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一書作者沃爾夫·比爾曼（右）與譯者，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在台灣詩歌節2019年9月24日獨立中文筆會
今年，柏林圍牆倒塌迎來30周年。30年前發生的這一歷史事件，標誌著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結束，也標誌著戰後德國分裂歷史的終結。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紀念的前夕，德國詩人與歌手沃爾夫-比爾曼的自傳《唱跨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一書中文版的問世格外引人注目。
作為前東德著名的異議音樂人、詩人與歌手，沃爾夫-比爾曼曾寫下無數詩歌，多數主題圍繞追求自由與民主展開，公開批評東德政府，因此，被西方媒體譽為「插入柏林圍牆第一道裂痕的詩人」。
沃爾夫-比爾曼的自傳《唱跨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一書的中文版本最近在台灣推出。該書中文譯本出自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女士之手。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採訪。
法廣：首先，請簡要地介紹一下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德國詩人沃爾夫-比爾曼。
廖天琪：比爾曼於1936年11月15日出生在漢堡，他的雙親都是共產黨員，三十年代，作為共產黨員是非常危險的。他的父親又是猶太人，比爾曼5、6歲的時候，父親就被納粹在奧斯維辛殺害。二戰結束德國分裂為東西兩國。比爾曼和母親及家族都居住在西德的漢堡。1956年，出於對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念，比爾曼的母親將他送到東德去接受教育。此時比爾曼還是個17歲的學生，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試圖招募他作為秘密告密者（GI），被他拒絕了。比爾曼於中學畢業後，開始在東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念哲學和數學。1957-1959年，他擔任柏林劇團的助理導演。同時也開始寫詩和歌，逐漸建立起自己的藝人名聲。
比爾曼在東德共產黨統治時期，寫下了無數的新歌，主題大都是追求自由與民主，其中很多都是針砭時弊，批評諷刺東德的共產政權。他的父母親在納粹當道的三、四十年代，就和那時候的共產黨人有密切聯繫，這些共產黨人戰後都成了東德的領導層人物，他們很願意照顧比爾曼這個奧斯維辛的共產黨「遺孤」，但是桀驁不馴的比爾曼不願意被「收買」，他認為當權的共產黨出賣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理念，他要說真話，以詩與歌來尋求真理和真相，不惜跟權力對抗。他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從1965年起，他的詩集、歌曲出版遭到東德當局全面封殺，並被禁止公開演出。但是他的名聲愈禁愈響，傳遍全世界。
比爾曼和東柏林的許多異議份子都「結盟」，共同抵制來自上層的打壓，相互鼓勵，抱團取暖，形成一股很強大的精神力量，吸引了很多普通民眾的支持。在1976年當他獲准到西德科隆市舉辦演唱會之後，被東德當局禁止返回他東柏林的居所，從此就被迫定居於西德。他還參與了當時的和平自由運動，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出身東德的牧師家庭，也是他的粉絲，時下他們也是非常親密的私人朋友。比爾曼的詩集是德國戰後文學中非常暢銷的，榮獲了西部和後來全德國的眾多文學獎項。比爾曼的故事在當年東西德對峙時期，引起了很大的社會轟動效應。
法廣：為什麼西方媒體曾稱比爾曼為「插入柏林圍牆第一道裂痕的詩人」？
廖天琪：比爾曼在全面遭封殺之前，也曾於1964和65年兩度獲准到西德來舉辦音樂會，轟動一時，不但西德，包括美國也都發行他的唱片，影響之大，令東德當局震驚。往後他一次次受到國外的邀請，當局也一次次地拒絕他的出境演出，連他獲得國外的獎項，也都不允許他出國領獎。然而，他們畢竟逐漸了解到，把比爾曼留在國內，終究是個禍患。1976年，當他再度受到邀請到西德科隆市舉辦演唱會時，他們欣然應允他出國。然而沃爾夫在八千人的音樂會上成為閃亮的明星歌手之後，東德當局禁止他返回東柏林的居所，就這樣比爾曼被迫流亡，定居於西德。
比爾曼被逐出國門，事實上是東德開始加速走向滅亡的第一步。緊接著大批的東德異議份子的藝術家、作家和文化人，紛紛開始背棄那個死水一潭、僵化保守的極權國家，投奔自由的西德。有些史家和媒體因此稱比爾曼是［插入柏林圍牆的第一道裂痕］。
東德政權當時也樂得將這些不安份的異議份子趕出國門，這種精英流失的過程又持續了13年，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連普通老百姓也開始「用腳投票」，成百上千的人民湧向東歐國家，他們直接沖入當地國的西德大使館，迫使匈牙利、捷克等國打開邊境。鐵幕圍牆都擋不住投奔自由的人潮。
法廣：在專制主義制度下，文藝究竟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
