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讀五萬份一的軍用地圖，研究湘粵邊境的地形，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毛澤東帶著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面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你近來好嗎？我有個多月沒有到總司令部去，也有個多月沒見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過臉，抽著煙，他接著說道：「我現在來雲都督導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間住，我們在一起，一切問題可隨時談談。我住的房子，最好是離你不遠，那就更方便了」。這時雲都縣的負責同志跑來報告：「請主席到後面園裡休息，那裡是一幢獨立房子，還有半畝園地，一切已安頓好了」。毛澤東便隨著那同志去了，臨行時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處談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劉伯堅去看毛澤東。他的愛侶賀士珍也來到雲都，手裡抱著一個孩子。幾年不見，她已經從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變為一個沉靜的少婦了！我們談了一小時。毛澤東問起我贛江上游沿岸情況，及紅軍二十二師、二十四師的位置。我一一告訴了他。
我們告別時，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誠懇微笑地說：「我們是井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我還有許多問題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間有空的時候，便到他家中去談談各種問題。毛澤東是很健談的。賀士珍更為我們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個人一面談談笑笑，一面喝酒抽香菸，常常談到深夜十二時才返回司令部。
毛澤東住在雲都這段時間，除了雲都縣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請示工作之外，則沒有其他的領導同志來過，他亦似很安閒，但精神上則常流露出抑鬱和淒涼的神態！
九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喝了很多酒，談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開除黨籍一年這件事，他憤然說：「這件事完全是周恩來攪的，不過在我們黨內越肯負責的同志則越易遭到處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來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比如這次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之失敗，本來是秦邦憲等幾個黨中央領導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鬥爭，與我們革命無重大關係；為圍攻蘇區北面的國軍移向福建十九路軍進攻時，仍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戰爭，不主張紅軍積極援閩，後來見十九路軍情勢危急，才派一、三兩軍去援閩，但時間太遲了，我們的援軍末到，十九路軍已徹底失敗，致紅軍中途撤回，這個不積極援助十九路軍以致失敗的錯誤，明明是他們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應該負責的。但現在第三國際追究責任，卻反說我不肯援閩，給我一次嚴重處分。這種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他們既沒有實際鬥爭經驗，又不肯接受我們老同志的意見，將來還會繼續下去，真是革命的損失！」他說到這裡喟然長嘆！跟著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他竟悽然淚下！這時他有些輕微的咳嗽，臉部瘦削而枯黃，伴著一盞黯淡的豆油燈，更顯得他的淒涼和沮喪！但他的說話語氣，卻堅定而有力。我當時見他那種充滿悲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開除黨籍時內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對他發生無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紅軍已決定西竄，毛澤東才由雲都返回瑞金與中央政府人員隨野戰軍突圍。
在後來的突圍行程中，沿途遭受國軍的追擊截堵，紅軍損失甚大，許多幹部都表示不滿和動搖。當他們逃到貴州遵義時，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便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便是那有名的「遵義會議」。
善用策略的毛澤東，利用著他與紅軍老幹部長期鬥爭的歷史關係，來檢討這次「突圍」決策的錯誤，將這一錯誤的責任，加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等人頭上，以打擊留俄歸國學生派。這個會議雖僅僅是撤了秦邦憲的總書記職，而以張聞天接任總書記，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復了，由於毛澤東的湖南同鄉任弼時、彭德懷、滕代遠、劉少奇等的協助和大部紅軍老幹部的擁護，由遵義北竄後的黨政軍一切大權，又重新回到毛澤東的手中了。
