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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後清廷倒台 各省宣布獨立傷亡損失很小

—辛亥革命是一場極好的革命

現在流行「反思革命」,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革命會導致暴力流血,會導致社會倒退,包括經濟的倒退、文化的倒退種種。這種「反思」,在某些具體的革命事件中或許有其合理性,但拿這個框架來套辛亥革命,則全然牛頭不對馬嘴。楊天石先生的總結,已有很充分的說明:辛亥革命是一場很平穩的革命,沒有造成什麼社會動盪,沒有對民生造成什麼破壞。這是辛亥革命截然迥異於此後歷次革命最關鍵的區別之所在。

湖南省獨立宣言呼籲中國各省響應起義,推翻中國共產黨組織。(網絡圖片)

1912年,清室退位,民國誕生,「共和」終於降臨這片深受專製毒害數千年之久的苦難土地。本年,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轉折點,自此以後,任何黨派政權或政治強人,再不敢明目張胆地從理論上肯定專制。「民權」,在這一年成為無可動搖的「絕對政治正確」,一直迄於今日。

辛亥革命是一場「軟著陸」的好革命

「共和」是怎麼來的?有說是「革命」革出來的;也有說是「妥協」談出來的;還有人說,革命以「共和」為理想,而「妥協」恰恰體現著「共和」的真精神。這些回答都對,都有道理,也都有史實支撐,但並不完整。光有「革命」,光有「妥協」,是抵達不了共和的,在「革命」與「妥協」之間,必須要有一種能讓革命「軟著陸」,能讓「妥協」切實生效的「潤滑劑」。

在任何時代的任何(暴力)革命當中,能起到這種「潤滑劑」作用的,必須是,也只能是一個社會動員能力強大的「中層社會」,不可能是別的事物。辛亥革命自然也不例外。

一、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層社會」是指哪些人

要談「中層社會」在辛亥革命過程中的「潤滑劑」作用,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在1911-1912年,中國的「中層社會」,指的是哪些人?

●學者:廢除科舉導致知識分子(中層社會)沒出路,叛離清廷倒向革命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講清楚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對近代中國社會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傳統中國的「中層社會」,由以科舉為維繫紐帶計程車紳組成。1905年的廢除科舉,顯然會對這種傳統「中層社會」造成某種衝擊。

關於這種衝擊,現在有一種很有市場的觀點,認為廢除科舉,斷絕了廣大士子依靠讀書做官的上升通道,導致這些士子流落到社會上,最終變成了革命者。譬如復旦大學歷史系沈渭濱教授如此說道:

「我認為清末廢科舉是一項過於極端的舉措。科舉制度有很多弊病,但畢竟是廣大士子讀書做官的主要途徑。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為士子所不齒。廢科舉等於絕了士子向上發展的路,這樣他們就沒有奔頭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從新式學堂出來的學生也要找出路,讀書能幹什麼?讀書可以經商,更重要讀書可以做官。1905年以後,做官的路絕了。所以在我看來,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就是知識分子找出路的一場運動,包括個人出路、國家出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廢科舉帶來的負面影響。」(《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東方早報》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志田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

「士沒有了,產生了很多知識分子,以及我比較關注的邊緣知識分子。不少年輕人,讀過一些書,又無法繼續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鄉村的家裡,在城裡又找不到工作,還看到國家民族在世界競爭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這樣的人最後就寄希望於革命。他們從想革命、說革命到領導廣大沒讀過書的人民幹革命,最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同上)

基於以上論述,沈渭濱教授對辛亥革命有這樣一段總結:

「士紳和近代知識分子是當時社會群體中最有影響、最有活力的群體。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統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說,辛亥革命就是知識分子包括士紳叛離和反對清王朝的一場政治運動。」(同上)

這個結論,是對的,是符合史實的;但其邏輯——讀書人因為科舉廢除後,個人沒有了出路,而傾向革命——則是明顯錯誤的。

●錯了:真正的原因在於知識分子的近代化轉型比朝廷迅速

為什麼這個邏輯是錯誤的?之前的專題(轉型中國1905:廢除科舉)已有論述——廢除科舉並未損害讀書人的上升通道,此處重複一遍:

