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給筆者一塊瓷碟，上面刻有「難得糊塗」四個字，據說是仿鄭板橋在200多年前的字跡。近年，又有一位朋友在電郵中引述鄭板橋在「難得糊塗」題字下面的一行款跋：「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兩位朋友的善意，筆者是心領的。
對於「難得糊塗」的意思有很多不同說法，理解也因人而異。消極的解讀是：用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假裝看不見，裝糊塗處世，以達到明哲保身。積極的解讀是：本人一向心明眼亮，是非分明，不會拿原則作交易。那麼，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又應該怎樣看「聰明難、糊塗更難」呢？
筆者一方面是同意「聰明難、糊塗更難」的觀點的，但同時認為：憑著自己良心、堅持自己的信念來做事、說話，更更難。
憑良心說真話難
舉一個例子，巴金先生能寫出《家》、《春》、《秋》等文學巨著，表明他不是一個蠢人，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公開批鬥幾十次，他及家人雖然受了不少苦難，但還不致於像無數如老舍先生般投湖或其他方法自殺、喪失了無辜生命的人那樣。他，活過來了，靠的大概就是裝糊塗，可以說他是做到了更難的糊塗的。但他在晚年寫了150多篇散文，收集在後來出版的五部《隨想錄》中，其中多次提及自己在文革時期說了很多「豪言壯語」的假話，沒有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他認為：我們是不應將文革造成的歷史性災難全歸罪於毛澤東、四人幫的。他承認，我們，包括他自己，是要負一定責任的。其實，文革已成過去，他是不需要說這些真話的。但大概他良心過意不去，所以還是說了。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不是很多人能做得到的。這就是為什麼筆者認為「聰明難、糊塗更難、憑著自己良心說真話，更更難」。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毛「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鬥爭思維，發動紅衛兵推行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導致數以百萬甚至千萬人在非戰爭時期喪生。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一億人。」鄧小平在1980年向一名義大利記者承認：「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這就是人們稱文革十年為十年浩劫的原因。問題是為什麼毛澤東一個人能夠發動起如此災難性的運動呢？當然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文革發生前幾年，在毛澤東的鼓動下，中國很多人發起了對毛造神式的個人崇拜狂潮，形成了在中國毛澤東的一句話可比千句話的神話式崇毛氣氛。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巴金先生提出，對此我們是要負一定責任的。巴金先生也因此多次建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希望後人不要再重複文革的錯誤。
悲劇從造神開始
文化大革命已發生了50多年，雖然中共官方宣稱「決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但事實上，至今中共沒有真正反思毛鬥爭思維引發之禍、追問文革浩劫之難的緣由，所以中共領導層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種種跡象，顯示代表文革的極左思維及路線，仍存在中共領導層及民間。例如，位於廣東澄海塔山風景區的首座文革博物館，已被圍封遮掩。其石碑、題詞已面目全非。文革博物館的正中橫額，已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活動」字樣遮住。而由廣東前省委書記任仲夷所題的「要以史為鑑千萬不要讓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的字句，已被宣傳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巨幅海報覆蓋。
這幾年，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人聯想到文革前幾年的崇毛熱潮，與現在崇習的個人崇拜非常相似。習近平從2012年上台後，除當了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及國家主席外，還是20多個中央各政策小組的組長，2016年確立為「習核心」，2017年習思想寫入中共黨章，2018年習思想寫入憲法，並取消了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任期兩屆年限，即可以終身任主席。早前，習在一次講話中15分鐘內提了「鬥爭」兩個字共58次。中共中央下發思想政治課改革文件，要求在大中小學推動「習思想進學生頭腦」，要從娃娃抓起。
在2019年12月25至26日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習又獲封為「人民領袖」。新華社公布的會議照片顯示，習坐在正中央發言，兩排是忙著記筆記的政治局委員們。與朝鮮的「人民領袖」金正日發表講話時，所有的高官都在低頭記筆記，何其相似。
最近，筆者參加了一個聚餐，主持人放了一套中共建政70周年閱兵的紀錄片。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士兵們揮手的鏡頭，不禁使筆者回想起文革期間看過的毛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的紀錄片，這也何其相似。
筆者讀過一篇題為〈鬧劇盡顯民族劣根性〉的文章，其中提及魯迅先生說過，民族劣根性首先在於造神，雙膝骨骼缺鈣（形容下跪），仰望強人；其次就是樹立仇敵，狹隘民族主義，動輒仇外排外，總被權力駕馭。我們的民族劣根性有兩面：造神和排外。
在文革50年多後的今天，難道我們還要重複文革前由於對毛造神式的個人崇拜而引來的災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