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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有四個不可告人的動機 會造成類似計劃生育的民族災難

這四大戰略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文化大革命和計劃生育都是一言堂,中央提出來之後沒有人敢反對,導致了民族災難。改革開放看上去似乎是鄧小平的一言堂,但實際上黨內一直有左派和右派的爭論,直到1992年,鄧小平還是忌憚於左派的反對,進行了南巡講話。

當下中國,一帶一路已經成為絕對熱點的一個話題。確實,一帶一路作為一個民族的戰略,或者國家的戰略,勢必影響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國人,所以說作為任何一個中國人,理性思考、理性評判一帶一路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當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把一帶一路上升為一個絕對正確的一個政治路線,或者成為一個中央絕對正確的決策方向的時候,反對的聲音少了,理性思考的聲音少了,幾乎是不敢反對。近兩年半來,因為我是長期研究印度,所以國內有一百多個論壇和高等院校都邀請我去參加關於一帶一路的講座。但在參加的過程,讓我感到非常的恐慌,國內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幾乎沒有理性思考一帶一路,也不敢反對。

實際上作為一個如此重大的國家戰略和民族戰略,我們需要理性思考,需要有反對的聲音,我們今天就從歷史層面和比較層面來分析一帶一路。我們把一帶一路放在建國以來進行檢驗,我們知道建國至今,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主要進行了四個大戰略,能稱得上國家戰略的無非四個:第一個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個改革開放,第三個計劃生育,第四個就是現在的一帶一路。

這四大戰略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文化大革命和計劃生育都是一言堂,中央提出來之後沒有人敢反對,導致了民族災難。改革開放看上去似乎是鄧小平的一言堂,但實際上黨內一直有左派和右派的爭論,直到1992年,鄧小平還是忌憚於左派的反對,進行了南巡講話。

正因為像改革開放這樣的戰略,不斷有黨內的反對聲音和爭論,所以在不斷的修正,所以說改革開放做的最為成功,文化大革命和計劃生育,就是因為偉人的作用,導致整個民族不敢發對不敢爭論,而導致了民族災難。

所以說在當下,我們理性的思考一帶一路,或者略有反對一帶一路的聲音,都是應該的。我們再從歷史的長河中來看待一帶一路,我們實際上需要思考的是,在這歷史的過程中,為什麼美國和日本不進行類似的一帶一路的工程?因為任何一個大國在經濟走向的過程中,需要國家工程基本背景都是相似的,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曾經也提出過類似的絲綢之路,日本也提出了南南合作,他們不是缺少資金,也不是沒有戰略需要,為什麼不進行類似的工程?

確實,類似這樣的工程,如果需要國家層面來進行,一定存在這樣那樣的困難,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所以說美國和日本進行類似的工程,都基本上停在政治口號上,而沒有落到實處。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第一個我們需要釐清的是,一帶一路到底是經濟性議題還是政治性的?在我看來,他不就是一個經濟工程嗎?不就是一個國家主導的一個經濟工程,既然是一個經濟工程,那到至今為止,無論是媒體上還是科研資料上,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專家學者明確的提出或著預判出一帶一路到底要動用多少資金,因為經濟工程我們必須要進行所謂的科學預算,必須要有投入產出來進行檢驗,那麼既然是這麼大的工程,全國上下居然沒有任何一個專家學者提出一帶一路到底要投入多少錢。

據我個人經驗預判,我記得2016年我在印度參加一個高峰論壇時,萬達集團的王健林面對著印度的財政部長,號稱在未來的幾年在印度北方的一個邦將投入4000億美金。這樣的一個民營企業,藉助一帶一路的工程都有可能在幾年內投入4000億美金,那意味著一帶一路的工程興起之後,無論從與巴基斯坦之間的中巴走廊看待,還是和哈薩克斯坦承諾的幾百億來看待,我保守的估計,在未來的三五年,我們每一年有可能會動用2萬億左右的資金來投入一帶一路。

亞洲銀行已經預測了整個亞洲未來十年內,每一年都有近萬億的基礎設施的投入,近萬億的投入,至少有6000到8000億需要中國的基礎設施工程來承攬,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所以說最保守的估算,每一年中國可能動用2萬億美金左右。

我們每一年讀的GDP總量才12萬億美金,那意味著一個國家工程我們即將動用20%以上的資金來做項目的總投資,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動用了國家GDP總量的20%,朝著一個單一的方向來做一件單一的事情的時候,如果事情效率不高,或者方向出現稍微的偏差,意味著這個民族和國家再也找不到另一股力量和另一種方式來拯救和修正如此龐大的行為。