五次圍剿蘇區北面的戰爭形勢，自五月十三日紅軍退出建寧後，集結在福建之寧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區。第五軍團的十五師擔任守備廣昌以南之頭陂街，白水鎮之線，六月，這一個月是雙方對峙的膠著狀態。那時，閩、浙、贛區已被國軍在資溪、鉛山之線隔開，成為兩個區，一個是贛東北的信江上游區（今之浙贛鐵路線上饒、橫峯線上）由方志敏率領的十九師為主力。一個是閩北區（武夷山、福建崇安縣西北地區）由邵式平領導，這兩個區與中央蘇區亦已被隔離。七月間由福建編成的一個師，號稱第七軍團，由蕭勁光指揮，攜帶中央派遣方志敏為第一抗日先遣隊總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動計劃，從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脈通過閩北區，繞道浙江邊至信江區，與方志敏會合，將中央的命令及計劃交與方志敏。並將新編第七軍團與十九師合編為第十軍團，約有一萬八千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領，號稱中國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於七月中開始向皖、浙邊區挺進。蕭勁光僅率少數特務員沿原路回江西蘇區。
這個抗日先遣隊，挺進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國軍追擊圍剿，輾轉於浙、皖、贛邊，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國軍擊潰，方志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殺），殘部由粟裕率領退回閩北武夷山區與邵式平會合。
蕭克、任弼時率領第六軍團之抗日先遣隊約六千人，於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東突圍，輾轉流竄於湘桂邊境，損失重大，剩下約有一千人，於十二月在貴州省東部地區與賀龍會合，合編為第二方面軍。
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兩個月是紅軍和國軍在廣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區進行決戰的階段，經過了廣昌縣屬之頭陂戰鬥、白水鎮戰鬥、貫橋戰鬥、大嶺戰鬥，雙方均傷亡慘重，特別是大嶺戰鬥，國軍先頭一個師傷亡殆盡，至驛前戰鬥，紅軍集中三、五兩軍團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戰兩日，才放棄這個戰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紅軍自經過這兩個月的決戰，已知不能繼續在內線作戰的形勢下戰勝敵人。於是立即加緊進行突圍準備，當時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為適應以後作戰要求，便利主力突圍，決定新的兵團編組及作戰計劃如下：
一、紅軍主力編為野戰軍，由贛州以南突圍西進，轉移至湘西地區，然後向湖南國軍外圍採取攻勢作戰。
二、以紅軍之一部，及地方獨立師，獨立團之大部，編為中央軍區守備軍，留守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以牽制國軍，掩護紅軍主力突圍。
三、紅軍一、三、五、九四個軍團編為野戰軍（總共兵力約十萬人），中央黨部及蘇維埃中央政府各機關，均隨野戰軍行動。
四、紅軍廿四師、三十四師、紅軍野戰炮兵團、江西獨立師、福建獨立師、紅軍幹部學校、軍事委員會特務團（總共兵力約三萬七千人）編為中央軍區守備軍。
五、福建、江西兩省地方部隊除動員參加紅軍，充實野戰軍外，概編為獨立團，分由江西、贛南、福建各軍區司令部指揮。
六、閩、浙、贛邊區方志敏部，歸中央軍區司令部指揮。
七、高級人事調整如下
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
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
野戰軍總司令朱德
政治委員周恩來（兼）
政洽部主任王稼祥
中央軍區司令項英
政治委員項英（兼）
參謀長龔楚
政治部主任陳毅
國家政治保衛局分局長譚震林
野戰軍總司令部設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戰（辦理野戰軍各兵團作戰業務），第二局主管情報，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後勤，第五局主管通訊，第六局主管游擊作戰（辦理並指導二、四軍團及各地區游擊作戰業務）。
十月中旬，紅軍主力向贛州以南大庾、信豐間地區突圍西進，沿湘、粵、桂邊區轉向湘黔邊境北進；國軍以何鍵、薛岳、周渾元各軍向野戰軍追擊。並從新調整繼續進攻中央蘇區部署。
紅軍主力突圍後，國軍即分路銜尾追擊；而沿途各地的國軍，亦分頭截堵、襲擊；紅軍損失慘重，且無停留集中的機會；而預定以蕭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據地的企圖，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團的反抗和國軍的進剿而失敗。
於是紅軍主力不能不放棄預定的作戰計劃，繼續向黔川西北逃竄。以後幾經艱驗，才經西康、青海而到達陝北。這一段長途的逃竄，便是中共自詡為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