廖天琪：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人，很難想像在獨裁政權下，一個善於思考，敢於抗拒國家權力的壓力，並且公開批評政府的人，怎樣每天跟國家機器進行貓捉老鼠的遊戲，日日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然而依然有人堅持著不肯放棄。要讓社會從黑暗過渡到光明，讓人們掙脫牢籠，重獲自由，需要一些勇敢的啟蒙人，他們往往得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
專制體制是不容許有言論自由的，新聞媒體都要受到審查，一般人要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見就只能借用文學或藝術的手段，以隱喻曲折的方式來發揮。所謂［指桑罵槐］、［移花接木］、［聲東擊西］都是可以採取的文藝技巧。特別是運用文字來發抒個人的情感抱負，對社會的百態做出評論和分析，只要運用得巧妙，可以引起人們的共鳴，避開當權者的大帽子或剪刀。毛澤東早就已經識破了文人的這種手法，所以他於1962年針對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說了這樣的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當時的劉志丹案株連了6萬多人，是當代文字獄中的大案。
法廣：沃爾夫-比爾曼是如何運用他手中犀利的筆觸來「唱跨柏林圍牆」的？
廖天琪：比爾曼在創作方面運用「指桑罵槐」的手段十分高明,1974年在西德出版的那張唱片「啊！對啊！」，裡面收錄了那首「長城後面的中國」，我在此節錄一段：
如同牲畜人民被統治著
愚民化，剝奪自主能力，閹割了
老實做苦力乖乖聽話
一切都在暗地監控中
官僚們的權益集團
囚禁優秀共產黨員
若他不肯喊哈利路亞
在哪兒？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只說一句真心話
當頭棒喝就罩下
自由是只死麻雀
活活爛在鳥巢穴
朋友，哪兒被掐住了
保準是個密探在窺探
在何處的監獄裡腐爛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領袖面具下時時在偷窺
瞧你凌亂的辦公室
酒舖、街上、動物園
酸溜溜甜蜜假笑
偉大領袖巨幅玉照
在每張報紙上微笑
每間茅廁里皆亮相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審訊拷問家常便飯
革命異化成為笑話
中世紀過時的皇權
每日謊話更加順口
聰明耄耋人民老爹
齊來讚頌他黨中央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從這首詩歌里，我們可以看出，比爾曼「移花接木」的技巧，他說的是中國長城，劍指的是東德共產黨，他就如孟姜女哭倒長城一般，以詩歌來對共產鐵幕的圍牆釜底抽薪。
另外，他早期寫的詩，如「老同志」，就是直接對那些黨內的頑石老人進言，他從娘胎裡帶來的對共產主義的忠誠信念，始終蒙住他的眼，雖然提出批評，但是還是一直認為只是某些高官走了歪路，不是體制的問題。直到1983年，他已經離開東德7年之後，他的一位哲學家朋友Manes Sperber對他當頭棒喝，讓他對蛻化變質的「共產主義」幡然夢醒，知道那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要在人間建立天堂，而建造者都是雙手沾滿血跡、貪婪腐敗的劊子手，這是天大的笑話，歷史的荒誕劇。從此以後比爾曼的創作就更具社會性和思想性，對於往後1989年柏林圍牆的坍塌和兩德的和平統一，他都積極地以他的吉他和詩歌成為一直重要的精神力量。
法廣：最後請您向我們介紹一下您在翻譯這部書籍時的感受。
廖天琪：從語言方面來說，這本德文自傳里，作者穿插了許多其他語言，法文、猶太意第緒語、義大利文、英文不一而足，還有許多德文方言，如薩克森方言、柏林土話、德式英語等。在理解方面倒並不是難題，如今電子時代，任何正常的、甚至怪誕的話語都能查到。比較棘手的是比爾曼自創的語言，那是無處可查的。他有著頑皮詼諧的性格，寫的詩和歌往往很任性、放蕩、尖刻，卻又纖細入微，要如何對付這些特點，一方面是直接討教於他，一方面就得考驗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了。在翻譯詩歌方面，我沒有死硬地搬過來，容許自己有較大的幅度。
在內容方面，本書涉及的當代德國和歐洲歷史階段，如自由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六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布拉格之春、八九柏林圍牆的坍塌、兩德統一的震撼、九十年代的海灣戰爭與和平運動，由於本人七十年代就定居德國，所以這些歷史事件於我絲毫不覺陌生，因為這也都曾經是我個人生活構成的部份。更為重要的是，數十年來，我和中國大陸的作家和異議份子有近距離的接觸和交往，他們的經歷、言論自由受到政府當局的箝制打壓，跟原東德的同行們如出一轍。原來共產國家秘密警察的手段都是相同的，如何污衊、栽贓、造假、欺騙，所有的手段都雷同，目的是一樣：封住所有的異音，異議人士都打上「階級敵人」或「國家敵人」的標籤。比爾曼這本書，就像是個照妖鏡，專制獨裁的面貌無所遁形。這給我在翻譯過程中造成無上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