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警察在山東棗莊的一家網咖內進行巡邏及檢查工作。（法新社資料圖片）
創始於1985年的「無國界記者」，在促進全球新聞自由方面卓有成效，2005年被歐洲議會授予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2018年，在「無國界記者」的倡導下，成立了25人「全球信息與民主委員會」，委員包括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斯蒂格勒茨、作家略薩、人權律師埃巴迪等四名諾貝爾獎得主，和弗蘭西斯•福山、亞當•米奇尼克等學者、記者、作家、人權活動家和科學家。作為25名委員之一，我參與了《全球信息與民主宣言》的全部討論和起草過程，向委員會解釋中國的「信息柏林圍牆」。
2018年11月公布的《全球信息與民主宣言》，確立了全球信息空間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它應服務於表達自由、人類尊嚴、寬容和增進理解；獲取信息和知識，是一項基本人權；政府控制媒體、扭曲信息、壓制新聞、用暴力對待記者，極大威脅和剝奪了人類獲取信息和知識的權利。這個宣言重申和細化了《聯合國人權宣言》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關於「表達自由」的基本原則，並結合資訊時代的特點，為全球信息空間、媒體、記者和國際信息平台確立了基本原則。《宣言》得到數十個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歐洲理事會的支持。
柏林圍牆倒塌至今30年了，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猛然醒悟到：網際網路曾經被人們寄予厚望，可以引領中國走向開放與自由，但中共卻用它來實施全面高效的數字極權主義。哈佛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紀念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的文章中說，「當我們痛快地慶祝共產主義在歐洲崩潰時，全然低估了共產政權在中國存活下來的深遠意義。」
人們遲遲沒有意識到：民主與專制的對抗沒有停止，中共築起的「信息柏林圍牆」不僅囚禁著中國人民，而且不斷向自由世界滲透和擴張。孔子學院、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各類同鄉會、校友會和商會，威脅著西方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大量的海外媒體被中國政府滲透、收買，影響著海外華人和外國讀者的思想觀點；中共用拒絕簽證來威脅國外研究者、記者，迫使他們進行自我審查；在中國進行採訪報導的外國記者受到中國政府的限制、跟蹤和騷擾；微信、抖音等中國社交媒體，越來越引起海外用戶關於內容審查和隱私安全的憂慮；很多西方公司因為在西藏、維吾爾、香港、台灣等問題上的政治觀點而受到中國政府的譴責和抵制，並且幾乎都要道歉並且撤回或改正他們的說法；華為、ZTE等中國科技巨頭，對所在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共利用黑客對西方政府、科技、大學、軍事、情報等部門發起網絡攻擊、竊取秘密；中國政府的五毛水軍或機器人製造和傳播各種虛假信息，以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出版人、書店店員和異議人士甚至在境外，被中共特務綁架回國……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共信息柏林圍牆的延伸。
尤其不可接受的是，西方的科技巨頭們-思科、谷歌、臉書、蘋果、雅虎等等，紛紛配合中國政府的網際網路審查，甚至為中國的網際網路防火長城（GFW）提供技術、設備和培訓。西方人曾熱情地幫助東德人翻牆和拆牆，但這些科技公司卻為了巨額利益，幫助中國政府建立和加固高牆。
2017年4月28日在北京舉行的國際手機網際網路會議上的谷歌展台。（美聯社）
1989年柏林圍牆被推倒後，逃到蘇聯的昂納克被引渡回國受審，被控犯有叛國罪及殺害192名試圖逃離共產黨政權的德國人；「末代總書記」克倫茲，因殺害東德民眾罪名被判刑6年半；開槍把18歲的彼得打死在柏林圍牆上的兩名軍人，分別被判刑20和21個月。在羅馬尼亞，製造屠殺的獨裁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再後來，「中國人民」的其他一些老朋友們，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卡扎菲被打死，薩達姆被絞死，穆巴拉克被趕下台、關監獄，米洛舍維奇受審期間死亡，全鬥煥被判死刑、後改為無期徒刑，本阿里逃亡、被缺席審判，皮諾切特入獄……顏色革命和民主革命席捲之下，大量的獨裁政權紛紛瓦解。
但在中國，製造屠殺的劊子手們用人民的鮮血保住了政權，並且建起了高科技柏林圍牆。那些把翻牆者投入監獄的秘密警察、法官和共產黨幹部，仍在殘害著中國人民。30年來，在西方政府的綏靖政策和國際科技巨頭的助紂為虐下，中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上畸形崛起的同時，卻背離自由民主，而中共的魔爪已經伸向自由世界。就在此時，北京的槍聲響在香港的街頭。
1987年6月12日，里根總統在布蘭登堡門向蘇聯共產黨喊話：「戈巴契夫先生，推倒這堵牆！」-今天，深受信息柏林圍牆之苦的中國人，當然希望、也永遠感佩國際社會推牆的努力；但如果不能幫忙推牆，請你們不要幫著加固這堵牆好嗎？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