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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共官商共治終結 香港「二次回歸」啟動

9月16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的第100天,北京解決香港問題的最終路向已經非常清楚,結束官商共治,啟動二次回歸。這從其通過各渠道釋放的幾大信號可證:9月13日路透社發布的一條獨家信息...

9月16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的第100天,北京解決香港問題的最終路向已經非常清楚,結束官商共治,啟動二次回歸。這從其通過各渠道釋放的幾大信號可證:9月13日路透社發布的一條獨家信息:北京召集百家中國國企於深圳開會,要求它們加強投資並深入控制香港。9月17日國內各網站登消息與評論,香港民建聯要求政府考慮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向持有約930萬平方米農地的香港四大發展商等收回農地興建房屋;李嘉誠則受到《人民日報》(9月13日)點名批判。三條消息都指向“二次回歸”計劃中的一項:結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中共全面掌控香港經濟。

北京稱港商“不是自己人”

路透社報道的標題是“中國鼓勵國有企業加大對受危機影響的香港的投資力度”(China prods state firms to boost investment in crisis-hit Hong Kong)。指出近日中共政府召集百家大型國企在深圳開會,要求參加會議的100餘家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高級代表承諾,更多地投資於包括房地產和旅遊業在內的主要香港行業,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並穩定金融市場,盡其所能幫助政府解決香港面臨的最嚴重政治危機。其中最關鍵的一句話借高級代表之口說出:“香港的商界精英肯定做得不夠。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是我們中的一員。”(“The business elites in Hong Kong are certainly not doing enough. Most of them are just not one of us”)。

這句話表明:香港商界精英過去依靠中共政府賜予的特權尋租、分利,在陸港兩地市場通吃的政商結合之路已走到盡頭。即便在香港,這些富商聚財的房地產等行業也將由國企接管。

目前並不清楚國企加大投資力度的具體做法,但原則已經定下:“中國國有企業不僅僅是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還被要求控制公司並擁有決策權”,要求香港富豪出讓部分股份並讓國企掌握控制權,是其可能的一種方式。估計反送中以來在北京眼中表現不佳的企業將會優先排在被收購行列。

我在《“二次回歸”是陸港的共同噩夢》一文中談到,結束官商共治模式是“二次回歸”計劃中的重要一環。中央政府與統戰對象香港商界精英之間出現裂痕並非始於“反送中”運動。早在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發生之時,香港商界大佬很少有人表態支持政府。《中國日報》為此於10月25日發表英文文章《香港大亨不願意在“佔中動蕩”中站穩立場》(“Roundup: Hong Kong tycoons reluctant to take side amid Occupy turmoil”),點名批評指香港富豪李嘉誠態度模稜兩可,李兆基、郭鶴年、吳光正等富豪則保持沉默,未曾表態支持香港警方處理示威的手法以及香港特區政府。

北京對港商的看法:尋租、分利,卻不肯盡政治義務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商界大亨確實依靠中央政府的蔭蔽尋租分利。相關研究認為,1978年到1997年,是香港商業和政治的關鍵二十年。除了主權移交,還有數項相互交織的變化,包括去工業化、英資撤退、本地商業集團化、混合型商業出現、政治機構重組,以及政治本身的再定義,引發了一波經濟結構重組。製造業迅速被服務業取代,後者包括銀行、地產、旅遊和物流等。這個過程形成了一些財閥型的大型企業集團,典型案例就是李嘉誠家族的長江控股,其旗下擁有大量不同行業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涉足超過50個國家。研究者認為,李嘉誠上世紀50年代在塑料製造業起家,而其產業真正的集團化始於1979年,當年他從英國商行手上買下了和記黃埔,李氏商業帝國即從這裡奠基,此後與北京結成親密政商關係,得到北京支持,更是得到長足發展。

