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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馬雲交班背後的三件事

9月10日的告別晚會上,馬雲一身朋克造型高唱一曲“怒放的生命”。

9月10日,55周歲生日之際,馬雲把一年前的交班預告變成了今日一場獨特的show。阿里集團在成立20周年的紀念日,揮別了其主要創始人。

與大陸媒體普遍以“中國企業破解‘接班困境’,馬雲開啟管理新模式”之類的解讀不同(它們甚至歪曲報導“外媒聚焦馬雲交班計劃:馬雲地位不會降,一年交接時間未必夠”),國際主流媒體,如BBC,則主要關注在這場阿里巴巴“交班”中馬雲的政治困境與制度“遺產”。

馬雲曾是中共的金字招牌。作為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資者,也是《阿里巴巴:馬雲的商業帝國》一書的作者,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在中國的商界,的確不太容易找出“第二個馬雲”,而且短期內也可能不會出現。

但是,現在,為什麼馬雲會“(被)交班”呢?

克拉克指出,如今的中共正轉向促進國有企業的發展,同時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監管。他對《紐約時報》表示,“不管他(馬雲)願不願意,他都是中國私營經濟健康與否和所能達到高度的一個象徵。不管他樂不樂意,他的退休都將被解讀為不滿或擔憂。”

作為一介草民(甚至是“賤民”),馬雲能把阿里系企業做到今天之地步(2018年阿里巴巴交易額約是亞馬遜——中國之外的全球電商市場領先者——的3倍),也算是非常之人了。

對“(被)交班”,其實,馬雲早有準備。

其一,為確保財產權,設立離岸信託。截至2017年底,馬雲持有阿里巴巴總股份的6.4%;而馬雲持有阿里的方式,除0.2%為個人持股外,其餘99.8%都是通過海外實體持有的,比如離岸家族信託(占其總持股的64.4%)、海外慈善基金會、開曼控股公司,總價值超過1,700億人民幣。馬雲的離岸信託,是以馬雲作為委託人,馬雲和他的家人作為受益人,此後,無論婚變或傳繼,配偶和後代將按照馬雲的信託契約分配或受益。

今年3月15日,馬雲的關聯實體和慈善基金會又簽訂售股計劃:打算從今年4月開始,在12個月內出售最多2140萬股阿里股票(按當時股價匯率,約合260億人民幣),用於達成公益慈善承諾及一般財富規劃。評論人士指出,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胡潤2019套現王”應該還是馬雲。

其二,為確保控制權,阿里集團內部實行“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創業最初有18人,2009年9月,馬雲突然宣布包括自己在內的18人集體辭去創始人身份,集團內部始試行“合伙人制度”。這並非一般意義上合夥企業中的合伙人——即可以按照持有股份的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權,並需要對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必須“在阿里巴巴工作5年以上,具備優秀的領導能力,高度認同公司文化,並且對公司的發展有積極性貢獻,願意為公司文化和使命傳承竭盡全力”。2013年正式運行,其後,合伙人數目有增有減,目前達36人。該制度使持股比例不到10%的馬雲和管理團隊可以保持對阿里巴巴的控制權。“交班”並不取消馬雲的影響力。

馬雲如此殫思竭慮,顯然,心有不甘啊!

在《阿里巴巴與40大盜》故事裡,阿里巴巴能夠智勝強盜。而在現實中,馬雲再才智超人,也是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間。歷史上的任何強盜,在中共面前,都是小巫,僅此而已。

不想執迷不悟死無葬身之地,所以,馬雲只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馬雲的聰明在於,把這個“走”字玩得格外精彩,自己既能得實利,而又能堵中共口舌(至於中共心裡是否舒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講了這麼一大篇,都是鋪墊。本文關注的是,馬雲對中共的上述認識(通過“交班”行動表現出來的),是如何形成的?

