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隆重推出「中國之治」，新華社歡呼，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邁向「中國之治」的更高境界。
《人民日報》斷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將為人類探索建設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執政第二年就開啟了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頂層設計，目前都設計出哪些成型的東西？
「中國之治」涉及許多「堅持」和「完善」，其本質到底是法治、黨治還是人治？中國智慧或中國方案明顯不同於西方政治文明，中國之治會不會觸發中西方對抗？
「中國之治」掛羊頭賣狗肉，滿是自相矛盾之處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現在中共提出所謂「中國之治」，意思是，經過70年來的創造性探索，現在終於已經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國家制度、道路，包括新的一套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就是沒有採取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就提出了一套和西方不一樣的所謂的「中國方案」。
我們看官方對「中國之治」的解說，最強調的無非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等等。官方這些說法和其過去一直以來的風格一致，非常空洞、語義混亂、含糊不清，還充滿自相矛盾。其實有不少東西根本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談「中國之治」，最強調一條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但按照共產黨自己的定義，共產黨應該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該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可你看普天之下政黨多如牛毛，恐怕找不出哪個政黨比中國共產黨更不無產階級、更不工人階級的。所以共產黨這名字本身就成了掛羊頭賣狗肉。
另外，強調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道路也有同樣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原本的概念包括公有制加上計劃經濟，後來有人從這個立場上後退，但至少也還有福利國家的涵義，高稅收、高福利。
儘管現在西方所談的社會主義概念也不見得是高福利，但至少還是有以下這些理念，比如關心弱勢群體，關心勞工利益，注重福利制度，強調減小貧富差距，等等。從這角度看，中國可以說是最不社會主義的，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如此懸殊，中共當局也不如不關心勞工利益，等等。所以單從字面上看，所謂的「中國之治」都充滿了自相矛盾，其字面和實際完全不一致。
「中國之治」有與西方模式及普世價值分庭抗體之義
胡平指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共其實無非是根據這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財大就氣粗，認為自己已經有了自己的一整套東西，這時候他提出所謂的「中國之治」，實際上有和西方模式、普世價值分庭抗禮的姿態，而且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架勢。就這點而言，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中國有「三權」之分，但黨權高於一切權；無輿論自由，黨權不受監督與批評
胡平表示，按理說，「中國之治」的本質是該是法治，但實際上的「中國之治」恰恰是法治的反面。因為法治就意味著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但中國的政府恰恰不受任何限制。
儘管在中國也有一部《憲法》，在中國也有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部門的劃分，但有憲法而沒憲政，有三個部門的劃分但沒有三權分立，因為在此之上還有一個黨，黨領導一切，黨控制一切，黨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因此在中國根本不存在法治。
而比三權分立更重要的就是輿論、言論的自由。輿論就是對政府的批評和監督。一個政府管得再寬，有一件事是你無論如何不能管的，就是對你的批評和監督。如果對你的批評和監督都要你來管，那就談不上是批評和監督了。而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不但沒有三權分立，不但沒有憲政，連批評監督，也就是言論自由都是被嚴格限制的。尤其習近平上台以來，這方面走得更遠。
「中國之治」實為被強化的專制
所以單拿這個標準來看，我們就可以斷定，今天的中國——儘管當局把法治的口號叫得震天響——當局實際上的所作所為完全和法制背道而馳，「中國之治」的實質實際上就是專制，而且是種非常強化的專制。
實現民主不該是個無限期的過程，而且我們至今連過程都沒體驗到
歷史學者、獨立時評人章立凡表示，實現民主確實是一個過程，但這個過程不應該是個無限期的過程。從上世紀初結束王朝時代以來，大家一直期盼民主，為什麼民主總沒能實現？你不能無限期地只享受所謂實現民主的過程。
「新華微評」中講到這麼一段，說中國式民主是「全過程」民主的鮮明特點，說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這話倒是說得很好，但到底在說誰呢？是不是說自己呢？還是說領導？
章立凡表示，搞不清這到底是「低級紅」還是「高級黑」。裡邊還說「全過程」民主的真諦就在於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通過充分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
但總之，這套東西我們至今沒能體驗到。你說有個過程，我也希望能有個過程來實現民主，但我們現在連這個過程都沒能體驗到，我們現在連選票都沒有，全國人大代表都不是我們投票選出來的。這個過程，我們70年代還沒有享受到。
「中國之治」這個用詞預熱已久
章立凡介紹說，「中國之治」這個詞其實已經預熱很久了。2016年就有一本書叫《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是巴西作家寫的。其中譯本在2017年10月出版，中文版書名首先用到了「中國之治」，雖然其英文書名中並沒有這個詞。
後來到2018年又出現這個詞，在《人民日報》的「人民要論」里，題目是「『中國之治』的制度邏輯」，是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授寫的。最近在四中全會開會前媒體又在預熱「中國之治」，但我們現在需要看的是你有沒有什麼真東西。
王岐山與福山對話時實際已經否定法治的存在
章立凡認為，現在把民主作為一個過程提出來，也就是告訴民眾你們要享受這個過程，這個過程很漫長。就如胡平先生提到的，國民黨就曾提出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國民黨被趕出大陸以前憲政一直沒有實現，1946年確實搞了憲法，但內戰馬上開始了。而其長期的訓政，也成了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理由，說國民黨搞一黨專政，所以我們要推翻它。
史丹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
現在這個理由到了中共自己這兒就不成立了，就成了我就是有權領導你們，我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公僕，你們不能趕走我這麼好的一個僕人。我為你們辛辛苦苦服務70年，你們怎麼能趕我走呢？這是他現在要堅持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看王岐山和福山（Fukuyama）的對話。福山訪問中國時，他問，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並且司法獨立。
王岐山說，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而且，憲法也不就是黨、是人寫的嗎？憲法實際上就是一張紙。
法治三個必備要素，中國無一具備
章立凡指出，要從法治概念上講，起碼有幾個要素是不能排除的。一個是民意授權，你應該是一個民選的政府，是一人一票用普選選出來的政府。
第二，要有權力制衡，得是約束權力的一種體制，這個你有嗎？也沒有。
第三，要司法獨立。現在中國司法也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怎麼獨立？既然現在這三個要素都沒能達到，你有什麼理由說你的國家治理體系是現代化的？是一個法治社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