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武漢漢口火車站戴口罩的人們（圖片來源：Xiaolu Chu/Getty Images）
今天是農曆大年三十，但是不少中國人全無慶祝新年的喜悅心情，而是充滿了對「武漢冠狀病毒肺炎」大範圍蔓延的憂慮。截至周五（24日）0時，中國已經有29個省市區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830例，其中重症177例，死亡25例，疑似病例1072例。從昨天起，湖北省的武漢、黃岡、鄂州等三個城市已經實現水、陸、空立體封城。從發病源頭的武漢發出的種種消息看，不少當地的患者無法得到恰當的診斷和治療，這些人根本沒有機會被統計進上述數字，因此不少人推論，實際發病和死亡人數遠遠高於中共官方目前發布的數字。
中國研究疾病控制的科學家和武漢市的醫護人員恪盡職守，他們的科學態度和獻身精神可圈可點。據科學家們報告，他們在拿到標本之後不到一周的時間裡便分離了病毒，測完了序列，證實了病原，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便研發了檢測試劑。而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更是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搶救病患。與之相對照的是，中國的官僚系統卻反應遲緩，掉以輕心，他們中的有些人為了自己的仕途拿民眾的健康甚至生命進行豪賭，先是封鎖疫情，爾後又鎮壓公開病毒蔓延消息的公民。直到現在，中國最高領導層也只是在遠距離作指示、轉批文。
根據現在透露的信息，武漢的第一例患者早在去年的12月8日就已經出現，但是直到20多天之後的今年元旦，有關部門不僅沒有公布疫情，反而讓公安機關公開處理了8位所謂的「謠言傳播者」，以此囂張地警示世人不得「傳謠」。在隨後的兩個多星期里，官方仍然不斷地宣傳「疫情可防可控」，隱瞞已經出現了「人傳人」的情況。甚至在疫情出現41天之後還大肆報導有關社區舉辦「4萬家庭共吃團年飯」的消息，營造歌舞昇平的祥和氣氛，以至於貽誤了最寶貴的早期防控時機，直到15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中國各地和世界其他地區都傳來被感染的噩耗之後才不得不面對公眾。
有人將這些隱瞞人命關天重大消息的罪責歸咎給低級官員。在我看來，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官員們當然有重大責任，但是歸根到底，這是中國控制公民言論的體制使然。君不見，疫情開始四十多天之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才在距武漢數千里之遙的雲南就疫情發指示，在那篇簡短的官式文章的最後，習近平還不忘特別強調：「要加強輿論引導，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云云。在中共官方的語境裡，這些話意味著要求加強輿論控制，鎮壓那些揭露官方不想讓世人知道的真相的人們，一句話，在人命關天的時刻，他們還念念不忘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
印度裔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1998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曾經在他關於饑荒的研究中證明，人類饑荒史中有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在現代社會裡，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者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阿馬蒂亞・森對饑荒的研究大體上也可以應用於任何大型的社會災難。當然，人類對自然的認知能力仍然有限，還無法杜絕包括大型傳染性疾病在內的某些災難性事件。但是，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裡，尤其是在一個保障言論自由、人民能夠決定官員去留的政治制度下，官員們無法任意壓制真實情況的傳播，這樣的制度便有利於全社會更早地警覺災難，儘早地對大型災難進行防預和救助，而不會為了少數人的面子、為了一個政黨的統治的所謂「穩定」而貽誤時機，這樣的機制一定能夠減少社會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在一黨專制體制下的中國，這種殃及大眾的「人禍」不斷發生。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國曾經發生過持續三年之久、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1967年，中國也曾經發生過導致300萬感染、16萬人死亡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那件事不僅在當時是絕對的國家機密，而且直到今天執政黨也仍然在對全中國人民繼續隱瞞；2002年冬至2003年春，發生了由中國開始、在世界蔓延的非典型肺炎，當局對實情的隱瞞和控制也是導致事件發展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次，當公安部門拘留並處罰向公眾傳遞武漢冠狀病毒肺炎信息的那8位公民的時候，他們似乎在重蹈覆轍。
有鑑於此，即使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全世界都有義務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呼籲：請控制疫情的肆意蔓延，而停止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