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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習近平大講「鬥爭」的背後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3日在中央黨校公開講話,非常罕見地58次提到“鬥爭”一詞。圖為資料照片。

9月3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的開班儀式上大講“鬥爭”。官媒報導顯示,習近平至少58次提到“鬥爭”一詞,強調領導幹部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並且面臨的各種“鬥爭”是長期的。

外界評論,中共一把手如此高頻率地強調“鬥爭”,在近40年來十分罕見;而在最近的十多年,將“鬥爭”作為對黨內高級別官員講話的核心內容亦十分少有。

本文以為,習這次講話並非泛論中共“鬥爭哲學”,而是在特定的時間裡有著特定的政治含義。

首先,這直接針對即將到來的中共建政70周年和四中全會,為確保其順利、圓滿舉辦,穩固習的“核心”地位;其次,這針對正在劇烈展開的中美貿易戰和香港民主抗爭運動,確保其不引致中共政局動蕩;再次,這針對內外交迫、風雨飄搖中的中共政權,確保其能走過“70大限”。

如果聯繫到今年習的另兩次重要講話,習這次高論“鬥爭”就其來有自。

1月21日至24日,中共緊急調整大陸各省市區“兩會”會期,召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出席。習近平提出“防範化解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眾多領域的重大風險,稱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範“灰犀牛”事件。

這個緊急召開的“研討班”表明,習近平和中共已認識到“亡黨危機”在2019年空前嚴重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例如,年初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直接將“顏色革命”作為今年的主要挑戰;而5月8日至9日,在時隔16年後,中共召開了第21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

“研討班”之後半年,不僅中美貿易戰嚴重升級(5月10日),而且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中共內部“攪局者”對習施政構成嚴重挑戰。

於是,在G20大阪峰會、川習會將要登場前夕,6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兩天開會(包括第15次集體學習)。習在會議上說,黨內各種“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就此,外界評論指出,相對年初而言,習已明確認識到威脅升級了,而且危險主要來自黨內。

在宣稱“危險無處不在”後兩個月,8月30日政治局會議上決定10月召開四中全會(已拖了一年多)。但是,四中全會是否會如習所願,習自己是沒有完全把握的。

習的政治生涯開始於“改革開放”之初。作為“紅二代”、官場中人和當事者,經歷“改革開放”以來三次四中全會的激烈搏鬥,習當然比一般人更有感觸。這三次四中全會,一是1989年“六四屠殺”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趙紫陽正式下台,中共最高層改組;二是2004年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大出一般人的意料,江澤民被迫把軍委主席職務交給胡錦濤;三是2009年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習近平沒有如例當選軍委副主席,為接替胡錦濤做準備(一年之後習才如願)。

習的危機感是高度強烈的。如何擺脫危機感?在與生俱來的黨文化的浸淫下,習的近乎自然的反應就是“斗”,因此,9月3日這次講話充滿“鬥爭”一詞就不是突如其來的了。

但是,這並不是說習的這篇講話就一定要至少提58次“鬥爭”。雖然在中共政治鬥爭中拼殺了幾十年,習卻並非全是“黨性”,習還尚有人性。有人性的人是不可能“一斗到底”的。這時,習身邊的一個人——號稱“大腦”——就凸顯出來了。就是這個人,牽著習,在“鬥爭”的邪路上奔跑。

這個人就是王滬寧。在前述1月份的“研討班”上,正是王滬寧來作總結的,他呼應習近平,要求“堅持底線思維”,為“最壞情況”做準備。意思為“保黨”不惜一切,哪怕因此而引發洪水滔天。

王滬寧摸准了習近平的脈搏。他為習破解黨內暗鬥危機開出了個藥方,以“延安整風”為模板,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全黨來搞一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緊密結合黨中央部署正在做的事情推進主題教育”,“圍繞防範應對當前面臨的重大風險挑戰和突發事件抓好落實”。王滬寧並出任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組長。

這次主題教育從今年6月開始,在全黨自上而下分兩批開展。9月7日,王滬寧召開了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而四中全會恰好在第二批主題教育活動中召開,這讓習可稍微穩下心(習早在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上就宣布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真正召開卻在一年零八個月後,時間選擇可謂用盡心機)。

在黨性和人性的對抗中,習的保黨情結,促使他在關鍵時刻大談“鬥爭”。(WANG ZHAO/AFP/)

這次主題教育是習上台以來的第四次,之前,2013年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搞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2016年搞“兩學一做”學習教育。

花樣如此繁多,大多是王滬寧的“功勞”。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從復旦大學教授變身為中南海操刀人,王滬寧這個文革期間《毛選》熟讀者、詭辯導師、美國制度敵視者(著有《美國反對美國》一書),在江澤民的提攜下,從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2002年起至今)到中央書記處書記(2007~2012)、中央政治局委員(2012~2017)直至常委,成為了當今中共黨文化的最高代表人物,極大地影響、制約和掣肘著習近平。

習在黨性和人性的對抗中,王把習拉向黨性;在政策走向上,王拉習“向左轉”;在殉葬還是求生的選擇時刻,王拉習站在黨的一邊。

那麼,王滬寧為什麼能拉著習近平呢?問題在於習的“保黨情結”。

對一個正常人而言,自己親身經歷過這個黨的迫害,也親自見證了這個黨對中華民族的摧殘和國際社會對這個黨的唾棄,還怎麼可能拚死來保這個黨呢?

如果真有賓士天下之雄心,那就把黨和國家區分開來吧。中共不等於中國,這是個常識,這是個正常人應有的常識。

站在權力金字塔之頂的人,如果不把自己首先當作一個人、當作一個正常人,喪失了常識、喪失了一個正常人的常識,那就只能被鬼牽著跑了。

本文首發於《真相中國》周刊2019.9月號/第8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真相中國》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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