其一,早在科舉廢除之前,參加科考就已經不再是讀書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數據統計表明,太平天國以前,朝廷捐官總人數不過3.5萬;而19世紀的最後30年,捐官人數竟達到53.4萬。科舉作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實亡。自1860至1905年間,「通過科舉制完成社會垂直流動的紳士僅占3%-4%左右」(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

其二,廢除科舉得到了大多數讀書人的擁護。因為與廢除科舉同時出台了一個《舉貢生員出路章程》,這個章程旨在為各省數萬舉貢和數十萬生員籌劃善後。因為這一善後政策的切實實施,在科舉停廢至清廷滅亡的6年時間裡,舉貢生員的入仕就職機會,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機會與高概率,其優先錄用的待遇聞所未聞,因為待遇過於優厚,還曾引起輿論的不滿,在《申報》上刊文抨擊。

既然廢除科舉並未損害,反而擴大了讀書人的上升通道,為什麼沈渭濱教授的結論——「辛亥革命就是知識分子包括士紳叛離和反對清王朝的一場政治運動」——又是正確的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雖然廢除科舉對讀書人上升通道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但自1905-1911年,這短短的六年時間裡,讀書人自身已經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轉型」;與此同時,朝廷卻遲遲地拒絕「體制轉型」。當「體制轉型」遠遠跟不上中層社會也就是讀書人的「身份轉型」時,原來作為朝廷統治基礎的中層社會,最終選擇拋棄了嚴重滯後的朝廷,選擇了「叛離和反對」。

也就是說:1905年的廢除科舉,確確實實衝擊了傳統的「中層社會」,但這個衝擊,並不如一些學者所言,是一種斷裂(讀書人被拋離);而是一種「轉型」。為什麼不是「斷裂」,而是「轉型」?清末各省咨議局議員的身份構成比例最有說服力。根據台灣中研院張朋園教授的數據統計結果,各省咨議局議員的構成有這麼幾大特色:

1、咨議局議員絕大多數是出身於舊科舉制度下的紳士階層。據張朋園教授所製作的《十五省咨議局議員功名背景表》顯示,「他們89.31%皆具有傳統功名,相對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黨人譚人鳳所言:「他們咨議局的人,不是翰林進士,就是舉人秀才,在社會上潛勢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參觀了各省咨議局之後,則總結道:「議員大多為來自田間的讀書人」。

2、議員中頗多受過新式教育甚至留學日本者。若單純以學歷而言,擁有新式學歷的議員,在各省咨議局內並不占多數,按張朋園教授的統計數據,只有10.16%。但若以擁有新思想為判斷依據,就遠遠不止這個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訪問了河南省咨議局之後,稱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個可供參考的重要記載。

3、議員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當中任過職,做過官。尤其以議長和副議長為最,63位正副議長當中,曾擔任中央或地方官職的,有40人。

4、議員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數是43歲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議員的平均年齡是45歲;黑龍江40歲;湖南45歲;四川42歲。

這些數據統計很清晰地顯示:廢除科舉之後,作為傳統中國統治基礎的「中層社會」並沒有消失,咨議局議員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說明這一點,所以,沒有「斷裂」;咨議局是近代化的產物,是「興民權」的結果,自1908年開始,以各省咨議局為領導核心,連續發起了多次要求及早開設國會的請願運動,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規模的請願運動為最,這四次請願運動覆蓋全國,前後簽名人數達數百萬,高達數十百次的群眾上街遊行……這是「轉型」,是傳統「中層社會」計程車紳,向近代「中層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轉型」。

朝廷不願意失去傳統「中層社會」計程車紳的支持,因為這是它最重要的統治基礎,這一點在1905年廢除科舉後的補償措施里已經表露得很清晰。但問題是:當這些傳統帝制中國的統治基礎,完成了上述身份轉型之後,朝廷卻固執地停留在「君上大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體制里,頑固地堅持拿「開明專制」式的日式立憲來搪塞這些要求「英式立憲」的統治基礎們——朝廷似乎沒有意識到:只有在以興民權為主旨的「英式立憲」政體下,這些已經從舉人、貢生、秀才轉型為「議員」的「中層社會」知識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在日式「開明專制」下,他們不過是可有可無的花瓶,其社會地位反不如廢除科舉之前。

