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的土地自由買賣，就是自由資本主義了。善於耕種與經營的農民，轉變為地主。同城市善於工商者轉變為老闆同類。而對於民國繼承皇權不下縣的鄉村自治，地主士紳既是義務的社會秩序維護者，且是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的傳承者。他們家門與庭院內常掛的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他們乃農耕社會的先進代表。鄉村由痞子取代士紳，阿Q掌了權力，顛倒了良莠、是非與善惡。這些痞子流氓奪權後到公社化時，不僅黨政財文大權獨攬，土地收益分配權也獨占，他們就轉化為土地的主人。再經這些年土地市場買賣，他們又是土地的經管者，「代表農民集體」再成土地僭主，而且成為土地紅利的壟斷者。今天，上層，叫紅二代，下層，是阿Q二代，他們最喜歡也最習慣老毛無法無天耍任性，當然也厭惡老毛厭惡的溫良恭儉讓。新生的土地占有主，乃擁有各級權力者，在房地產土地買賣中，他們按權力大小分享土地紅利。他們賣土地70年所有權，70年後，收回重新出賣，把土地當搖錢樹，搖出吃土地財政各級新地主。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種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地主。他們滅了文明的地主，自已搖身為不掛地主名的大地主。赤色土地革命的荒謬，打著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口號，卻把當權者變為富豪與土豪。
洛克早有名言告誡：「公權，不可私有，私產，不可公有。」這是政治經濟學的鐵律，他們不正是違反此鐵律造成歷史及今日之荒誕嗎？
當這公有實是官有黨有，制度性貪腐哪能除滅。他們最初由槍桿子劫奪，掌權後以政權劫奪。而且鑽入世界市場，發現了智慧財產權的劫奪致富最快，人家說打貿易戰，其實，是打的防賊戰哩。不禁想到資中筠先生為教育弊病，曾哀嘆中國人種要退化。難道農村的痞子運動，城市的紅衛兵運動再加復起的義和團運動，不更早就在促使中國人種的邪化、痞化與退化嗎？
留美農學博士董時進上書勸阻土改遭拒
1949年12月，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勸阻土地改革。董的觀點簡單明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當時的一些文件和講話，認為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董認為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了董的觀點。董對土地由擅長耕種土地的地主富農轉到不擅耕種者，而且細粹化經營，必然減產。亊實證明：中國糧食產量經土改加公社化折騰，直到攺革開放再分田到戶，1984年才恢復到抗日前1937年的產量。從前有天災，還有地主士紳搭粥棚施粥飢餓者，可逃荒活命。共產專制不准逃荒，河南信陽地區便餓死上百萬。今日青年不理解能餓死人，楊繼繩的《墓碑》便是證詞。
翻開歷史，觸目驚心，哪是一句「不准說歷史錯誤」可制止，不說，便永在重複與固化歷史錯誤。
這種農學家從經濟與社會學早分析出土攺特別是暴力土改的弊病。從占有土地的農村結構看，不是什麼貧富懸殊的尖銳階級矛盾，而今天憑權力成為暴發戶。清朝也只暴露一個和珅，而共產集權製造的和珅，秦城監獄關的只是總數的零頭。多少和珅式的贓款，不在外國銀行，也已變外資回來投資了呢。
地主污名化的幾個標籤
前靣舉出真正代表地主的人物是曾國藩、譚嗣同等，即說明不能用黃世仁、周扒皮等幾個虛構人物來污衊地主。甚至格丘山先生著文嘲諷此新時代不如黃世仁等那舊時代，他說：「這是個武松給西門慶看家護院的時代，這是個關羽過五關賄六將的時代，這是個包拯把秦香蓮送進精神病院的時代，這是個喜兒賴著要嫁黃世仁的時代……」，「數卑鄙人物還看今朝」。可以說是入木三分。
用戲劇與小說虛構醜惡化地主，筆者讀到作家丁抒寫他親見高玉寶不同意那麼寫地主的一段話，應立此存照。
丁抒說當年他進人民大學時，高玉寶也在補習文化，分在該校預科班。署他名字的小說《半夜雞叫》正由《解放軍文藝》副總編荒草〔實名郭永江，四川資陽人〕創作完成。稿子交高玉寶看後，他說：「這麼寫，叫我怎麼做人？」也就是這麼違背真實過度汚蔑地主，使他無面目返鄉見鄉親。而當地人說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只是很摳，有些節約，卻並不苛待長工，也不可能半夜弄長工下地。漆黑的夜，鋤斷了禾苗，得不償失喲！丁抒用他親見講真實的高玉寶，去反對弄假的代筆者。
給劉文彩泥塑收租院的故亊，也是虛構。對於關水牢的著名人物冷月英，筆者當年採訪過住她家相鄰小學去體驗生活的作曲家美術家，還有西南人藝院長栗荗章。他們去劉文采莊園見到的所謂水牢，乃四面透風藏鴉片的儲藏室。今天，那裡只剩劉文彩捐幾百畝良田辦的中學，還是川西名校。
地主中，有沒有壞人？當然也有。不過巴金寫的《家》裡的馮樂山那種壞，也並非普遍。在那做官也講道德文章的社會，地主要是不講仁義與信用，也難處世。我聽地主家子弟說他偷吃了一點臘肉，挨了打，說那是栽秧打穀留來待長工的。彭縣友人廖鴻昌為退休地質工程師，他說他家勞力充足，租地50畝耕種，他隨父去向地主拜年，他不僅首次吃到海參席，而且租佃是主客關係，父親請坐上位。走時，主人還給他一塊大洋的紅包，這錢，足夠他上中學一學期伙食費。中共將農民與地主說成你死我活的關係，只不過為其階級鬥爭理論服務。
關於地主的沉冤，今年九月有宋永毅教授與夏明教授在紐約城巿大學開了一次世界性的學術討論。受此啟發，這是我第三次為冤沉海底的地主鳴冤。第一次鳴在陳奎德先生主持的《縱覽中國》上，再次是為作家方方對川東地主在土改中儘是軟埋鳴冤受攻擊去作證。看來，地主的奇冤，還需從人權建設與人性恢復的高度，理清這筆歷史舊帳。前蘇聨政治死難者紀念碑的揭幕，不是為中國歷史上的沉冤招雪樹了榜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