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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時期的蕭軍日記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加了“按語”。這些“按語”直接由毛澤東起草,說明胡風的文藝思想在中共高層中的反映程度非常強烈。

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風在家中由劉白羽帶路來的公安部執行人員從家中帶走。所以,《胡風全集》中收錄的日記,到五月十五日止,十六日沒有來得及記日記。《胡風全集(10)》中沒有收錄胡風之後的日記,胡風的家屬並沒有做出相應的說明。

五月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對胡風的逮捕審查。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大量的編者按語,並發布《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接著,全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在五月二十六日召開擴大聯席會議,通過了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他擔任的一切職務、並建議有關方面撤銷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等決議。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生之後,全國文藝界批判胡風的文章真可謂滿天飛。一九五五年的全年《文藝報》目錄一查閱,我們就很清楚當時全國文藝界的“一邊倒”趨勢。胡風被認定為全國人民的“罪人”,其負面影響及其給胡風本人、胡風家人造成的傷害,我們可想而知。文人之間的絕交信也大量的流傳開來。

不過,此時處於文壇邊緣被徹底邊緣化的東北現代作家蕭軍,卻並沒有趕這個“時髦”去寫胡風的批判文章。七月七日,蕭軍收到冰夷送給他的“絕交信”,其原因就在於“自胡風事件揭露後,因我與其相識,又因我有‘東北事件’,於是群起惴惴,而我又未寫文章以‘自表’,他竟來信和我絕交,恐為我所累。”他在七月二十五日日記中,表達了自己對胡風事件的“看法”:

自從胡風事件以後,有些人勸我,應寫文章表明態度,這對我有“好處”等等。我的考慮是不同的,有以下一些理由,我決定不寫什麼:1.一般人全知道我和胡風認識很早(這是事實,一九三四年冬在上海,由魯迅先生間接介紹的,那時胡風在左聯工作),加上我在東北被劉芝明,東北局(高崗主持)批評過,會疑心我和胡風集團有什麼連結,此時我寫文,也可能有“表白自己”“掩護自己”的嫌疑,因此我決定讓這事件澄清以後再說。2.在我的“東北事件”未得到“明朗”宣布以前,我是決定任零碎文章不寫的(小說例外),過去是如此,此後也如此。……

蕭軍認定自己的態度,“我是決定不寫什麼,也許有人會懷疑我對胡風還有‘感情’,立場不明確,這也隨他們去”,顯得很乾脆也很直率,這真符合蕭軍的“軍人氣質”。七月二十六日,蕭軍看到《光明日報》刊載了一則有關山東大學的“消息”,從而勾起自己對一些老友的懷念,包括胡風、聶紺弩、呂熒、方xx(蕭軍日記中隱去,本文遵照蕭軍日記的處理方式也隱去),此時呂熒和方xx就在山東大學工作。蕭軍在本日日記中寫到:

胡風,紺弩,呂熒,方這全是我所認識的,而且歷史全不短,方近乎三十年,胡近二十多年,呂也有十幾年。而今天,他們全各種不同的有了“問題”,這使我不能不感到深沉的痛苦,不管從革命立場出發,從個人的友誼關係出發,全不能使我輕鬆。如果這些人真正墮落到“反革命”的道路上,而我和他們認識如此之久,竟不能覺察,這說明自己昏庸到何種程度;但是作為一個人,一個朋友……我確是從來沒有覺察出他們有企圖反對共產黨,推翻人民政府這氣味。不正確的言論,思想,感情,牢騷是有的,說他們要忠心蔣介石,企圖讓美帝國主義來統治中國,除非把確鑿的“特務組織”的憑證擺在我的面前,我不能相信他們會墮落到如此卑鄙的地步!

儘管自己處在文壇的“邊緣地帶”,蕭軍還是對胡風事件進行了評估。他認為,經歷此次胡風事件之後,文藝界(直白地說應該就是作家型知識分子們)可能發生三種傾向:(1)“謹小慎微,不敢負責,對於每個人全懷疑,不敢信任,對於稍稍有些突出的作品,就不敢出版,或拖延,或者改而又改,才能出版”;(2)“或者取得了這一次另一面的教訓,嚴格糾正缺點,團結作家,明(應為”命“——筆者注)他們開展創作,使文藝界好好活躍起來”;(3)“或者一麵糰結,一面鬥爭”。

根據他的經驗和估計,他認為第一種可能性較大,“文藝界一時澄清和活躍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三兩年以後”。蕭軍的這個估計還是比較有意思,遲至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後,文藝界的再度繁榮才得以實現,那被文學史稱之為“百花時代的文學”。

蕭軍據此對自己的文壇處境表達了“看法”:(1)“對我的作品,就儘可能限制,不使它順利,不大量出版,以免擴大我的影響”;(2)“已出版的作品,要限制印行,或不再印行。未出版的作品如《過去的年代》,短篇集等,儘可能拖延,或不再出版”;(3)“等待相當機會,或者再對我的思想和歷史徹底清算一番,或者在文學上就消滅我,除非我認真‘低頭’,就不甘休”。

蕭軍的這種預測,果然在之後的文學出版過程中遇到。他的長篇小說《過去的年代》就遇到了這種情況,遲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小說分為上下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初版印數一萬三千冊,定價三元五角。

在這部長篇小說出版的同時,再一次批判蕭軍也浮出了水面,這就是《蕭軍思想批判》一書的“再版”,它表明: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間中共中央東北局對蕭軍的批判是正確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配合反右運動以來的作家批判運動,《文藝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掀起了“再批判”浪潮,其中仍舊有東北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作家蕭軍,他再一次被與丁玲、王實味、艾青、羅烽等人捆綁在一起進行了嚴厲批判:“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當然,蕭軍在反右運動期間,雖然沒有成為實實在在的“右派分子”,但他在意識形態的監控部門看來,仍舊是一個“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之後至文革期間,蕭軍的作品再也沒有出版的機會。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再版三十年代他與女作家蕭紅的合著《跋涉》,才真正解禁他的作品。

《記憶》2015年10月31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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