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當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去年12月初辭去谷歌控股母公司Alphabet的執行長和總裁一職時，這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雖然尚不清楚是什麼原因促使兩人離開正式管理職位，但許多已經離職的谷歌資深員工(其中許多人也在2019年離開了公司)向新聞界描述了一場貫穿整個2019年的巨大企業文化轉變。谷歌已經變成了一個他們認不出來的公司。
他們提到了谷歌全體員工大會、人力資源流程和管理層透明度的變化。
據國外媒體報導，Alphabet執行長桑德爾·皮查伊在10月份承認，該公司在贏得其員工(人數超過10萬)的信任方面面臨挑戰。
最近，谷歌前人力資源總監Lazlo Bock告訴一家財經媒體稱，他認為Alphabet是「一家與過去不同的公司」，但並非每一個員工都察覺到這種變化。
外界的一些人也注意到了這一變化。「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美國矽谷知名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的合伙人馬丁·卡薩多在2019年夏天發推特稱。「谷歌目前的人才流失令人震驚。」
透明度的轉變
一些員工告訴新聞界，2018年是公司在內部溝通模式上發生變化的關鍵時刻。一些員工表示，他們對於谷歌內部正在開發的一些項目並不知情。
谷歌軟體工程師羅伯特·洛德(Robert Lord)表示，公司已經脫離了自己熱衷的自由開放思維的文化。他在加盟谷歌公司一年之後離開了公司，此時他參加的項目尚未完成。
洛德對新聞界說:「我對具體工作沒有道德上的顧慮，但更多的是支持整個公司。作為一名程式設計師，你有很多選擇，我不怪其他人留下來，但我覺得因為我有選擇，我有責任選擇離開。」
洛德和其他人面臨的一個轉折點是公司內部的一個醜聞。之前外媒報導稱，公司已經向包括安卓聯合創始人安迪·魯賓在內的前高管支付了豐厚的離職補償金（魯賓的補償金高達9000萬美元），而這些高管在離職之前被查出存在性騷擾等不當行為。魯賓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但這並沒有阻止員工去年秋天在全公司範圍內舉行大規模罷工和抗議。
「當離職補償金的消息傳出時，那絕對感覺像是一記重拳，」洛德說。「我確實覺得我在一家巨大的邪惡公司工作。」
曾經在谷歌公司工作了九年的前員工科林·麥克米倫告訴新聞界，他2019年早些時候離開谷歌，當時他還沒有準備好下家公司，如此倉促離職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再也不能成為這個組織的一部分，他談到了內部透明度問題和谷歌領導層在過去一年對公司內部危機的「糟糕處理」。
上月，員工們舉行了一場集會，抗議谷歌暫停一些員工的工作（他們後來最終被公司解職）。根據活動細節，這次集會的目的是「拯救谷歌的開放文化」。
過去，抗議者要求谷歌內部政策透明，谷歌稱這導致他們決定解僱四名參加抗議活動的員工。12月，美國全國勞動關係委員會開始調查該公司的解僱事件。
「谷歌公司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在集會上發言的谷歌工程師佐拉·東說。「如果公司想要成功，就需要通過透明和問責機制來重獲信任。」
員工規模擴大
曾經在谷歌長期任職的前員工還表示，隨著公司規模擴大到超過10萬名員工，公司文化發生了變化，其中許多員工來自於承包商，而不是谷歌自己的全職正式員工。
格雷厄姆·奈雷是紐約一家名為奧索（Oso）的初創公司的執行長。他告訴新聞界，接受奧索職位面試的谷歌資深前員工表示，該公司已經變得「太大」和官僚化，無法為員工帶來改變。