或許,從如下三件事可一窺端倪。

第一件事,馬雲是“黑五類”的孫子。馬雲出生於1964年,從幼兒、童年時期起就與中華民族一起經歷了乾坤顛倒的“文化大革命”。尤其,馬雲祖父,據《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一書,在國民黨對日抗戰時期擔任地方官員,在文革中被打成“黑五類”,這讓馬雲自幼被街坊鄰里奚落和鄙視。

正是在人生的這個原點上,出於現實的、複雜的考慮,馬雲選擇成為了中共黨員(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中的其他兩人,騰訊馬化騰和百度李彥宏卻是無黨派人士,三巨頭都同列2018年中共表彰的“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獻者”名單)。

也是在人生的這個原點上,馬雲既喊過“要跟政府談戀愛,不要跟政府結婚”;也說過,“只要國家需要,隨時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

還是在人生的這個原點上,馬雲選擇了“交班”。

第二件事,在新型“政商關係”的壓力下,大陸頂尖富豪跑的跑,抓的抓,死的死,坐牢的坐牢。例如,近年來,大陸幾個大鱷如肖建華(2017年1月27日突然於香港被劫回大陸)、吳小暉(獲刑18年、沒收財產超百億)、葉簡明等人先後被查,海航集團董事長王健2018年7月3日在法國詭異墜亡。此外,如郭廣昌、王健林等等,都遭受了中共嚴重壓力。

在中共統治下做生意,“政商關係”是必修課。阿里巴巴自不能外。2014年阿里巴巴美國上市,這筆交易被宣揚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私營部門融資,《紐約時報》的調查表明(報導題為“阿里巴巴上市背後的‘紅二代’贏家”),“在投資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國企業的高管中,都有2002年以後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國的最高領導機構——任職的20多人的子孫。”包括江澤民的孫子、哈佛畢業生江志成(Alvin Jiang)。

大陸的“政商關係”可不僅僅只是圈錢,往往捲入中共內鬥。2015年股災,就被北京當局指認為“經濟政變”。馬雲要撇清自己的嫌疑,通過“交班”來“全身而退”已是最好的選擇了。(就在這次馬雲正式宣布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之際,馬雲此前曾在公開場合透露險些“中毒而死”的視頻,再次被網民翻出,引發熱議。)

第三件事,馬雲做的是“國家生意”、“天下生意”。

在阿里巴巴的基礎上,馬雲2002年創辦了淘寶網,涉足網上零售業務;2013年推出餘額寶,染指互聯網金融;2015年創建菜鳥物流並嘗試跨境電商,2016年提出新零售和大力投入大數據業務。每一個新業務的背後,都意味著一個萬億級的市場。馬雲不是把互聯網視為某一個特定行業,它將可能賦能於所有的商業服務領域;阿里將扮演社會基礎設施供應者的角色。2014年的12月,馬雲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做一家“國家企業”。

如大陸財經作家吳曉波所說:如果說在上世紀末,講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它們是電力、金融、能源、通信運營商等,基本完全被國有資本集團所掌握,那麼今天,民營資本集團在社交、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地產、物流及媒體資訊等領域,已居於很難撼動的支配地位。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現,可謂中國產業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變局,而它們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間發生的。阿里巴巴無疑是其中最顯赫的標本。

這自然引發中共的羨慕、嫉妒、恨。

這裡先舉個細節(例子)。2015年,跨境電商剛剛興起,有一次吳曉波隨同北京來的幾位部委幹部去阿里巴巴考察。在阿里跨境電商部門的大牆上,有一塊巨大的顯示屏,各省的商品出口交易數據快速地即時翻動,非常壯觀。其時,廣東海關剛剛破獲一起出口騙稅大案,一位阿里的同事隨口開玩笑地說,其實這樣的事情,我們這裡的大數據比任何部門的監管都要準確。站在吳曉波旁邊的一位副部級幹部,身軀微微一動。

再談一件“大事”。2017年1月10日,馬雲與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會談了40分鐘(3個月後才有川習會),透露了阿里分析的中國市場數據,聲稱要幫100萬美國人就業。有知情人透露,為此中共“約談”馬雲,要他做選擇:要麼從美股退市回到國內A股,要麼馬雲退下,政府佔有股權。馬雲選擇了後者。

如此說來,馬雲的“(被)交班”就不是突兀的了,反而算是幸運的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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