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知青被文革毀了一生。（圖片來源：網絡）
1970年5月17日，我們在M市火車站興沖沖登上列車，奔赴遙遠的北大荒。車站上一片連哭帶叫，知青從車窗里伸出手，死死抓著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親人的手臂，直到車輪啟動也不撒手，維持秩序的人手執小木棍，使勁打才把他們的手打開，真像生離死別一樣！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個樣子，我特別興奮，起勁地敲鑼打鼓，拼命喊口號。那時我剛十七歲，渾身帶著在紅衛兵運動中激發出的熱情，腦袋裡只有「在廣闊的天地里大有作為」這幾個字，其他什麼具體的東西也沒有，只是一團火熱的、膨脹的、閃閃發光的感覺。再加上人在少年時那種離家出走闖一闖的傻乎乎的願望。一路上興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車走了兩天兩夜，沒到站嗓子就沒有聲音了。
列車在深夜到達農場車站。一開門，漆黑一片，「嘩嘩」下雨，極冷。我們是從炎熱的M市來的，身上還穿著襯衫呢！趕緊從行李包抻出軍大衣穿上。下了車，在站台昏暗的燈光里，只見大家一片綠，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卻「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們是給大卡車運往農場的。農場似乎很大，好像沒有邊兒。他們按照軍隊的方式，一個連隊一個地方。我們的卡車每到一個連隊，便下來一些人。我在第×連下車，一同來到這個連隊的知青大約有六十人。我們被領到一個很冷很黑的大房子裡睡下。由於天黑，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覺得滿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著，連夢也沒做。
第二天醒來一看，傻了！我們全傻了！
哪裡是房子？原來是個極大的老式帳篷，縫縫補補，撒氣漏風；帳篷裡邊也滿是爛泥，長長的野草居然從床底下長起來。這就是我們長久的住處了。吃飯要天天踩著爛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臨來時學校再三叫我們準備高筒靴。一看這情況，幾個年歲小的學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麼可能回去呢！這大帳篷有兩個，每個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當天夜裡，大家躺下，誰也不說話，漸漸就有了哭聲。先是女知青哭，後來男知青也哭，最後兩個帳篷的哭聲連成一片。在這荒涼的野地里，哭聲和風聲水聲一樣，誰理你？那時我們才十六七歲呀！
我們大多被分配在「農業連隊」干農活兒。這兒的農活兒可不好干。沒有排水系統，到了收割時，趕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機器下不去，割麥子就得用「小鐮刀」解決問題。幹活兒也是突擊式的，天亮時露水一干，馬上下去割，因為麥子沾露水不好割，這樣一來要干到天黑露水下來時才收工，一天干下來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時就更難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裡結上冰，一腳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氈襪、皮靴、絨褲全得穿上。但干起活兒來，太陽一曬，上邊反而熱得穿單褂。上熱下涼，那難受勁兒就甭提了。後來許多知青的關節炎、腎炎、風濕病都是這麼得的。可那時沒人退縮，輿論強有力，懶漢是可恥的！我們的口號是：「小鐮刀萬歲！」「磨斷骨頭連著筋！」有時完全可以用機器也偏不用，因為用「小鐮刀」才可以「顆粒歸倉」，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們更不容易。農場的老職工大多是轉業兵和從山東、四川來的重勞力，根本不懂得照顧女孩子們。女知青們來了例假，不好意思說，照樣把雙腿插在刺骨的冰水裡，默默地忍著幹活兒。現在想起來都心疼她們。
至於生活的艱苦，你根本無法想像
舉個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資格享受一次「病號飯」。這「病號飯」不過是用豆油、蔥花和大鹽粒子熗鍋，再倒進去開水煮一碗湯麵。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號飯」了，兩個知青為了爭這碗面，一個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這辦法獨吞這碗面，另一個知青馬上也啐一口，說：「我不嫌你，咱們就一人一半吧！」這一碗破麵湯，不過是讓肚子舒服一點吧。
那兒人的飯食一向很粗。一個饅頭半斤重，一個包子三兩重，一兩個月吃一次豬肉；吃豬肉那天——我那時沒有照相機，真應該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張張心花怒放的臉兒！那臉兒才叫漂亮好看呢！沒肉吃怎麼辦？貓肉、兔肉、鳥肉、老鼠肉……有一次，我們的拖拉機壓死一條蛇，大伙兒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個破罐頭盒，裡邊放點水，點著樹枝，把蛇肉一塊塊煮了，那滋味真是鮮美極了。回去講給夥伴們，人人聽了都咽口水。
這兒的自然環境還不錯，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開闊，絕對沒有污染。如果你做旅遊者看一看，當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這樣生活八年，恐怕——別說不好聽的話——恐怕你早跑回來了吧！
