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層苦無對策!香港「無大台」抗爭運動正在創造奇蹟
香港反送中運動中運動已經持續兩個多月，似乎並沒有平息的跡象。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公民抗命運動中，香港人表現神勇，打法創新，四面開花，反觀中共和港府則處處被動，進退失據，疲於應對。香港人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原因是他們推陳出新了一種新的社會運動模式，而中共和港府至今對此束手無策、望洋興嘆。這是一種什麼秘密武器呢？那就是無大台抗爭運動。
大台就是香港人所俗稱的領導者，也就是領袖或組織機構。無大台就是沒有主導運動的領袖和組織機構。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前不久，特首林鄭月娥邀請多家大學的學生會參與對話，但對方都以自己「不是大台」為由拒絕。泛民組織「民間人權陣線」多次發起遊行，但只是為市民提供一個抗議的平台；「民間記者會」只在輿論上與政府抗衡，他們都不是抗爭活動的大台。這下中共和林鄭有點懵，找不到對話的對象。這個武器對他們而言的確太新了，不知如何下手？
下面，我們一起分析一下香港無大台抗爭運動的特點：
第一，是對2014年雨傘運動的反思和揚棄
長久以來，香港社會運動一直都是由工會丶政黨丶以至民間組織領導。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年復一年的「六四燭光集會」丶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七一大遊行」，他們由上而下號召市民參與。然而，香港年輕一代對傳統社會運動模式很不滿，認為大台扼殺了他們的聲音。「六四燭光集會」三十年如一日，形式很陳舊，沒有成果。這種不滿，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達到了高峰。民眾對傳統政治領袖的不信任丶年輕人對社會運動的新想法，掀起了「反大台」的浪潮。無大台抗爭模式，揭開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新一頁，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新高潮。無大台抗爭運動一掃過去單一的遊行集會抗爭的陰霾，不合作運動丶政治性罷工丶眾籌、海外連儂牆、刊登廣告等抗爭手法，在香港前所未見。
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瑋熙說，香港過去的社會運動，都不算真的有大台。香港的政黨政治較弱，多數政治團體也沒有經常性活動，整體而言，是政治組織化程度較低的社會。2014年雨傘運動時期，無論是「占中三子」或「學聯」和「學民思潮」兩個學生團體，實際上都未獲得群眾足夠的認同，只可算是「幻想中的大台」；而「民間人權陣線」在雨傘運動中，只是出面申請場地的代表。無大台模式可以包容多元的抗爭方式，示威者不斷構思新的抗爭手法，照顧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避免了長期依賴單一的行動模式，令抗爭運動豐富多彩、生機盎然。
第二，藉助網際網路構建交流平台
香港反送中運動主要依賴網上Telegram（電報）與連登討論區。在示威活動中，示威者通過「哨兵」群組向其他示威者通報信息。在另一個「大消物」群組中，群友在示威前就公布頭盔、藥水等物資的收集和領取地點。當示威者撤退時，該群組又會發布供撤離的上車地點，信息細緻到「可接載人數」。總部設在柏林的Telegram是由來自俄羅斯的杜洛夫兄弟兩人在2013年創立的。Telegram軟體的最大優勢就是「私密性」的保護，至今中共黑客難以攻克。
除了Telegram外，網上「連登」討論區（LIHKG）是香港示威者另一個網上討論平台。袁瑋熙說，這次運動整合資訊的角色由「連登論壇」等網路平台承接。在連登上，網友提出各種不同的行動策略，其他人再給正、負評的方式參與討論，逐漸凝聚共識。連登討論區上「百家爭鳴」，每天有上萬條留言和建議。在過去近三個月的示威里，討論區會在同一時間討論多個行動方案。這樣的辯論，每天都在討論區的不同角落裡上演，但每每都能迎刃而解，尋找最終共識。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浚鋒觀察到，運動參與者在商討行動過程時，會以「直接民主」方式來化解矛盾。
