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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海辛:從」發展是硬道理」到」鬥爭是硬道理」

進入所謂的"新時代"不久,流行的關鍵詞從發展變成了鬥爭,於是坊間屁民戲稱,發展是硬道理吃不開了,現在鬥爭才是硬道理。

"發展是硬道理"是老鄧提出來的一個淺顯易懂的口號,也是改開時代黨的基本路線的中心。"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指出:'說到最後,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衝擊它。'這一思想到後來被他歸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

這個道理不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符合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的現代化理論。韋伯自己承認是馬克思的學生,也對馬克思理論的錯誤有深刻的了解。他不像馬克思那樣把歷史分成原始、奴隸與封建這幾個階段,而是對歷史攔腰一刀,分為傳統與現代兩個歷史階段。他認為,在19世紀末那個時期,進入現代化階段的只有英美法德等少數幾個國家,其餘國家都將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理論,可惜是錯誤的。

中國的轉型起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迄今已近180年,但至今還處於歷史的三峽中,或說,這個轉型至今尚未完成。要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心任務就是發展。改開40年,中國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重心還處於傳統狀態,還未進入現代社會。為何會這樣?這裡涉及到一個文化轉型的問題(這也是筆者念茲在茲的文化決定論的問題)。

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都認為,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社會與文化是同構的),分為三個層面,最底層的基礎是器物,在其上的是制度,位居頂端或核心的是觀念(我們通常把觀念稱為文化)。這三個層面的文化是怎樣的一種關係?首先是觀念外化為制度,然後制度與觀念共同物化成為了器物。

我國轉型不順的根源在於,只重器物層面的現代化。我們過去以為,現代化就是工業、農業、國防與科技這四個方面的現代化,不知道制度與觀念的現代化才是現代化的重心。或曰,只知道"船堅炮利",卻不知道這後面的制度與觀念的決定性作用。

為此,我們已經在19世紀與日本的競爭中失敗了一次。當時中國的精英李鴻章、張之洞之流,只看到了現代化的器物層面,不肯把落後的皇權專制改為君主立憲,而日本的精英如福澤諭吉和西鄉隆盛則比中國看深了一層,把現代化從器物層面引申到了制度層面。後來日本能擊敗大清,很大程度上與看深了一層有關。當然,福澤諭吉之流畢竟沒有認識到觀念的作用,只把日本的現代化限制在器物與制度的層面,在觀念的層面,還是保留了日本的"和魂"價值,為此提出了"和魂洋才"的半吊子現代化戰略,正是這個不徹底的戰略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但是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壓迫下成功實現了觀念層面的轉型,廢除了武士道等傳統價值,接納了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因此,日本才能徹底完成轉型,成為非基督宗教文化圈的第一個實現轉型的國家。

老鄧對發展的理解,並未超出李鴻章的水平,仍舊是把經濟的增長等同於發展。發展當然離不開經濟增長,但不能僅限於經濟增長。因為改開只有經濟與器物層面的改開,在觀念與制度層面還是如李鴻章一樣死抱"祖制"不放,所以伴隨著經濟增長,一系列社會問題也同步增長、累積、潰爛。這種現象被社會學者稱為"現代化的通病"——貧富差距懸殊,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等等。

我國高校里講授現代化轉型的專家首推北大的尹保雲教授,《現代化通病》就是尹教授的代表作。老鄧半吊子的改革引發的現代化的通病又叫"發展病"。這是由於發展不全面、不徹底造成的。如果不發展,中國還處於計劃體制下,大家一樣窮,也沒有現在這種社會病。看看北韓,那裡只有一種病——窮。解決這種現代化的通病還是要靠發展,也只有全面發展、深化發展,才能跳出我們眼下的陷阱。

環顧四鄰,伊朗巴列維國王在上世紀60-70年代搞的現代化,與中國有一拼。當時在美國的支持下,伊朗經濟高速發展,但隨之而來的貧富分化與官員腐敗,造成了底層穆斯林民眾的強烈不滿,這正好給流亡在外的霍梅尼以機會,結果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終止了伊朗的現代化進程。

2012年秋,新班子上台。按照所謂的"問題意識",擺在新班子面前的兩大問題:其一是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其二是無官不貪,全面腐敗。如果當時能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說不定能殺出一條血路,使胡趙時期被中斷的改革能繼續進行,那麼,今日中國的改革一定能超越越南的步伐,也不會陷入與美國全面脫鉤的危機中,延宕近170多年的轉型有可能衝出歷史的三峽。但是在堆積如山的問題面前,中國再次錯失機會,走上逐步左轉的老路。

有人也許會說,今天的情況與老鄧那時不一樣了,進入了新階段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背離老鄧路線應該能帶來新氣象,取得新成績。但情況正相反:一旦放棄以發展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各種危機接踵而至,使人應接不暇,難以招架,改開40多年積攢下的家業有可能全部折騰光,14億國民要準備過北韓那樣的苦日子。這就說明,我們現在還處於老鄧指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並未過時,所謂"厲害國"不過是小資文人的左傾盲動。

有人辯解,現在沒有背棄黨的基本路線,不過是根據新情況,對基本路線進行了完善、提高。如果真是這樣,為何"發展是硬道理"會蛻變成"鬥爭是硬道理"呢?

