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學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蜚聲海內外；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他，是郭沫若。」——這是大陸官方版本對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時經歷包辦婚姻，享受五天性愛後，他便離家，此後68年，那可憐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隨後，他在日本結婚，對方為此與父母斷絕關係，幾年後，他不辭而別，離開日本。他還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拋棄。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於立群，其姐於立忱，早年竟也曾是這男人的情人，被拋棄後自殺。他有仨老婆，十幾個孩子，情人數不清，嫖妓得過花柳，始亂終棄害女孩子自殺。一邊罵政府腐敗一邊跑去做官，曾在共產黨最困難時脫黨，罵過蔣介石，後專程向蔣求饒，文革時說毛主席比親爺爺還親，寫詩吹捧江青，沒多久又跳出來歡呼粉碎四人幫。他，是郭沫若。」——這是大陸民間版本對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間的差異如此巨大！讓人們重新翻開歷史的瞬間，來審視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及其帶來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來是一座中國無恥文人的「豐碑」！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學術作品和資歷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受到廣泛的質疑。少年訂婚，20歲時成親，喝過交杯酒，掀起蓋頭一看，新娘相貌不盡人意。郭沫若大怒，掉頭而走，東渡日本，狂追日本女護士佐藤富子，家中寄來的錢，悉數交給富子，終於打動對方，生下孩子。而郭沫若與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為他與父母斷絕關係，並生下五個子女，負擔全家開支，但郭沫若屢屢嫖娼並染病，後郭沫若不辭而別離開安娜回中國。1949年後安娜來中國，毛周給她政協委員身份和副部級待遇，郭沫若卻至死避之不見。郭沫若在1926年曾兩次要求加入共產黨，十分急切，終於在1927年被批准入黨，不到半年後當看到中共在秋收起義等武裝運動後舉步維艱時，立刻自動脫黨。1937年脫黨十年的郭沫若回國，周揚要他去延安，他拒絕；陳誠邀他去武漢他立刻出發。他還主動請求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這時周恩來在上海，當年求著入黨的郭沫若卻避而不見。
胡適與郭沫若初識時，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運動主將，後者則剛剛出版《女神》，胡適無疑名氣更大，郭沫若聽說胡適讀了幾遍《女神》後，竟得意忘形到親吻胡適。後來，郭沫若名聲漸大，終與胡適分道揚鑣，1949年後更是批判胡適的頭號打手，涼薄如斯。
青島有個公園，1949年後易名魯迅公園，題字的是當年曾與魯迅交惡的郭沫若。這二位交惡由來已久，尤以1928年為甚，當時郭沫若化名杜荃，寫下《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攻擊魯迅，不過，他至死也未承認杜荃就是自己。1917年，胡適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大綱」，轟動一時。1923年秋，蘇州的一位中學教師錢穆，歷四、五載，共寫成古史考辨文章160餘篇，30多萬字，取書名《先秦諸子系年》，後因此書，進入大學，當了教授。後來郭沫若抄襲此書取名《十批判書》，為學人不齒。1948年，郭沫若發表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干則是「黑色」作家，「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沈從文從此與文學絕緣。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聰明過人，博聞強識，對老爹1949年後的文字和行為不以為然。他曾說毛澤東思想也應一分為二，曾組建詩社並遭下放勞教。1968年4月，他因為與女友講電話時用了英語，被農大造反派誣為通敵賣國，強行扣押，被打得遍體鱗傷，幾天後墜樓而死，年僅26歲，落地時雙臂反綁，自殺或他殺成謎。曾有人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沫若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著父親的背影對他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綁架處境危險。晚上郭沫若要參加周恩來宴會，夫人於立群懇求他請周恩來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來身旁，最終卻沒開口，兒子被迫害致死，面對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責，他沉默，沉默，最後說：「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於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後自殺，分別是26歲和24歲。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將郭世英生前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
著名學者、中國名博衛金桂教授說，作為文革紅小兵，當年聽到郭沫若郭才子發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幾個字佩服壞了。以後接觸有關郭沫若氏的資料，覺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適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國國學網上依然將郭沫若列為國學大師。與其說這是對他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幾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說國學網是匍匐在郭沫若氏的頭銜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樣，「迷狂」了政治權力。坊間流行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單純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化，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為工具和表現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來殺人。這套把戲郭沫若一直很熟悉。1955年他作為文化界的掌門人在對胡風集團的結論中說：「胡風偽裝革命混到革命隊伍中來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一直繼續到現在，並日益變本加厲。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罪大極惡的反革命分子。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嚴厲制裁。」他的擴大化栽贓，將一大批作家置於死地。衛金桂說，郭沫若能夠在殊榮中入土，是個奇蹟。他的人品文品，從來不被看好。如果說，創造社時期的爭論僅僅限於筆墨官司，不牽涉掉腦袋坐監獄，則1949年以後他的腳跟不穩，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據。比如，所謂胡風集團里，聚集了相當多的著名作家，他們交換意見，給郭沫若的共同定義是「近百年中國文化的罪惡的產兒」。
