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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拔一毛以利天下 不與也

蘇聯時期,一位在鄉村學校當了大半生校長的教育家和作家蘇霍姆林斯基(Vasyl Sukhomlynsky),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沒有對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愛精神。愛全人類容易,愛一個人難。去幫助一個人,比宣稱‘我愛人民’要困難得多。”

時在1960年代,蘇聯高唱“愛祖國、愛人類”,並把人劃分為不同階級的時代,這位鄉村校長公開說出這樣的話,付出的是沉重代價。從1967年5月開始教育界就對他公開批鬥,直至1970年他在愛國、愛人民的批判聲中悵然離世。

“愛祖國”“愛人民”“愛人類”“愛民族”“愛階級”等等都很容易,因為只是嘴裡說說,叫叫口號,不需要行動,而且即使有行動,也是在安全和利益考量下的行動。但為甚麼愛一個人、幫助一個人、救一個人很難呢?因為在極權統治下,人民的“安全”是由“國家”“體制”關顧的,你去幫助、去救、去關愛一個人,就是侵犯了國家、體制的許可權,也是與大多數人的冷漠為敵。曾經在極權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明白路邊一個老人跌倒,你是絕對不能去攙扶他的。

這是生活在香港的人不能想像的事,但卻是中國社會的常態。10.1荃灣一個中五學生中槍,一義士沖前呼救,他明知會被黑警拘捕,他也奮不顧身要去救中槍者。香港也變得要幫助一個人、救一個人很難,及要付代價了。

專制政權總要用一個集體的、抽象的觀念去凝聚民心,要人們“愛祖國”“愛人民”“愛民族”,一些缺乏獨立思考的人,也就在這種抽象的群體意識中刷存在感。猶太裔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被猶太人批評她不愛猶太人時,她的回應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其次,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這種反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意識,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重視個人權利的體現,是民主主義的基礎。

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楊朱,已有這種人文主義的意識。他有一段名言:“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意思是:損一毫毛而讓天下得益,這事情不能做;而集合天下所有利益於一個人,更不行。只要每個人的利益不受損失,那天下自然安定,所有人都能安居樂業。

楊朱的弟子孟孫陽進一步解釋:一根毛與肌膚相比很渺小,一塊肌膚與一段肢體相比很渺小。然而一根毛是肌膚的一部分,一塊肌膚是一段肢體的一部分。一根毛雖然是整個身體中的萬分之一,你又怎麼可以輕視它呢?

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理由,今天能拿你一根毛,明天就能拿你一塊肉,後天就拿你一條胳膊,直到拿走你的身家性命。還大義凜然,說是“利天下”,而實際上,是“悉天下奉一身”,或奉一個特權階層。

只有主權在民的國家,人民才有“愛國”的理由。主權在民,即掌權者的權力是人民投票授予的,而人民的權利包括政治權利是憲法所保障的。“愛國”和保衛國家是保衛自己的權利。倘若是一個人民無權的專制國家,人民不愛國或棄國,或地方要爭取建立一個民主自主的政權,都是自然和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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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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