他說，谷歌員工還提到了谷歌雲端運算平台等一些部門的重大組織重組和不確定性。
最近外媒爆料稱，面對在雲端運算市場遠遠落敗，谷歌高管曾經在內部會議上決定要退出市場，但是在討論之後又決定繼續營運雲端運算，並且投入更多的資源。
官僚作風是一名前工程主管在工作7年後於去年8月離開公司的原因。這位工程師要求匿名，因為他無權談論他在谷歌的工作情況。
他說，高層管理人員近年來開始格外重視員工人數統計。他說，正因為如此，公司不願意淘能力比較弱的團隊成員，這影響了他和其他人的工作團隊。
一些員工表示，他們被錄用的理念是，他們能夠通過一個自由開放的管理和產品思維來改變世界。員工們說，在過去的一年裡，這些過去的理想似乎不再站得住腳。
曾經在谷歌工作了12年的前員工克萊爾·斯台普頓表示:「高管們過去真的參與了內部辯論和對話，但是現在這種對話已經看不到。」克萊爾·斯台普頓曾經在谷歌公司領導過包括罷工在內抗議活動，呼籲谷歌改變內部政策，2018年夏天她離開了公司，聲稱遭到了公司管理人員的報復。
但是在過去的一年裡，谷歌員工和領導者之間的分歧有所增加，一些員工說這種變化不是谷歌兩位聯合創始人的想法。
斯台普頓說，當佩奇在2011年成為執行長時，他開始「痴迷於」閱讀一些圖書，了解為什麼一家公司會因為規模過於龐大、行動遲緩而走向失敗。「佩奇擔心會發生的許多事情，實際上已經發生了，這有點讓人難過。」
斯台普頓與谷歌創始人關係密切，她回憶說佩奇身上帶著一小塊金屬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他說那是他祖父在美國密西根的汽車廠生產的。據說，這個東西象徵著汽車員工面對管理層需要保護好自己，但是佩奇帶著這塊金屬，是因為他希望谷歌永遠不要發生汽車廠中的一幕。
斯台普頓回憶道:「他總是說谷歌在如何處理人員、流程和人力資源方面需要多麼坦率和進步。他對技術以及谷歌如何真正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解放人類去追求藝術有著如此樂觀的看法。」
人力資源的變化
據麥克米倫、斯台普頓和去年辭職的另外兩名員工利茲·方-瓊斯和切爾西·格拉斯頓稱，去年1月，該公司對其人力資源部門如何回應員工投訴展開了全面調整。對谷歌內部的老員工來說，這次調整標誌著該公司又一次重大變革，讓員工遠離他們應該獲得的權利。
員工們說，與其說是每個人向負責所在團隊的人力資源聯繫人直接匯報，不如說基本上有一個冗長的要求解決問題的排隊隊列。這給一些員工帶來了問題，比如有員工認為自己的工作需求被外包出去，但是承擔工作的人卻沒與足夠的知識或者了解。
「我仍然親自了解人力資源業務合作夥伴，並單獨接觸他們，」現場可靠性工程師方—瓊斯說，他在谷歌工作了11年，於2019年離開公司，理由是企業道德問題。「我更擔心的是，更多谷歌的新員工不知道如何繞過這個人力資源系統。」
斯台普頓說，當她去年早些時候向人力資源部門提出一個特殊問題時，她被轉接到了芝加哥的一個呼叫中心，在那裡她與一位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進行了交談。
她說，有關自己和一個谷歌上司之間發生的問題，這名給谷歌提供服務的大學生給了她一個糟糕的建議，讓她帶著上司出去喝酒。
在谷歌工作了五年多的研究帶頭人格拉斯頓去年離職，她在備忘錄中寫道，她的經理對懷孕員工發表了歧視性言論。當她向人力資源部報告問題時，該部門表示將進行調查。
然而，她告訴新聞界，該公司直到她聘請律師後才進行調查，也從未為調查採訪過她本人。
「看著谷歌發表聲明，比如『我們徹底調查所有歧視、騷擾和報復事件』，對我來說很有趣，」她告訴新聞界。「根據我的經驗，他們說的根本不是真的...只是在我聘請律師後，谷歌才調查了我反映的一小部分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