有人說,要實現偉大理想就必須進行偉大鬥爭。那麼老鄧當年的改開事業何嘗不是偉大理想,老鄧怎麼沒搞偉大鬥爭?實事求是地說,老鄧當年搞改開,阻力也是十分巨大,老鄧當然需要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對象不在外部,而在黨的內部、在每個老幹部的頭腦里。所以老鄧提出了要解放思想,不搞爭論,要大幹快上,實事求是,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也就是說,老鄧的鬥爭就是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思想革命,這是老百姓能接受並歡迎的,也符合韋伯的現代化理論。

然而眼下的鬥爭卻走板變味了,變成了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了。繼續革命就是鬥爭,鬥爭就是整人。老毛時期的階級敵人是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共八類人,最後還要加上知識分子,所以讀書人榮膺一個雅號——臭老九。

現在誰是鬥爭對象?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這些躲在國外的先不說,國內的有台獨、港獨、疆獨、藏獨等各種分裂分子,還有異議人士、法論工分子、反計生人士、維權律師、地下教會等,老百姓當中有釘子戶、上訪戶、各種維權人士等等。嚴格說來,由於黨的事業十分偉大、範圍極其廣泛,所以每個人都是潛在的鬥爭對象,為何這麼說?因為保不定那一天黨的事業就會影響到你的權利。譬如,隨著經濟下行,失業人口增加,你就有可能下崗失業,這時你就可能心懷不滿,成為慰問對象和鬥爭對象。還有,隨著毛衣展和通貨膨脹,有可能農產品會恢復票證限制,這對於天天離不開雞鴨魚肉的吃貨而言,就有可能走上對黨不滿的道路,變成鬥爭與慰問對象。

有人會說,鬥爭與發展是不矛盾的,要發展離不開與各種錯誤的、敵對的勢力和思想進行鬥爭。對此,我的回答是,這就走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老路。革命(鬥爭)是綱,生產(發展)是目,綱舉才能目張。

"發展是硬道理"與"鬥爭是硬道理"是兩條完全對立的路線,二者勢如水火,無法共存並立。

鬥爭哲學的本質是絕對主義、極端主義、激進主義。所謂的絕對主義是一種哲學主張,認為世上真理只有一條,而且在我的手中,凡是反對我的,不贊成我的,都是謬誤、邪惡。你跟他說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他就會認為你右傾、是溫情主義,最後連你也不被容忍,說不定還會成為"最危險的敵人"。

極端主義是絕對主義的邏輯發展,凡事好走極端,根本沒有底線,以為只要目標高尚,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激進主義也是絕對主義的衍生品,對內對外動不動亮劍、動不動砸爛狗頭,搞得到處都是敵人,你不同意他的那套你就是投降派,就是漢奸走狗,自己最後成為孤家寡人。

雖然這些好鬥分子也講要善於鬥爭,但是鬥爭與發展是截然不同的。鬥爭的本質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而發展則講究調動一切積極性,講究平等協商與契約意識。

鬥爭分子的善於鬥爭,當然不是講憲法和法治,而是講兵法和計謀。譬如當下還不能一下子擺脫民營企業與市場經濟,所以要忽悠那些老闆為"自己人",只承認私營企業的必要性,有意迴避私營企業的正當性。

發展是硬道理,那就要講法治、講誠信。政府言而無信,經濟即使一時能上去,也會因為失去民心而馬上跌落。

老毛搞的文革雖然荒謬,但還有一套相對嚴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老鄧的理論,說起來不深奧,都是常識理性,但用起來管用,立竿見影。而眼下的鬥爭哲學,卻既缺乏理論,也難以實踐。不過就是整人的借口,推卸責任的盾牌——你要對他問責,他就會說,不是我無能,而是敵人太壞太強大等等。

所以,發展是硬道理,鬥爭是沒道理。只有和諧,才能發展,只有發展,才能走出歷史的三峽,迎來中華民族的成功轉型和真正富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NC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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