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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悲壯的大逃港

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網路圖片)

在當年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里,從1955年開始,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裡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還有人將多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後,還一邊游一邊背誦毛語錄給自己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時,上述物件都屬於嚴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後來,就連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為邊防部隊發現,甚至有人將數百個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為救生工具。泅渡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撲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途上和山裡。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沖關的情況。據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彙報》等文件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這些偷渡者成群結隊,每人持一根4尺多長的木棒。帶頭的偷渡者公開說:“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彙報提綱》里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為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作家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殊死爭奪的陣地、社會主義教育堡壘、反偷渡的“紅旗村”,結果逃掉了一大半。

為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饑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蕃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台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台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里,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裡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份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大陸。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台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大陸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里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里,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附:大陸饑民大逃港珍貴視頻片段(1962)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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