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墓碑立在心中
楊繼繩有感於大饑荒噎過去50年，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一本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1980年代，楊繼繩家鄉興起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氣派。親戚朋友也勸他為父親修建個墓碑。
楊繼繩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饑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饑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他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他強調，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內情驚人力透紙背
《墓碑》面世時間不長，引起海內外讀者極大關注，佳評如潮。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歷史學者丁東說：「這是一部力透紙背的信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指出，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書中詳載各省饑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饑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並披露大量內幕，例如，1961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集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放心。
徐友漁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忍尼辛(又譯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史達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他說，楊繼繩曾驚嘆索忍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注與堅韌，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嘆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匯集、分析和內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分和條件優於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規律是，身分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等少數前例」。
徐友漁指出，在大饑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4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2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4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4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4兩，曬太陽」的口號。徐友漁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
千村薜荔萬戶蕭疏
提到中國的大饑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陽，這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當時在四川、河南、甘肅、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羅定、無為、館陶及濟寧等，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在1958年6月《送瘟神》裡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300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100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肅總人口只有1300萬，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1000萬至1200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
四川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分，因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40萬人的縣，3年大饑荒餓死9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1958年上報指標8億斤，實收1億6000斤，國家強力徵購占43%，造成農民缺糧斷炊，1959年產量為1億8000斤，上報為4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500萬到600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15%。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3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該書第22章，楊繼繩參照中外多方面資料、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後的結論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另外，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徐友漁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美國明尼蘇達諾曼學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下限》的演講時指出，1960年前後，整個中國有如一個巨大的冰窖。千千萬萬個村莊，每天都有許多農民在飢餓中死去，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災、瘟疫，都不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那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說，全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來無需別人開會來討論。
可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直到現在還用大大低於實際數字的1700萬人「唬弄世人」，以至他們不得不在50年後的今天，用事實「揭破其謬誤」。他引用大量資料，得出「全國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萬」。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在2000萬到4000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攻擊這些資料，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
徐友漁對此反駁說：「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200萬人就天經地義？」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楊繼繩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萬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炸死80萬人；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1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1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2次世界大戰。第2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4000萬到5000萬之間。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3、4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內發生。
易子而食搶吃人肉
中國古籍記載「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並非個別現象。在河南信陽的一些鄉鎮，在甘肅通渭，楊繼繩都聽到當事人講述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他還見到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紀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在《墓碑》各章節裡，有詳盡記載。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及官方檔案，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墓碑》一書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宣布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4000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增加了21%，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越。」「那你為什麼不交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3萬9000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墓碑」一書以大量事實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此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楊繼繩說，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僅餘的口糧和種籽，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面臨種種刑罰，甚至被活活打死。
喬培華根據中共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調查報告，記錄了數十宗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來幾例：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綑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裡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裡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裡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被吊在大隊食堂房樑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綑綁吊在樑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他宰殺耕牛，綑綁起來毒打致死……
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該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況，摘抄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