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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文革 就要把當年的苦難冤屈說出來

如果說一個人在溫飽之後,接下來的願望就是能自由表達的話,那麼,一個人若是受了苦難冤屈,他希望自由表達的願望就一定更強烈了。也正因了這個邏輯,當讀到蔡楚先生《裸體人》中的“我想,受難者和失敗者必須言說,有言說才可能進入歷史,讓後人不至重蹈覆轍——這是一個寫作者對暴政的反抗和對自由的基本渴望”,產生強烈共鳴。

文革已過去五十年,當年出生的孩子也已經五十歲了,而絕大多數人又都是“人生不滿百”,因此,當年經歷或參與過文革的成人,今年大都將近七十或七十歲以上。而一到“古來稀”年齡,儘管有人類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延長人的壽命,可七十歲以後很難說不是“人生的晚年”。所以說,在文革五十周年的今天,中國大陸那些已經被排在“老人隊伍”中的人們應勇敢地站出來,揭露文革、控訴文革,儘可能地表達自己或家人或親戚朋友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難冤屈,而絕不能像不知反省的人民日報,僅僅發表一篇意圖不在反省文革且不足1500字的文章,就算紀念文革了。要知道,這不足1500字而又只是要人們“更好前進”的小文章與這個“喉舌”在文革中搖唇鼓舌,不遺餘力地造謠誣衊,瘋狂地推波助瀾,是何等地不成比例哦。

與其說是“人民大救星”,不如說是中華民族“大災星”的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罪孽,可以說罄竹難書,且幾乎波及每個家庭,尤其是對那些所謂“成份不好”的人家,也就是那些被國家打上政治標籤的“地富反壞右”們,更像生活在地獄一般。前幾天,因民間獨立製片人胡傑先生來到中原,當地一思想沙龍為他拍攝記錄的“信陽慘案”召開了一小型座談會,也就在這次座談會上,有與會者簡直就是大聲疾呼,認為,如果說當年一般家庭挨餓乃至慘遭餓死,那麼,那些地主、富農、右派們的家庭就更慘了,很多地方鄉村,首先餓死的一定是這種“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

就算在那餓死人年代有幸逃過一劫,到了文革,“地富反壞右”們還是首當其衝。

當年與我們家住一小院的就有兩家“成份高”的家庭。一家據說是當過國民政府時期鄉下的“保長”。現在想一想,這有多正常啊:國民政府是合法政府,在一個合法政府執政下當“保長”,是否有錯不說,有什麼罪過?文革一來,三天兩頭甚至是天天到他們家找事。當時兩個“地主分子”都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了,女地主分子還是個“小腳女人”,你說她還能做什麼壞事!兩個兒子都早已給下放到大山裡(我老家屬於山區)的鄉下,而他們老兩口,可以想像得到,沒有任何職業。冬天他們幹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夏天他們夫婦就做點熏蚊子的“蚊煙”賣,即使這樣,街道一些“革命群眾”也還是不放過,常常進行抄家,把他們家的蚊煙拖得滿地都是,而那些蚊煙外包裝紙一破,裡面摻有“六六六粉”(當年只能買到這種葯)的“鋸末”灑得到處都是,面對這種“革命行動”,兩個地主分子欲哭無淚。當年聽到這家“地主婆”常常詛咒自己的一句話就是:“怎麼還不死,活著有什麼意思。”

今天想來,該是怎樣地心酸!

說到這裡,容我這個當年少不更事的孩子在這裡向早已死去的兩個“地主分子”表示懺悔:文革那年本人十歲,由於生在工人家庭,成份是“貧民”,家中雖然窮得要死,可畢竟沒有受到這種衝擊。那時正讀小學四年級,剛學著吹笛子。夏天晚飯後,躺在用相同粗細長短的竹竿縛在一起而在我們那兒稱之為“竹簿”的床上吹笛子,讓這家男“地主分子”聽到很心焦。大概也是因為別看政府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把地主稱作“五類分子”,既然住在一院,大家都是鄰居,也從沒聽到大人們說過歧視這兩個地主分子的話,因此,這個男地主分子才有勇氣在他與大人們包括自己的父母談話時,不時地帶著不滿對我說:“別吹了,大人們在說話。”現在想想,他當時內心是多麼難受。