其他財閥的情況與李嘉誠類似,由於因為這些財閥商業集團與北京政府的密切關係,陸港之間的地緣經濟迅速融合,這種融合包括港資進入大陸、大量陸資進入香港,以及跨境商業運作的出現。香港本地和大陸的資本越來越多地合併,形成了共生關係,並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發展了大量商業項目和關係網。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十大香港華人商業家族(包括李嘉誠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勝家族、吳光正家族和鄭裕彤家族)已經控制了佔香港股市市值45%的資產。這種天量財富,對於財閥在政治中的角色有重要影響,這些人都得到北京賜賞的黃馬褂——全國人大、政協常委等榮銜,在本港亦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

但天下之事,往往是興一利必有一弊,中資進入香港,改變了香港的財富版圖。在1997以後的20年中,香港本地資本的顯赫地位逐漸被籠罩於大陸資本的陰影之下,尤其是與國有企業有關的陸資。至2016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陸資,包括騰訊、中國移動、中國建設銀行、中海油、中國工商銀行、中信集團、中銀香港、中國銀行、平安保險和中國海外發展。只有四家公司,包括長實(李嘉誠家族)、新鴻基地產(郭炳聯家族)、恒生銀行和港交所,可被視為香港本地企業。與1997年香港股市市值45%的資產由十大本地企業把持相比,變化之巨,讓香港商界產生受擠壓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之後,中港企業交叉持股日漸普遍,這導致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了新的混合型商業模式。這種混合型商業的運作基於不同的經濟理性,不僅是單純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還得盡政治義務,充當北京在香港維穩的長臂。

李嘉誠為何會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

在中央政府眼中,依靠北京政治加持成就商業帝國的李嘉誠至少有三次對不起黨與政府:

第一筆:從2011年就開始不動聲色地從大陸撤資,不斷拋售中國資產,自2011年以來就沒有在大陸拿地,2012年之後就沒有再購入香港的土地,撤資規模以千億計,據說撤得很乾凈。當時中國輿論對李嘉誠跑路表示不滿,言論中都涉及李嘉誠商業帝國形成的特點。李嘉誠是港商中與北京最高權力走得最近的巨賈,作為香港商界頂尖精英,曾受到中共歷屆領導人接見。自鄧小平於1978年及1990年兩度接見李,讓他受到最高權力的“加持”,李嘉誠在香港與大陸可謂通行無阻,其特權超過任何太子黨成員。那篇《別讓李嘉誠跑了》說得很直白:“鑒於李嘉誠最近二十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似乎不僅僅是商業那麼簡單,……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徹底的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歷任中央領導人對李嘉誠提了哪些要求》一文更是挑明了這意思:李家資本是中共政府用政策與特殊待遇餵養的名外實內的資本,本應“與國同休”,如今國家經濟困難初露,李家就攜財外遷,實在是大大辜負了“黨的殷切期望”。

第二筆: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發生,李嘉誠不肯表態支持北京與香港政府。

第三筆:今年反送中以來三次發言都未表態支持政府,先發表“黃台摘瓜”廣告,暗指中央政府對香港嚴苛,繼之又發表“盼年輕人體諒大局,而執政者能對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的騎牆言論。

有此三筆舊債新帳,李嘉誠必須成為《人民日報》等官媒的批判目標,批判文章連“巧言令色,鮮矣仁”這種重話都用上,恐怕看得香港富商們心底直冒寒氣。

最後對本文做一歸納:自2014年佔中運動發生後,北京就在思謀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實施“二次回歸”。促使北京提前結束官商共治模式的原因,一是在反送中運動中,香港商界精英如李嘉誠等對抗議者持同情態度,讓北京再也無法忍受。二是國泰航空員工參加反送中,據說得到公司支持。北京對此氣不打一處來:仗著公司有英國資本,就敢跟中央政府對著干?乾脆讓國企進駐,控制企業員工的飯碗,不服從者不得食。

黃之鋒等香港抗議者代表希望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取消香港特別關稅區地位,哪怕香港經濟將因此急劇衰落、失業上升也在所不惜;北京則加緊推進“二次回歸”計劃,讓中國國企全面掌控香港經濟。無論兩者實現哪一種,對香港都是災難;兩者全實現,香港將再也不是東方明珠。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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