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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等待

如果你問我,比“恐怖降臨”更恐怖的是什麼?那我就告訴你,是“等待恐怖降臨”的過程。

對此,我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人們經常把進監獄說成是“下地獄”,可是,在我的體驗中,真正的地獄是進監獄前那一個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歲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經過農場勞動、下鄉插隊的大學畢業生,如今又在長葛縣城一個叫做“五七專科學校”的新建學校里當教師,共七八個人,到我家聚會。買了幾斤肉,拎來兩瓶酒,個個吃得滿嘴流油,喝得面紅耳赤。一開始,談話還有個主題,回憶農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勢,展望將來的出路,後來,就變成了插科打諢說笑話,一個個笑得前仰後合,狂呼亂叫。最後,看到夜已深了,才搖搖晃晃地散夥了。這個生日過得熱鬧而又輕鬆快活。但是,在我的記憶中,這是那段快樂生活的終結日。

過了兩天,當我帶著歡樂聚會的餘興到學校去上班時,突然發現周圍的氣氛變得詭異而神秘了。遇到的每個人,不是調頭轉彎分路而去,就是低頭快步匆匆而過,平時最好的朋友見面也只是微微點頭,然後把眼神轉向別處。這是怎麼了?真是見鬼了。

在廁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學畢業的校友翟發祥,他左盼右顧之後才和我說了話。“一句話也別說了,什麼都別說。”他面目嚴峻,聲音低沉,說完轉身離去。

整整一天,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沒人來訪,沒有聲音,死一樣沉寂。這真是反常,平時我這裡總是全校最熱鬧的地方。外面的校園裡也是一片寂靜,聽不到人聲,只有呼嘯的北風在屋檐上發出凄厲的鬼叫。

下班的時間到了,我走出校門,在通往縣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個人影。終於,有一輛自行車從後面趕上來,在我身邊停下,是物理教師張鳳岐。他匆忙地遞給我一張小紙條,然後一句話不說,徑直走了。

紙條上寫著:“晚八點整在化肥廠後的鐵路旁見。”

冬季的晚八點,天已黑透了。化肥廠後的鐵路邊沒有路燈,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正在摸索著,忽然聽到腳步聲。有兩個用帽子和圍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說話才知道,是張鳳岐和數學教師任其亮。

他們帶來的消息讓我震驚:我的三個同事,數學教師張某,語文教師馮某和生物教師陳某,聯名寫了封舉報信,檢舉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論”。據說,舉報信直送一位中央領導手中,現在,一個由省地縣三級公安和宣傳部門的幾十個人組成的龐大專案組已進駐長葛。這幾天正在日夜不停地傳訊我周圍的人,他們倆已分別被傳訊過了。幾年後我才知道當時被傳訊過的多達幾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學生和認識的人幾乎無一漏網。

傳訊中提到哪些問題,這是我所關心的。他們說,到底有多少問題還不知道,但從已提到的問題來看,情況似乎“上綱上線”,相當嚴重。例如:

我曾經說過,對毛澤東也要“一分為二”,“毛澤東也有錯誤”——這是專案組重點追問的問題之一,上綱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我聽了之後回答:“這個問題不要緊,我相信能解釋得清。”我記得很清楚,這是在一次政治學習時發生的爭論,有人說“一分為二”的理論不能用在毛澤東身上,他是絕對正確的,沒有什麼錯誤,我不同意,因此發了一通議論。我不認為這就是“攻擊”。