另一家地主分子是個“女癱子”,現在稱作“殘疾人”,當年也有六十多歲了,從沒見她自己出過門(好像只有在冬天太陽好又沒有風的日子,被家人抱在外面的大椅子上曬一會兒太陽,然後再把她給抱進去)。因住一小院,常到她家去玩,見到她整天就是半躺或坐在床上做一點針線活。她有個大兒子,在離縣城大約四十里地的鄉下公社中學裡做“教導主任”,是共產黨員。文革來了後,先是有人在我們這個小院的外面牆上貼她家的大字報,還配了漫畫,說她家解放前如何“剝削窮人”,同時街道一些人到她家騷擾過幾次。可見她是個“癱子”,誰也沒辦法。

不過,災難很快就降臨了。既然她是地主分子,她的大兒子即使是共產黨員,也不能不是“地主成份”。這樣,一些激進的老師學生,尤其是公社的“革命群眾”就把他“揪”出來,讓他站在公社街頭,胸前掛個大牌子,牌子上寫著:“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並把他的名字打個大叉。這原本是當年羞辱被批鬥對象一種最時髦也最流行的做法即“示眾”,如果一個人連這一關都過不了,那麼,也就很難熬過文革,而我這位鄰居,就是沒能熬過這一關的人。

受到這種羞辱,讓他再也想不開。幾天後,藉著到縣裡參加“學習班”的空隙逃了出來,隨後就跳進了顧准當年下放商城時曾參與修建過的鐵佛寺水庫(文革中改為東方紅水庫,聽說改革開放後又把名字改了回來),去了不可能講“成份”更不會有文革這種恐怖現象發生的另一世界。

等他在水庫中“漂”起來後才被人發現。抬回家時,我站在他們家門口往裡看:這位可憐的鄰居躺在挨著門口鋪著稻草的地上,只見鼻孔中還向外滲出帶泥的血水,這幅圖景,自己到死都不會忘記!因為我們兩家後來成了親戚,二十年後本人還曾模仿這位老師的一個女兒寫過上百行長短句,後來也不知弄哪裡去了。記憶中這位鄰居是一個很愛整潔的人,上身穿著一件深藍色中山制服,左上衣口袋掛著一支當時比較流行的鋼筆。因他在鄉下教書,因此,在記憶中見到他的次數不多。他死後,聽大人們在那談話,說這位鄰居臨跳水庫前在水庫邊的草地上一定坐了很久,因為顯然是他跳水處的水庫邊草地被他拔光了一小片——可見他當時是多麼糾結,真箇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哈姆雷特:是活著,還是死去!

去年大約也是這個時候,讀了《炎黃春秋》雜誌五月號上的《道縣慘劇倖存者的自述》後,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致炎黃春秋雜誌編輯的公開信,大意是說,讀到當年親歷者講出的這種史實,看來,一部中國史也可說成就是殺人史,並認為國家應該給她一個道歉,一個正式的道歉。從口述中我們看到,她的父親,一個“起義者”,不應該被鎮壓(既然連俘虜都要優待,有什麼理由要殺起義者!);她的第一任丈夫和她那幾個孩子更不該遭受那樣的戧害!國家對自己的人民既然做了不應該做的事,尤其是做了傷天害理甚至犯下了罪惡,難道還不應該作出道歉嗎?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如果遇到這種事,誰能容忍!

國家是什麼,國家就是一個很多人的集合體。一國之內,除了那些嚴重侵害他人權利或利益,甚至不惜違法犯罪者之外,國家應該善待每一個體,更沒有理由傷害他們,尤其不能剝奪他們的生命。由於種種緣故,當代表這個集合體的統治者,犯了很嚴重的過錯,甚至完全可以說是犯下罪惡後,那麼,這個統治者,是不是應該對所犯錯誤或所犯罪惡的對象進行道歉呢?即使由於種種緣故,也就是在犯錯或犯下罪惡之後不能及時道歉,那麼,當道歉的時機再次形成或叫來到時,又還有什麼理由不補上自己欠下的道歉呢?千萬不要說什麼已“時過境遷”,千萬不要說什麼那是“歷史造成”,錯誤就是錯誤,罪惡就是罪惡,只要人類還存在下去,只要國家還存在下去,一萬年後也難以改變。

現轉眼到了文革五十周年,除了希望所有還活著而又參與和了解文革的人應該把當年的苦難冤屈以及真相說出來外,那就是仍然希望,這個政府包括“喉舌”人民日報,應該大張旗鼓地給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苦難和冤屈的人們一個大大的道歉。如果這個歉不道,那也就等於一直欠著。可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血債當用血還,拖欠得越久,所付利息也就會越大。

今日當政者,可不察乎?

2016年6月18日早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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