郭沫若氏不倒，就一個原因，那就是對權力的「迷狂」，從而無條件跟風。只要有利於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義……都可以出賣。比如，政治地位遠高於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兩根腳趾頭夾著毛筆，就能寫出郭沫若的字來，他竟然忍辱負重和康生結好；自己的兩個兒子遭難於文革，他卻於1976年5月12日寫下《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攻擊，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這首所謂詞發表5個月後，「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他的另一首《水調歌頭》閃亮登場，對前面的狗屁詩如得了健忘症一樣：「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多/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勿庸諱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但僅僅如此認識，就辜負了眾多知識份子的氣節。在政治高壓下，知識份子為了活命，為了飯碗，違心做事和表態，乃不得已而為之。但如郭沫若這樣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寫一首詩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個解釋，就是惡劣的人品和醜陋的政治操守，拍馬和迫害已經成了他骨子裡的無意識習慣。
中國著名文學家沙葉新在其「糞土當年郭沫若」回憶說：記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燒的歲月，我，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經典《女神》獨自一人，在空曠的田野里，高聲朗誦《我是一條天狗》那滾燙的詩句：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齧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經上飛跑，＼我在我脊髓上飛跑，＼我在我腦筋上飛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讀其詩，我的血液也在沸騰，我的神經也在燃燒，思緒如海潮，豪情如狂飆，真是血脈賁張，「煙冒七竅」，手舞足蹈，仰天長嘯，瘋魔了一般。其實從這首詩中我懂得了什麼？我悟到了什麼？我又激動個什麼？真是天曉得！我的那點感受真是膚淺之至，幼稚至極。但詩篇的那種不可一世的沖天氣勢震撼了我，那種惟我獨尊的張狂個性感染了我。也正是這可貴的自由精神，它激動過「五四」青年，也激動過「紅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寫作此詩，時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詩篇。他那時真如一條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屬於青年的，當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屬於青年。中年以後的郭沫若，北伐、反蔣、流亡、抗日、擁共，不論在書齋或在政壇，頗多建樹。1942年，在重慶，朋友們祝賀他五十壽辰，他扶著朋友們送給他的一支高過身軀的如椽大筆拍了一張照片，仍然是神采飛揚；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絲老態？他在精神氣質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個新的體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頹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為人詬病的是他的獨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頌德，諛毛媚上；是他的逢場作戲，緊跟風向。這個曾經為自由呼號的女神終於變為馴服的御用文人，桀驁的天狗結果成為對主人特別忠實和依戀的哈巴。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處。
綜觀郭沫若之後半生，他並無大惡。他雖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只是一件廟裡擺設，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殺予奪大權、有興風作浪威力的魁閥並不一樣，他只是一個「文化班頭」；即便如此，也無多大實權。在專制體制下，大惡都憑藉大權作成。因此作惡者，無不奪取或依附權力；一旦掌握了這法力無邊卻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即便好人，不作惡也難。郭沫若幸虧無大權，所以也無大惡。
晚景堪哀者並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馮友蘭、周一良等都屬此類，只是程度不同。他們晚年所起的變化，當然可以作個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們本人的原因和應負的責任，但更應譴責的是那促始他們蛻變的時代和環境。我們常常以白毛女為例，自詡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常常以溥儀為例，讚美新社會把皇帝變為公民。但也切莫忘記，這個體制一段時期內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變成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把知識分子、骨鯁之士變成應聲蟲、哈巴犬，這才是更可怕的，因為它摧毀的是精英，打斷的是脊樑，敗壞的是民族，後患無窮！郭沫若已經去世四分之一世紀，人們可以撫背自問：脊樑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個絕頂智慧的人，難道他對自己晚年的心路和處境不作反思？不曾覺悟？不明羞恥？不知悔改？甚至他的兩個親生兒子在文革中先後自殺這樣極為慘痛的事件似乎也沒有使他有所改變，真是於心何忍、於情何堪！