還有一條是“惡毒攻擊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我聽後笑了起來——我們那所新建的學校,上馬匆忙,設計草率。由於夾在方向並不垂直的一條公路和一條鐵路專用線之間,大門是斜的,進門後的路和院牆形成銳角,十分彆扭。一次在地里勞動時,有人提議,為了解悶,大家來玩個“順口溜聯句”,一人一句,必須押韻。我就說了第一句:“專科學校,歪門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著續下去:“公雞學著母雞叫……”這是真實的故事:學校要搞副業,由生物教師陳某(他是農學院獸醫專業畢業)牽頭養了100隻雞。結果死了99隻,只剩下一隻公雞,還整天學著母雞下蛋咯噠咯噠地亂叫。有人又續了一句:“任其亮學著女人尿……”這是現場發生的實景:當時任其亮要小便,懶得到幾百米外的廁所去,又怕遠處的女同志看到,於是就地蹲下來在莊稼中方便了……這個“順口溜”一直續了十幾句,當時逗得大家笑成一團,歡樂無比。這本來就是個玩笑,也成了“反動言論”了?豈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後接到的起訴書中,還真有這一條。因為那所學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說的“歪門斜道”就被解釋為對神聖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擊了。

前兩條我並不十分在意,覺得可以解釋清楚。但後面說的幾條讓我心裡一沉——“攻擊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幾次近距離觀察江青的機會,感覺總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和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來到北京大學,在東操場接見全校學生。當時我坐在離主席台不遠的地方,第一次見到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會上的講話讓我大吃一驚,她突然脫離批判“工作組”的主題,把矛頭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兩個年級的張少華(後來以“邵華”的名字聞名),說張少華和她母親張文秋都是壞人,她們“霸佔”了毛澤東有病的二兒子毛岸青。江青邊哭邊尖叫著說:“我們根本就不承認這個‘兒媳婦’!”這一幕讓在場的上萬人都驚呆了。我後來曾在一些朋友中間說起過這件事,並說出了自己的感受:這哪像個黨的領導人啊,簡直像個家庭婦女,把婆媳爭端拿到大庭廣眾中哭訴,真有損她自己和毛澤東的形象……

還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國慶遊行的預備會,我作為北京大學的學生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後面約兩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場的人都到齊了,只等江青的到來。她姍姍來遲,落座後接過李訥(北大歷史系學生)遞來的書包,從中拿出幾個藥瓶,在桌子上一字擺開。然後,從每個藥瓶中分別倒出一些藥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燈下,用很誇張的動作,當著全場幾千人的面,一仰頭把葯吃下……後來,我在和朋友聊天時,多次說起過對這個場景的真實感受:“真不愧是演員出身,好像是在用動作告訴大家:你們看,我是在帶病堅持工作啊!”

我沒想到,這些在私密場合的談話竟然都進入了專案組的調查範圍。那時,全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紅得發紫。“攻擊江青”可是個足以殺頭的罪名啊,我這才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見,我們只說了十幾分鐘,就匆匆散去。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惟一的一次私下見面。在被捕後的第一次審訊中,這次會面被當成了追問的重點——我到現在也不明白,在荒涼的曠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們是如何實施監視的。

地獄般的日子就此開始了。

明明心裡如滾油煎熬,但我還要裝出沒事一樣,早晨起來照常到馬路上去跑步,回來照常到院中結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飯照常去上班,到了辦公室雖然沒有人來說話,但我還要裝作備課的樣子……

這期間,還有一次照例舉行的“政治學習”,但是氣氛和往常迥異。全校教師都來了,可是沒有一個人發言,所有的人都鐵著臉不說話,氣氛十分緊張壓抑。只有校長兼支部書記周福樓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在政治學習時,我一直主張大家要暢所欲言,不能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說話也要認真嚴肅,不能隨心所欲,信口胡說……”

這些話,像是在指責什麼,又像是在辯解什麼。他面目憔悴,兩眼浮腫,內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說話時,大家都沒有表情,只有那三個舉報者在活躍地互相交換著眼色。後來才知道,頭天晚上,他也被傳訊了,當時因為替我辯護,他受到了嚴厲的斥責。過了不久,他被撤職了,這次講話也被當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證據。