藉助現代通訊的幫助，抗爭運動盡然有序，有人負責文宣，有人幫忙運送物資，有人負責秩序，有人負責傳輸水和食物，有人在周邊觀察警方舉動，也有人站在最前線。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職，並沒有領袖發施號令，只有默契工作。蘇浚鋒說：「每個人有不同職位丶不同崗位，但大家一起做決策，商議式民主丶直接民主對整場運動而言，是最好的。」
第三，青年人走上政治舞台
年輕人有不同專長，在抗爭運動中，不少參加者是中學生或大學生，或是剛畢業的職場年輕人，他們有衝勁，有創意，能以個人專長想辦法推進抗爭行動。例如熟悉外語就寫信給外國政府，訴說香港反送中運動情況，尋求國際社會關注；熟悉法律人士就將法律知識加入文宣之中，以理服人；擅長平面設計者，就自發製作吸引眼球的宣傳品，抗爭方式多到令許多政治老手眼花瞭亂，望塵莫及。遊行現場，年輕人自發互助，幫忙回收和將垃圾分類，每當有救護車經過，人群中便有人自發維持秩序去讓路，大家又在通訊軟體中不停發放有用資訊，秩序好得令外國記者嘆為觀止。
第四，人民戰爭
香港市民二百萬上街遊行，除了老弱病殘，基本上都出來了。這說明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了一場香港人民戰爭。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教授在《我們的自由要一起爭》一文中寫道：如果沒有無數香港人在不同崗位默默努力，彼此扶持，這場運動不可能堅持到現在，而且是有理性、有原則、有尊嚴地堅持著。這場運動中的五大訴求，這些不僅是前線示威者的訴求，也是法律界、學術界、商界、醫療界、藝術界、新聞界、社工界、前政府高層、政府公務員，以至許多社會知名人士的共同訴求。香港這場浩浩蕩蕩的抗爭運動，說到底，就是香港人不甘於認命，為了捍衛自己的自由和權利，爭取自己應得的民主和自治，大家一起站出來的公民抗爭。
香港無大台抗爭運動是對2014年雨傘運動的反思和揚棄，也是對2010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借鑑。喬晞華博士在與他的導師懷特合作出版的《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和滅亡：以社會運動學視角》一書就分析了這種的新的社會運動模式。喬晞華先生指出：「阿拉伯之春」的特點不僅因為參加的人數眾多和非暴力等特點著稱，而且有三個特點引人注目，也就是「三無」運動：即「無線」、「無領導者」和「無階級」。但香港無大台抗爭的政治訴求和所處環境與阿拉伯之春運動存在很多不同特點。我們可以說，無大台抗爭是一場民主、自治的抗爭；是一場青年人的抗爭；是一場高科技、高智商的抗爭；是一場知識的抗爭。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運動新模式。
面對香港無大台抗爭運動，中共和港府猝不及防，束手無策。中共和港府固然有年青官員和公務員，但港府只是中共的附庸，而中共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極權政體，真正最終決策就是中共高層的一群老人。他們的知識結構、治國理念和科技能力與香港示威者相差得太遠。他們處理香港抗爭運動的思維與三十年前的八九民運幾乎沒有區別，仍然是暴亂定性，武裝戒嚴和暴力鎮壓。仍然認為這場風暴是由境外反動勢力操控，幕後黑手指導，是一場遲早要發生的政治動亂。但這些陳詞濫調在香港無大台運動面前顯得多麼落後、蒼白和愚蠢。外交部發言人只用罔顧事實的冷嘲熱諷，把耍流氓當機智。中共發起的海外小粉紅軍團和親共團體遊行，除了羞恥的國罵和豪車炫富外，結果就是丟人現眼。
在大陸，中國人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認為自己完全無力左右命運，只能跟著大船起起落落。船決定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但香港人不這樣認為，他們勇敢抗爭，用無大台運動的事實告訴我們：不是船決定著人的命運，而是船里的每一個人，決定著船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