就說天氣吧！冬天最冷的時候，耳朵和鼻子凍得「梆硬」。有時老職工搞個惡作劇，拿起洋鎬對知青說：「這鎬刃上怎麼有點甜呢，你舔舔！」如果這知青傻帽兒，一舔，舌頭就粘上了。再一拉，舌頭准掉一塊。這時必須趕快到屋裡去，叫別人哈氣，幫助「哈」開。逢到「刮煙泡」——那種雪後的大風，常常在風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攪得周天寒徹，漫空迷霧，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結果大半是把人凍僵凍死。
我說艱苦，你別以為我們就會喊爹喊媽，叫苦連天。一次，我們從山裡幹活兒回來，車壞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兒就嚼樹葉，我忽然看見地上車轍溝里積著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揮手轟走水面上的一層小飛蟲，去喝雨水。我這個創造發明得到大家一致稱讚，大家便都這樣喝個痛快。嗓子得到滋潤，便又唱歌又呼口號又念語錄，一鼓作氣回到農場，情緒依然十分高漲。
可以說從「文革」初期到這時，我還沒有絲毫的反省意識
「文革」初，我們批鬥一個老教師。她原先是個老校長，反右時被劃為「右派」，在學校做清潔工。在逼她交代問題時，有些頑皮的同學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說受不了，便叫她攪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葉子塞進她嘴裡。那時我們決不會認為是在迫害人，相反覺得我們很英雄，很正義，立場堅定，這便是當時學生們的自我感覺。
在我來支邊之前，還參加過動員別人插隊支邊。記得我們到一個不肯放子女走的「釘子戶」家中做工作。所用的辦法是「熬鷹」，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動員，軟說硬說，不讓他們睡覺，直到把他們熬垮，點頭同意了，馬上給他們辦理戶口遷移手續，這法子真有點缺德！記得這家該走的是個女孩子，母女倆住一間平房。我們七八個人都擠在他們家，連水缸邊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這母女倆就是不說話，我實在熬不住，不知不覺睡著了，天蒙蒙亮時醒來一看，嗨！被動員的和動員的全睡著了，東倒西歪，一片鼾聲，大伙兒全垮了。當然，最終她們還是被我們征服了。但我哪裡會多想一想，毛主席的號召既然這麼偉大，為什麼又要用這強制的手段呢？
那時，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樂的，意氣風發。
那時我們的業餘生活主要是批判會，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幹了一天活兒後，晚上就被連部集中起來，搞大批判。對於我們來說，寫大字報是練書法，寫批判稿是做文章，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們也寫詩，當然都是按要求寫的了，絕對沒有個人的詩句。儘管這種文化生活充滿政治氣息，但也可以人盡其才，一樣幹得有聲有色。我們是絕對不準看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書籍的。偶然有人從別的連隊偷偷借來一本小說，大家都搶著看，但千萬不能叫連隊領導知道。記得有一本外國小說《俊友》，莫泊桑寫的吧，傳到我手裡是吃晚飯的時候，我瞪著眼一直看到夜裡兩點，兩點半另一個知青就起來接著看，書的利用率可是極高的。
要說到看電影，那簡直是我們的節日！一部電影從師部借來，就一個個團部傳著放映。多是到一個集中的地方，各連隊的知青都來了，好像一個大聚會。老朋友見見面，也可以認識些新朋友。記得一次聽說要放映香港片子《雜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廣場上，從天擦黑直等到夜裡三點。片子一送到，廣場上歡聲雷動，那聲音撼山動地，不知是表達一種滿足還是一種饑渴。還有一次看朝鮮電影，電影裡下大雪，廣場上也下大雪，但沒有一個人離開。電影裡的人進了屋子，我們卻在大雪裡站著，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極了。
我們有大塊大塊空白的時間，又寂寞又孤獨，愛情便出現了。連長像個封建時代的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橋頭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時還躲在解放牌卡車的車樓子裡，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但我們有一條由帳篷後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們戀愛的幽徑。知青們都愛稱它為「胡志明小道」。這小道彎彎曲曲穿過一片開花的草地，還有許多小白樺樹遮遮掩掩，又美又靜又神秘，許多知青把伴隨著心靈戰慄的足跡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這個細節，這很重要——從連隊的大院子裡遠望，有一棵楓樹。它長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圍沒有任何別的樹，只它一棵，也許因為它所處的地勢好，單獨地生存下來。它又矮又大，由於太遠，平時看起來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紅極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時心情孤獨，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種寄託，一種期望。有的人心裡有苦難言，就跑到那樹下待一會兒，靜一會兒，哭一會兒，便會好些。於是人們都說它能消解痛苦，非常靈驗。我嗎？我——今天我特別不愛說我自己。我只想說，近來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間想起這棵樹來。說不定哪一天我專為這棵樹跑回去一趟呢！什麼？你說我的眼圈有點紅？我昨晚又睡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