單位的氣氛是這樣,回到家裡,我也不敢說話——因為我當時住在妻子的單位縣中學裡,宿舍是五開間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開,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牆”。我家西鄰是檢舉人之一陳某一家,而東鄰是縣公安局的政保股長一家,我像“肉夾饃”一樣被夾在中間。那個房子一點也不隔音,鄰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聽得清清楚楚,說話就像在一個屋裡一樣,真的是“隔牆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湊近妻子耳邊,悄悄地把壞消息告訴了她。她嚇壞了,但不敢出聲,只是無聲地落淚。從此,我們家裡沒有了聲音,有事都用紙寫,看完了馬上就燒掉。

每天早晨離家時,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詩云“上床與衣履相別”,說的是生命無常,誰知睡下還能不能再起來。我這是把每次離家都當成生離死別,誰知道這一走還能不能回來呢?每天回到家,兩人都要長長地出一口氣:又熬過了一天!

最難過的是夜裡。無眠的長夜似乎長得沒有盡頭。又不能說話,只得打開燈翻書。但是書上的字在眼睛裡跳來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於是,拿起筆紙來和妻子“筆談”起來:

“跑吧。”

“往哪裡跑?這年頭跑到哪裡還不是抓回來?再說,監視得這麼嚴,大概出不了縣城就抓住了……”

“申訴和解釋去。”

“找誰去說?人家沒找你,你見了人家怎麼說?——人家問你:你怎麼知道的,誰告訴你消息了?你怎麼回答……”

“不知道哪天會抓起來,不知道會關多久……”

經過幾夜無聲的“長談”,我對“後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後,如果長期不能回來了,就請妻子提出離婚——我不能讓她和女兒長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屬”這個可怕的大帽子的陰影下;我自己會盡最大力量為自己辯護,但我也知道,在那時這樣做怕是用處不大,如果真的沒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斷。我不能像畜生一樣任人宰割或終生在鐵窗下消磨。為此,我還讓妻子上街買來兩片單面剃鬚刀,分別藏到皮鞋的後跟里,她垂淚無言地按我的要求辦了……

床頭的馬蹄表滴答滴答地響著,一個個長夜就這樣過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慘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幾十個餃子,煮熟後,二人相對,無言地吃下。吃完後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長期的神經緊張和連續的無眠之夜已超出了身體所能耐受的極限,胃裡像火一樣刺痛……

我開始不斷地祈禱:讓該來的早日到來吧!

後來,我在牢房裡看到過臨終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們在聽到死亡判決後,為何有人會無望地要求“快一點執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這一天終於等來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來到學校後,孤零零地僵坐在辦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門,是范副校長。他迴避著我的眼睛,說:“你到會議室來一趟。”

我跟著他走進會議室。一進門,就看到裡面有四個穿警服的人。一個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厲聲宣布:“我們奉命對你實行刑事拘留。”然後讓我在拘留證上簽字。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許昌地區公安局的預審科長於某。四年零九天以後,向我宣布釋放決定的也是他。

一個高個子警察給我戴上手銬,又用繩索捆住我雙臂。我抬頭一看,這人我認識:三年前在農村插隊時,村裡出現了反革命標語“打倒毛澤東,保衛劉少奇”,他曾去破案,還從插隊學生中調我去幫助鑒別字跡呢……

被繩索牽著,我走出了會議室。校園裡沒有一個人,但路過的每個窗戶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張望。惟一來和我告別的是傳達室的老楊頭,平時我總好進傳達室去和他聊天。當我們一行走過時,他呆立在大門口,輕輕地對我揮了揮手,眼睛裡似乎閃動著淚光……

看守所離那所“五七”學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縣中在看守所對面,只有幾百米遠。我被牽著走進看守所大門時,清晰地聽到縣中的大喇叭響起來:“緊急通知:全體教職員工到會議室集合……”我知道,這個緊急會議肯定和我的事有關。又想到,此刻那邊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辦完例行的入監手續後,又跨過兩道武裝警戒的大門,我就進到冰冷的監房裡了。

很奇怪,在這個過程中我一點也沒緊張。鐵門關上後,我才覺渾身無力,就席地而卧,幾分鐘後即進入了夢鄉,這是一個月來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

《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南方周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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