雖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之類的名韁利鎖也許纏裹著他的靈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擺脫不了所謂的一生名節的羈絆。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樣，是在一場政治博弈中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選定了，就「落子無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給周國平的信中說，「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號的，可見不是指年歲之老，而是精神之老。這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是痛徹心扉的懺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1949年後知識份子的很多舉動，如當吹鼓手如洗腦專家，都是大可悲憫的。將他們以前的那些言論發掘出來，不是為了證明自己在道德上比他們優越，而是藉此反省為何出現這樣的問題，同時也藉此觀察現在，這些使人變得愚蠢的洗腦言論是否已經絕跡。以多年對教材特別是語文教材的關注，變化是有的。洗腦方式稍有改變，以前語文課的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2002年小學的第一課是說上學了，到最後一句是「長大為人民立功勞」。「毛主席萬歲」的不稽和洗腦功用，現在一般均可以看出來，但「長大為人民立功勞」的忽悠，恐怕就不一定能夠立馬感覺到問題。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興國」、「國富民強」這些口號裡面的問題一樣，因為洗腦成為人們的日常行為，使得許多人已經沒有常識，當看到一句話的時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離常識來忽悠老百姓利益的。
郭沫若是有才華的，他的才華不在他的詩歌寫作，不在他的劇本寫作，而在他尚有問題的史學研究中。相對共產黨來說，國民黨反動派還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意義上的學術中立，所以1948年，已經左相畢露的郭沫若還能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後郭沫若輝煌與屈辱，除了一種無所不在的壓迫外，他的「與時俱進」使他成了共產知識份子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態的時候，他必然出來率先垂範，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著讓學生往其中跳，幫著坑害青年人而讓其成為官方「接班人」，成了郭沫若1949年後的主要工作。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1949年9月，郭沫若寫了《四川人，起來》：「起來，大家一齊起來！全中國都快解放了！讓每個四川人都成為朱德，成為劉伯承、陳毅、聶榮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勞在等待著四川人，而且是輕而易舉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蔣介石！起來，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齊起來！起來！活捉蔣介石！」
1949年，郭沫若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史達林大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春。而且空間不能限制你的偉大，而且時間不能限制你的長壽……你是無窮盡，你永遠無窮盡！」
「主席的智慧正在轉坤旋干，高峽出平湖，為時已不太遠。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歡，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飽滿。」——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峽輪上》1958年5月6日（《詩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門上紅旗揚，毛主席畫像掛牆上。億萬人民齊聲唱，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萬歲萬歲壽無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賽過我親爺爺。」——摘自《郭沫若文選》第12卷。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即席向江青獻詩。……
郭沫若在關於「又紅又專」之討論時，寫給青年同學的一封信，以導師面目來洗腦，可達事半功倍之效。節錄郭沫若《討論紅專》如下：
「我倒替同學們耽心。那就是時代太好了，可能反而發生些不好的作用。你們沒有受過艱苦環境的鍛練。一不注意，你們可能成為溫室的花草，經不起風霜。這是值得警惕的。養成重視勞動並從事勞動的習慣十分必要。近年來有些青年朋友，急於想成為專家，只抱著書本子啃，連科學實驗也不肯做，那是大錯而特錯！那種大少爺作風當然紅不起來，也絕對專不起來。自己不動手做實驗的科學家，以往不曾有過，以後也永遠不會有。
有的同學問我：紅到底以什麼為標誌，是不是以黨員為標誌？我的看法是應該以忠於社會主義事業、忠於祖國、忠於黨為標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做一個好公民，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樹立無產階級的人生觀，全心全意地在黨的領導下獻出自己的一切，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這可以算作紅的標誌。
成為黨員是最光榮的事，我希望每一個青年同學都鼓足幹勁，使自己有資格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但如果不能成為黨員也不要灰心，我們總要永遠以普通勞動者自處，有一份能量，放一分光熱。」
讀著郭沫若在1949年後寫下的詩文，人們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視，而是內心的沉重。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毛澤東在建政後對知識份子的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個人的悲劇痛苦，這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反思這段歷史，是為讓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一個才華橫溢、原本應該「文以載道」的知識份子，尤其在1949年後，郭沫若被專制黨權打造成一個自甘墮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這是郭沫若悲劇人生帶給人們的最大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