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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儲安平 您在哪裡?

儲安平,1909年出生於江蘇宜興人,學者、知識分子,民國時期著名評論家,《觀察》社長和主編,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因在《光明日報》發表《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著名的“黨天下”發言),招致當局不滿,反右運動開始後儲安平迅速被作為典型打倒。1966年8月31日,他與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殺,老捨去世,儲安平則自殺未遂,隨後遭受殘酷迫害,生死不明。

失蹤

內心深處,我一直相信,父親其實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雖然大多數文章稱他生死“未明”,或者是個“謎”。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選擇的離開。

回想起來,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個星期天,也是“文革”爆發的第三天。我那時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任教,平時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親。

那之前兩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父親肯定在被“掃蕩”之列。父親的情緒非常不好,我也感到無比恐慌,不知該和父親說些什麼,氣氛異常沉悶。只是在告別時,我緊緊握著父親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沒料到這竟是我們父子最後的訣別。

幾個月後,已經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姓女士的電話,她問我,父親是否到我這裡來了。我很奇怪,反問:“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我這才知道,父親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失蹤的準確時間,只能大體猜測是9月上旬“失蹤”的。

此前,父親曾經試圖自殺過一次。當時他掃完街道筋疲力盡回到家裡,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批鬥,便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十里外京西青龍橋邊的潮白河跳河自殺。因為河比較淺,父親被人撈上來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後,父親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造反派看管起來。有一天,他從九三學社被放回家後,就沒有人再見到過他。

我後來在章詒和的書里看到,那時候經常和父親來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蒼,是農工黨內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親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勞動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剎海銀錠橋邊,父親有時會從棉花衚衕到他家裡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門前發現腳底下有一張紙條,似乎是有人從門縫裡塞進來的,紙條上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如蒼,我走了。儲。”未留日期。

父親要“走”到哪兒?我和哥哥姐姐們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著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九三學社還派了一名幹部,並要求我和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轉了好幾天,也查訪了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儲安平專案組”,專門調查父親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個軍人找到我,其中一個身著海軍的藍制服,另外兩個身著普通的黃軍衣,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專案組要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專案組怎麼會連父親的照片都找不到?過了很久,我才悟出此舉實為試探,試探我是否與父親“劃清界限”。

在父親“失蹤”的好幾年中,我們也不時聽到關於他行蹤的各種傳聞。有人說父親在山西某地勞動改造,有人“親眼見到他了”,還有人說父親“已被監護起來”。雖然消息都虛無縹緲,但我寧願相信它們都是真的。數十年來,我也無數次在夢中見到父親從外面回來,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隨的卻只有醒來後枕邊的淚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和送行的親友告別、正準備乘車去機場時,忽然看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急匆匆跑來,手裡拿一份文件,對我說:“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將離開故土的時候,沒有想到,我竟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失蹤”16年的父親告別。

選擇

中共國剛剛成立時,父親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新政權抱有一顆赤誠之心。他曾隨全國政協組團到鞍鋼等地參觀,到江西參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調研,寫出了不少熱情謳歌社會主義祖國新建設、新面貌的文章。對參加政府工作也滿懷熱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親曾擔任過新華書店全國副總經理、出版總署出版發行管理局局長等職,但對我們子女要求歷來嚴格。在得知國家需要各類不同人才時,他毫不猶豫地把子女輸送給國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發,報紙上宣傳說部隊需要文化教員,父親便讓我大哥去參軍。初中畢業的大哥響應號召去了朝鮮,他後來在東北還成為警衛排的一員,給高崗站過崗。但1957年“反右”一開始,大哥被迫從部隊里轉業,回到上海,在小學裡教中文。1953年,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大量中等專業人才,父親又讓二哥到北京建築專科學校學建築。這兩個哥哥因此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國家後來要大力發展農業,父親又極力支持我姐姐去學農。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們家的“工農兵”,這也是父親的安排,唯獨我走了文藝之路。

父親雖然早期參加過新月派,但留學英國的經歷使他深受議會政治的影響,轉而放棄文學而從事政論性文章寫作,他一直夢想辦一張像《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1946年他創辦了《觀察》雜誌,一時成為新聞人物,也確立了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觀察》一直以尖銳而辛辣的風格,批判抗戰以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等社會現狀,深受大眾和知識界的歡迎,其訂數從400來份上升到10萬多份。父親曾自豪地宣稱:“本刊的經營足以為中國言論界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結果《觀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險些被國民黨槍斃。

新政權建立不久,胡喬木和胡繩寫信給周恩來,建議《觀察》復刊,周恩來的批複十分明確:“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復刊!”父親聞知此訊,特別興奮。但復刊後的《觀察》顯然無法繼承其以前的抨擊時弊的風格,變成了以宣傳為主的雜誌,出了幾期後改成了《新觀察》,由戈揚任主編,父親也退出了《新觀察》。