朝廷的制度轉型遠遠滯後於其所依賴的統治基礎的身份轉型,最終被自己的統治基礎拋棄,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至此,也就能夠回答此節開始時的那個問題了:在1911-1912年,中國的「中層社會」,就具體人員而言,與1905年廢除科舉之前並沒有太大區別;但必須看到:同樣是這些人,在1905年以前和1911年前後,他們的身份標籤是有重大變化的,他們已經從傳統「中層社會」計程車紳,轉型為了或者正在轉型為近代「中層社會」的知識分子。

二、「中層社會」讓辛亥革命「軟著陸」

辛亥革命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一場革命。為什麼這麼講?可以引用一段近代史學者楊天石先生的話作為說明:

「辛亥革命不僅時間短,而且代價很小。武昌起義因為清軍南下,革命黨人保衛漢陽,打仗比較厲害,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9個省是靠武裝起義打下來的,像湖南、陝西、江西、雲南等,另有5個省是和平獨立。9個武裝起義的省,也沒有死幾個人,湖南省起義一共才打死4個人:巡防營統領黃忠浩、長沙知縣沈瀛,一個姓王的營級軍官,一個姓申的秘書處長(總文牘)。有的省根本就沒有打死一個人。所以說辛亥革命代價很小,並沒有造成社會大破壞,並沒有出現大量流血犧牲的情況。」

現在流行「反思革命」,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革命會導致暴力流血,會導致社會倒退,包括經濟的倒退、文化的倒退種種。這種「反思」,在某些具體的革命事件中或許有其合理性,但拿這個框架來套辛亥革命,則全然牛頭不對馬嘴。楊天石先生的總結,已有很充分的說明:辛亥革命是一場很平穩的革命,沒有造成什麼社會動盪,沒有對民生造成什麼破壞。這是辛亥革命截然迥異於此後歷次革命最關鍵的區別之所在。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關鍵性區別,在於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存在著一個社會活動能量極為強大的「中層社會」,充當了暴力革命的「潤滑劑」,讓辛亥革命順利完成了「軟著陸」。這個「中層社會」,具體說來,就是以各省咨議局議員為代表的立憲派。

下面以各個宣布獨立的省份的史實,來逐一說明這種「軟著陸」的具體情形。

●四川:不存在「軟著陸」問題的一個特例

四川的革命走向了暴力,沒有實現「軟著陸」。這與四川立憲派力量的強弱無關,而是因為立憲派領導的保路運動先於武昌首義爆發。立憲派主動站到了與朝廷談判的第一線,自然談不上再充當什麼「潤滑劑」(立憲派並不主張暴力,而希望以和平的罷課、罷市達到目的),而當局錯誤地採取武力鎮壓,逮捕立憲派領袖,槍殺三十二名請願民眾,終於激成大亂。革命黨與會黨接管運動之後,當局臨時釋放立憲派領袖,但為時已晚,大局已非立憲派所能控制,終於釀成川省武鬥不斷,及至民國,演變成為軍閥林立的局面。這是個特例。

●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出面通電聯絡各省

湖北有武昌首義之功。但鞏固、穩定這一首義之功的,則首推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湯氏於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開始與革命黨合作,出任民政總長,電告各省,呼籲共和。因為有了湯氏的加入,武昌軍政府才不至於變成一個純粹的軍人政府,而是「政學各界附從者日多」。

用時人趙炳麟的話說,湯氏最重要的貢獻,是利用咨議局的政治資源「各省咨議局聯合會」,「通電各省咨議局以聯絡,內部訂軍事政治各條文,自是交戰團之勢成矣」——也就是說,沒有湯化龍的參與,1、武昌軍政府將難以得到本地士紳的支持,2、更難以與其它各省互通消息連成一片,3、也不能與各國領事館達成協議,使其承認武昌軍政府為「交戰團體」,而採取中立態度。其中,尤以第二條至關重要,通觀辛亥革命全過程,各省革命黨人的聯絡遠遠不如各省咨議局之間的聯絡緊密有效,可以說,沒有湯化龍出面聯絡各省咨議局,武昌首義能否變成辛亥革命,尚未可知。

●湖南: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結束湖南亂局

湖南獨立之後,革命黨領袖焦達峰與陳作新出任正、副都督,二人在湖南不得人望,局面一片混亂,最終焦、陳二人均被殺死。此後,咨議局議長譚延闓被推舉為都督,湖南迅速恢復秩序,轉而開始「輸出革命」——1、譚氏依靠自己的活動能量,派出多名使者,分赴廣西、福建、雲南、廣西等地遊說;2、出兵援助湖北的革命軍。

