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公開消息表明，武漢的疫情在2019年12月8日就已出現。但2020年1月1日，武漢市公安部門還以「傳播謠言」為由，對8名公開消息的市民進行「嚴肅處理」。1月12日至17日，是湖北省人大開會時間，其間沒有新增病例通報。1月19日，武漢舉行了四萬人參加的集體餐會。1月21日，湖北省委舉行春節聯歡會，歌舞昇平。1月23日，武漢開始「封城」。這一簡單的時間線梳理，已足以表明當地省市兩級黨政官員，是何等的顢頇與無能。
另一方面，在這段時間，幾乎沒有獨立的專業媒體對疫情進行調查和報導，也沒有醫學專業人員向公眾提供獨立的專業意見，更看不到社會公益組織在其中發揮作用。這絕不是說，中國沒有好的記者、好的醫生或熱愛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說明，政府對社會與民眾長期的嚴密管控，幾乎已完全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組織和自救能力。武漢方面在封城前22天，還在查處公開疫情的市民，可見當局對社會的壓制是何等嚴密與蠻橫。
管控人民最嚴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護人民最無能的政府，這是一條與物理法則幾乎一樣可靠的政治法則。
這是因為：
（1）即使是專制或極權政府，它所掌控的資源也是有限的，長期將資源優先分配給管控民眾和壓制社會的需要，就一定會擠占用來保護與服務民眾的資源；
（2）長期將管控民眾或「維穩」視為要務，必然會削弱政府保護民眾的意識和能力，就像一群長期嚴密管控囚犯的獄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現健康危機時，立馬就能變身拯救囚犯的愛心天使；
（3）由於官員們的權力並非源於民眾的授予，也不受民眾的控制，官員和民眾之間並無緊密的聯繫，兩者完全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官員們因而不可能理解民眾的擔憂、痛苦和期盼。當成千上萬的民眾身染惡疾，且求醫無路、求生無門時，各級政府官員仍在聚眾歡慶、歌舞昇平，這就一點都不是什麼意外的事了。
有不少人在網上呼籲，要對武漢地方官員進行問責。這種要求是完全正當的，但僅僅是這樣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又像以往一樣，讓上層官員來對下層官員打幾板子，是不可能避免類似的情況再發生的。比如，湖北省因要開人大會議而不如實公開疫情，我們會為此感到憤怒，但在全國兩會期間，難道不是也一直要封鎖負面消息，以便營造一種上下祥和的假象嗎？
中國的現行政體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這種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權利的前現代政體，是絕不可能具備現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約束政府權力，然後卻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無異於痴人說夢了。在前現代政體下，一個國家必然會分成兩群人：一群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統治者；一群是唯唯諾諾、仰人鼻息的被統治者，而前一群人竟會真正關心和在乎後一群人的死活，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即使是在現代政體下，人們也不是「依靠」政府來保護和服務自己，而是「利用」政府來進行自我保護和自我服務。
也就是說，為了讓每一個人都生活得更安全、更有尊嚴，全體國民共同表達政治意志（主要是制定憲法），來創設必要的政府機構，並委託部分國民行使政府權力，同時又用憲法持續而嚴密地限制、規範和約束政府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行使政府權力的人，就不是和其他國民涇渭分明的統治者，而只是由國民選任出來，在一定任期內履行公共職責的受託者，並應始終受到國民的監督和控制。
現代意義上的政府，只是全體國民實行自我治理的仲介和手段。
現代政體下的政府，它的權力雖然應是有力的，但也必須是有限的。政府權力應該強到足以履行正常的職能，卻不能強到壓制個人自由和社會自治。這樣一來，一旦遇到武漢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健康危機，不但政府會採取及時而高效的行動，而且媒體、專業人士和公益組織等社會力量，也可以從各方面為應對危機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可見，此次疫情爆發給我們帶來的教訓，絕不只是問責幾名地方官員這麼簡單，而是必須要將政治轉型提上全社會的議事日程。
所謂政治轉型，就是將既有的前現代政體，轉變為現代政體；具體來說，就是用一部體現全體國民意志，且包含個人權利優先、政治競爭、分權制衡和司法獨立等現代政治原則的真憲法，取代現行的只體現單個政黨意志，且完全不符合現代政治原則的假憲法。
這也是我一直要倡導「國民制憲、和平轉型」的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