拋卻時代的大背景,我覺得父親的悲劇多多少少也與他的性格有關係。父親是個比較驕傲的人,母親也一直評價父親“恃才傲物”,他喜歡和上層社會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為這樣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銷”出去,但其實這也是把雙刃劍。

與父親在抗戰時期一起辦過報紙的馮英子對他有一評價,我認為恰如其分。他說:“安平這個人,他受過英國的教育,相信英國的制度,他以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種民主,因此一談心,他終以為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其實歸根結蒂他只是一個書生。”

人生

我的音樂之路跟父親有關。父親一直支持我去學鋼琴,也是父親安排我去報考的音樂學院附中。當時的錄取率僅有3%,得知我考上後,父親非常高興,他希望我能成為傅聰、劉詩昆這樣的鋼琴家。後來也是他在家庭會議上力排眾議,決定為我買台鋼琴。

“反右”之前,父親屬於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他的工資是9級,有300多塊錢,還算優越。但“反右”之後,他的工資降到了150塊,而且還要撫養我們幾個兄弟姐妹,所以1800塊錢的鋼琴,還是一筆挺大的開支。

1956年,我創作的二胡獨奏曲《村歌》在第一屆全國音樂周公演,《人民日報》的報道稱我為“戴紅領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親來信:“你以前常告訴我,在報上讀到了爸爸的名字,現在爸爸也在報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親還覺得我在學校接觸的,絕大多數都是西方音樂,因而經常囑咐我一定要重視從中國民間汲取藝術營養。每逢寒暑假,他必為我“補課”,帶我走訪民間藝人,看地方戲和說唱節目。

但是我們父子之間這樣溫暖的回憶實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樂學校附中讀書,同學看報紙時就會問我:“你父親怎麼是‘右派’?”那時中央電影製片廠拍了很多新聞片,父親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鏡頭被一次次播放,然後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人民的”敵人了。

可是,在寫信的時候,我還是稱他“親愛的爸爸”,因為平常這麼說習慣了。班裡同學在後面看到了我寫的信,在班會裡就批判我,說“你的立場到哪去了,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從那時候開始,一直持續了幾十年,我都被要求與父親劃清界限,包括上世紀80年代我申請出國留學,文化部的領導人還問到單位,“他和他父親劃清了界限沒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後,特別高興,和同學們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達旦地慶賀。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長一起找我談話,學校里有人貼大字報,說“儲安平的兒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後我們還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黨委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其實老師和領導都是比較保護我的,迫於壓力,他們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讓我放棄作曲,改學鋼琴。校方還建議我和父親商量,可是不到10秒鐘我就答應轉系。父親又能怎樣呢?

雖然我並沒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這對我來說,打擊特別大。我憤慨於命運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無力抗爭。父親好像也很愧疚,覺得連累到我們,到學校看我,給我送東西,連傳達室也不進。父親很少和我們講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內心真實的想法,或許是不願意我們受到他的影響。全家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彼此也盡量迴避涉及政治或者國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學校考試、演奏或者比賽得獎,他也會由衷地高興。談及我們的將來,他總是流露出“你們好自為之”的意思。

那時候,我也並不是特別理解父親,畢竟我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對父親的情感也陷於重重矛盾之中。有時候會特別怨恨他,感覺他給我們這個家庭帶來了太多的災難。

我從鋼琴系畢業後,校方覺得我還有作曲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同情,讓我留在了中央音樂學院。我那時候有一個女朋友是我鋼琴系的同學,但我們的交往因我父親的問題而夭折。“文革”爆發一個月後,我也被揪了出來,大字報鋪天蓋地,說我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定時炸彈”。這期間中央樂團曾三次借調,想讓我參與《黃河》、《十面埋伏》和《戰颱風》的創作,可做完貢獻後,就被“樣板團”“刷”回學校,由此被人戲稱為“板刷”。那些改編後的作品裡,也沒有我的名字!以後的幾十年里,這樣的挫折經歷得越來越多,我也漸漸學會用沉默和忍耐來接受命運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無法與父親相比。父親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會,而我接觸的領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藝術,把鋼琴曲作好,有更多的聽眾。但是如果父親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實事,是以音樂有作為於國家、社會和人民,他也會很欣慰的。

父親誕辰80周年時,我創作了一部交響詩《秋之泣》,這部音樂作品已由澳大利亞最好的樂隊墨爾本交響樂團公演。我在該音樂會節目單的樂曲簡介中寫道,這首作品“不僅刻畫了晚秋的蒼涼景色,而且也是對作曲家之父親的深厚緬懷與悼念——在1966年一個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當首演的音樂聲起時,我想,分離這麼多年,我終於以這樣一種方式,完成了我們父子之間的心靈交談。唯願父親那曾經悲苦而孤寂的靈魂能感受到這一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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