程,那時修的水壩至今還在用著。

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1951年開始“鎮壓反革命運動”。他先在安福縣中學任教導主任,後來被迫離開轉到永豐縣中學任一般教師。1952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課時,被安福縣派來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八年徒刑。那年他55歲。

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寫道,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關押各種反革命份子27萬,管制3萬,處以極刑(殺)71萬。”(《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馬宇平,黃裕沖編寫,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737頁)。毛澤東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說的則是殺了100萬。毛澤東親自領導“鎮壓反革命”運動,發出102個電報,在1990年代發表在《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書中。毛在這些電報中規定要處死刑的人數的比例,還親自給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處死的人數。毛和他的文稿編輯們,都沒有覺得這樣按照比例和下達指標來殺人,是否有什麼不妥,哪怕僅僅是在說法上。毛的思想和現代文明世界相隔之遠,可見一斑。

王均在江西貴溪縣的勞改農場服刑,1960年刑滿後繼續留在那裡,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縣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原為安福縣中學教員,也被停職回老家“監督勞動”。

文革開始後,王均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鬥”。他被關“牛棚”,被戴高帽子遊街,跪搓板,被拳打腳踢。1968年5月,江南鎮上召開“批鬥”大會。他的妻子被叫去“陪斗”(這也是文革的新名詞之一)。他已經站不起來了,是被放在板車上拖來的。他妻子走近時,他告訴妻子說:“我已經許多天不能飲食,腰骨也被打斷,恐怕頂不住了。”

“批鬥會”結束後,主持“批鬥”的人讓他妻子回家,叫她送米和油鹽來“牛棚”給王均吃用。第二天他妻子帶了東西去,他們卻說這些不用了,王均已經轉移到別處去了。他妻子後來就再也沒有見到他。

他的四個兒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親的來往會給他們帶來嚴厲懲罰,他們已經從別人身上看到過教訓。他的1958出生的外孫,從來沒有見過他。

文革結束以後,安福縣中學的一位老教師告訴王均的一個親戚,1968年他被關在“牛棚”的時候,和其他三個老師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崗嶺去埋。死人用席子卷著。他們不知道那是誰。埋入土中以前,有個老師掀開席子看了一下,認出那是王均。可是他們長久以來一直不敢說。

王均的兒女們請那位老師帶領他們到記憶中的那個地方去看。他們在那裡為父親建了一塊石碑。現在那一帶已經開闢成了一個公園。碑前常有鮮花,是王均以前教過的學生和他們的孩子獻的。他們也自己印了一本小書,紀念父親。

文革後,他的兒女多方申訴,到了1987年4月2日,安福縣人民法院發出判決書,改判王均無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們也會注意到,他和上面寫的葉企孫的“特務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於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紅衛兵所做,沒有記錄。文革中這類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芝加哥基督教長老會神學院的建築明亮整潔一塵不染,那裡的工作人員溫文爾雅謙恭有加,樓間的草坪和花壇繁茂興盛管理良好。王均原來是會在這種環境里生活工作下去的。這並不是什麼奢侈的願望。但是想不到,希望有這種生活方式的人會死得如此兇險,如此悲慘。

縱觀王均的一生經歷,他在青年時代顯然是個認真探索和不斷追求的人。他並不出身於有錢人的家庭,卻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國學習;他先學習法律,又學習教育,最後學習神學,然後以教育和宗教服務為個人事業;他用中文寫了一本書,也用英文寫作(現在紐約的一個圖書館裡有他寫的一本書,是他的英文文章彙編,出版於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當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卻沒有權利打他關他殺害他。這樣毀滅了他,是一種重大的犯罪。

肖光琰

肖光琰(1920-1968)是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1968年10月被關進“牛棚”,遭到虐待、體罰和毒打,12月11日在關押地死亡。時年48歲。兩天以後,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蕭絡連被發現在家中一起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肖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的電腦網頁上檢索出肖光琰的學位論文,對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論文是1946年印製的。當時沒有電腦網,電腦網上的索引是後來做的。論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學CRERAR圖書館裡。論文題目是“葉綠素熒光發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樹葉和葉綠體中”。科學發展也許日新月異,知識更新速度很快,但是這些論文將要長久保存下去,作為人類知識積累的長河中的一部分。但是文革的價值觀是完全相反的。文革中,肖光琰全家三人都被害死,哪裡還談得上保存論文這類事情。

肖光琰1950年回中國,他的妻子甄素輝在美國出生長大,隨肖光琰到中國,在大連海運學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肖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檢討。在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肖光琰被當作“白旗”批判。