所以這是我擔憂的第一點。因為所動用的資金過於龐大,而且一旦出現問題,因為它過於龐大,必然會導致沒有第二股力量來修正和拯救,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一帶一路在進行的過程中,實際向社會民眾,或者整個社會,並沒有充分討論我們真正的動機和目的在哪裡。

無論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說國務院提出的民心相通,但是外交措施上和政治措施上所要表達的意願並不是一個民族經濟工程,背後真正的動力,依我個人來看,之所以認為一帶一路推行有他的必要性或正確性,無非是在以下幾個不可告人也好,或者不願意講出的動機也好:第一個最大的動機,因為我們確實存在產能轉移的巨大動力,國內的產能已經過剩,如果再不轉移,肯定存在非常大的產業結構問題,這是第一大動力。

第二大動力,就是因為中國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一樣,中國的金融資產是非常龐大的,有三十三萬多億的金融資產,美國才十七萬億美金的金融資產,日本才七萬億。中國有三十三萬多億的金融資產,而且是三十三萬億美元,這些金融資產如果不進行合理的投資和引導,很可能會形成籠中虎,對中國經濟的運行會產生壓力。

第三個方面很可能是,確實通過一帶一路,把中國有優勢的科技和技術力量,合理的在開發中國家進行發揮,也為民族創造更大的利益。另外還有一點,通過一帶一路能重新建立起來由中國所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這恰如美國國務卿所講的,哪個國家掌握了世界貨幣就等於掌握了整個世界。實際上從二戰以來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後,實際上整個世界的貨幣和金融體系,基本上是由美國人一票否決式的主導著。

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在世界GDP增長貢獻中占30%到40%的一個大國,自然而然需要我們來主導和建立一定的金融和貨幣體系。

所以我認為以上四點我所感悟的,才是真正中國要推動一帶一路的這樣的一個意義所在。這樣的一個意義所在,同時我們確實也需要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待和分析。一帶一路如果按這樣的方式推行,長遠而言,到底對我們有利還是不利?

我們知道計劃生育在那樣一個年代,馬寅初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提出來的計劃有他的合理性和科學性,而且這些合理性和科學性僅僅是建立在靜態的眼光來看待,如果說馬寅初和毛澤東用動態科學的眼光來看待的話,如果認為糧食還可以增長,如果認為糧食還可以用國際化的手段向其他國家進口的話,那麼計劃生育完全沒有必要,或者更進一步用科學眼光來看待。如果人口多,反而能刺激經濟可持續發展,完全可認為計劃生育是討論不足,辯證不足。

發展眼光看待的錯誤,那我們把計劃生育慘痛的教訓,放到一帶一路來進行思考,目前我們一帶一路無論是通過國家銀行還是國有企業,我們幾乎在單一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錢投入到東南亞、南亞這一帶的開發中國家,幫助他們完善基礎設施建設。

似乎看上去,中國輸出了高鐵,輸出了火電廠,輸出了橋樑等等一系列的技術和產能,但實際上我們只要冷靜思考,我們在做著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們用中國的資金,幫這些競爭對手完善了基礎設施建設。我們知道中國的崛起是因為全球化、製造業產能的轉移,才給中國這個民族帶來一個飛躍式的崛起。

而中國當下經濟結構的轉型並不是很成功,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在未來的五到十年還是要依賴於製造業,之所以全世界的製造業,或者中國本土的製造業願意把製造行業留在中國幫助中國經濟發展,是因為相鄰近的這些開發中國家和我們相比較競爭而言,他們最大的不足和沒有競爭力是因為他們基礎設施不完善。

當下的中國,我們動用大筆的資金,幫助越南、菲律賓、印度,修好了道路,修好了電廠,修好了高鐵,就意味著在未來三五年,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工程,導致越南、菲律賓、印尼,包括非洲在內的一些開發中國家,完善了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那個時候把中國的投資環境和印度印尼奈及利亞來進行比較,因為這些國家都基本民主轉型了,可以稱得上是比較安寧的法治社會。

一個比較安寧的法治社會,勞動力又非常便宜,商務成本又不高,有沒有高價的房地產的壓力,同時他們又完善了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一個投資的製造業者而言,當然更願意把他們所謂的製造業中心,從中國轉移到那些開發中國家,因為那些開發中國家相比較於中國,社會環境好,基礎設施好,又有龐大的潛在的大市場,在那一個時間點上,很可能一帶一路的成功之日,就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一個競爭力的休止之日。

從我個人而言,我確實是非常的恐懼,或者說非常的恐慌,如果我們整個民族,沒有理性的思考一帶一路,沒有用比較的思維來辯征地分析一帶一路,而是盲目的鼓譟一帶一路的對外走出去,很可能會造就一場類似於計劃生育的民族災難。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印度蘭迪LANDIN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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