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時間最長害死人最多的一個“運動”。8月,毛澤東派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到化學物理所“佔領上層建築”。有的工宣隊員態度兇惡,動輒動手打人。10月5日,肖光琰被抓進化學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兩個月零六天後,他滿身傷痕地死在被關押地,並被宣布是“畏罪自殺”。

當時化學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為“特務”。實際上,“特務”是文革的重點要抓的“敵人”之一。在文革中,“階級敵人”由文革前的五大類變成了八大類,即“地富反壞右”,再加“叛徒特務走資派”。在肖光琰的研究所,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全部都被指控為“特務”組織成員。這些人被“隔離審查”,長期關押,遭受刑訊拷打。在這過程中,有七個人死亡。這七個人都被宣布是自殺的。

張存浩先生是這個“特務案”的倖存者之一。他也是該所研究人員,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1968年他從家裡被抓走。他家被抄了7次,連地板都撬開。他家孩子多,他又買了很多書和政府公債,因此沒有什麼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銀行存款,審問他說:你家為什麼沒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務經費。

張存浩的12歲的兒子張捷被叫去“揭發”他。他們說:你爸爸是特務。兒子問,特務是什麼?他們說,你沒看過電影嗎?

張存浩在“牛棚”中被關了一年。他被抓進去以後,人們看到在他脖子上掛了很重的牌子。不過即使在文革後,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對家人也從來不提。他只是告訴過家人一件事情,是因為這件事情雖然悲慘,但也有些可笑:

被抓進“牛棚”以後,給了張存浩一個長長的名單。“專案組”逼他承認名單上的人是他的“特務”組織成員。名單上有一個名字是“張捷”。他當時並不老,38歲,但是氣糊塗了,而且,也絕想不到自己12歲的兒子會被列在所謂“特務”名單上,所以堅決否認他認識一個名叫“張捷”的人。為此,他被打了一個晚上的耳光,罵他“態度不老實”。他說,真是難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會自殺。

1968年和張存浩一起被指控為“特務”而死亡的七個人如肖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們是“自殺”了嗎?但是,他們再也不能說出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麼了。

我從圖書館書庫中取出了肖光琰的博士論文。捧著這本絳紅色布面精裝的論文,讓我再一次為寫了論文的人和他被毀滅了的三口之家感到痛心。

肖光琰在25歲的時候完成了博士論文。知道他的人說,他當年讀書的時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都常在實驗室度過。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甄素輝和他的約會,都會被他拉到實驗室度過。

圖書館的值班女士正好是作了這批論文的電腦索引的人,非常認真地給我解釋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還在發展完善這些索引。顯然她有非常好的專業訓練並且熱愛她的工作。肖光琰的論文上寫有指導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學的化學研究所是以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書庫中肖光琰的論文有兩份,她說,很可能這多出來的一份原來是Franck教授的,原來在教授的辦公室里。教授去世之後,把這個副本收到了圖書館裡。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諾貝爾獎獲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離開德國來到美國。他的研究方向有兩項,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學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肖光琰是他在後一方向上的學生。19471年他退休以後,仍然領導芝加哥大學光合作用研究組十年。

說到光合作用,1958年,留學過美國的中國力學學會會長錢學森配合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兩次發表文章說,計算每畝地得到的太陽能經過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轉化成20萬斤糧食。他完全不認為關於光合作用是否要問專家如肖光琰,而不是他一個力學家應該亂說的。當時《人民日報》上的糧食畝產不斷增加,最高的達到13萬斤。在這個瘋狂的吹牛之後,中國出現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但錢學森從來沒有為他的胡說表示道歉。

肖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為文革時代的“先進典型”。我檢索了《人民日報》電子版,從1971年到1976年,這個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報》。那時報紙很少,而且這家中國最大報紙全部只有六個頁面,因此被《人民日報》報道是極難得的榮譽。這些文章的標題,有“同修正主義科研路線對著干”,“以階級鬥爭為綱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如此等等。以這種樣板指導全國,製造了多少肖光琰式的慘劇呢?

2005年,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領導人(中共黨委書記)白介夫(文革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肖光琰的苦澀友誼》(北京:《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是資深共產黨人,1937年去延安後入共產黨,1957年出任中國化學物理研究所的領導人,他坦率承認他當時連化學元素周期表都沒有聽說過(這是中學化學課本里的),卻要領導肖光琰這樣的專家,還錯誤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把肖光琰當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肖光琰這樣的人更全都成為“牛鬼蛇神”和“專政對象”,被派去領導這個研究所的“工宣隊”,直接動手打人,還使用刑具。他的敘述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肖光琰生前所經歷的。他主動表達的歉意因為在領導幹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見到,所以特別值得珍視。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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