●廣西:立憲派與革命黨合作勸說巡撫獨立

廣西的立憲派與革命黨彼此不分。咨議局既是立憲派的活動中心,也是革命黨的秘密據點,一些咨議局議員,本身就是同盟會會員。彼此並無排斥情形,反而合作辦了許多事情。勸說巡撫沈秉坤宣布獨立,即是咨議局內立憲派與同盟會會員一同前往。因為有咨議局支持,廣西不費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其後局面也相當穩定,並無動亂發生。

●廣東:咨議局抵制進攻革命黨,促成和平獨立

廣東是革命黨屢屢起義之地,尤以黃花崗之悲慘壯烈為最。但武昌首義之後,廣東的獨立卻不費一兵一卒,未流一滴血。其原因在於以副議長丘逢甲為首的廣東立憲派人物屢次遊說總督張鳴岐,翰林出身的江孔殷一方面明確表示拒絕率軍進攻革命黨,一方面則與革命黨接洽,勸其勿武力進攻省城。最終,張鳴岐感覺大勢已去,潛離了廣州,革命黨胡漢民出任都督。

●福建:咨議局決議宣布獨立,與革命黨密切合作

福建的獨立,因為滿族將軍朴壽的反抗,發生了小規模的流血事件。但總體而言,福建立憲派人物與革命黨合作無間。武昌首義後,咨議局副議長劉崇佑自上海返回福州,召集咨議局年會,作出組織新政府、宣布獨立的決議,並通知迫使總督松壽表示接受。獨立之後,都督府人事亦由立憲派與革命黨分擔,且立憲派人物要多於革命黨。

●浙江:咨議局議員積極勸說當政滿人和平交出權力

浙江既是革命黨非常活躍的地區,也是立憲派的重鎮。雙方合作已久,浙江咨議局內,即有大量的革命黨人。武昌起義消息傳來,咨議局大部分議員同情、擁護革命,積極謀劃和平獨立,分頭與當政的滿人接觸,譬如沈鈞儒負責勸說巡撫增韞;議長陳黻宸負責勸說協防營協統貴林。最後雖因貴林隱匿部分軍械而導致小規模的流血事件,但總體上,因為立憲派的積極活動,浙江基本上可算兵不血刃,和平宣布獨立,沒有發生動亂,並擁戴立憲派領袖湯壽潛出任都督。

●山西:咨議局以維持地方和平為己任

山西的獨立過程中,巡撫陸鍾琦被殺出於偶然,但流血衝突僅止於此,並未繼續擴大。這與以梁善濟為首的山西咨議局議員們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咨議局在回答清廷宣慰使的信函頗能體現山西立憲派的政治立場:

「今日過渡時代,人事逢其變,天道處於窮,茫茫大局,未知定於何日?關懷桑梓,猶尚其次,咨議局確守維持地方名義,地方一日不糜爛,即全晉之幸福。」

●貴州:立憲派迫使巡撫宣布獨立

貴州的獨立,基本上由咨議局一手包辦,在一夜之間完成政權的轉移,與革命黨沒有太多關係。貴州的立憲人物,分為自治派與憲政派,彼此在政見上分歧不大,其分裂源於爭奪教育地盤。武昌起義爆發後,兩派拋棄前嫌,攜手合作,向巡撫沈瑜慶施加壓力要求獨立,沈氏欲調兵來省城護衛鎮壓,但立憲派在新軍、會黨內的關係網盤根錯節,沈氏無法,無奈只得宣布獨立。

●雲南:領導雲南獨立的蔡鍔不是革命黨,而是立憲派

雲南的獨立,依靠的是軍事行動。但值得注意的是,軍事領袖蔡鍔並不是革命黨,而是深受梁啓超影響的立憲派人物。終蔡氏一生,都不是真正的革命黨,其之所以從軍,乃是因為相信軍國主義可以救國,同時也認為立憲政體是救國的根本制度。雖然在蔡氏的軍隊中,有不少革命黨人,但蔡氏本人絕非革命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蔡氏曾一度充當過革命黨與立憲派衝突的調解者,由此可見蔡氏的自我定位,終蔡氏一生,其政治理念是追隨梁啓超的,在近代中國軍人當中,蔡氏對憲政的理解深度,可謂絕無僅有。雲南由蔡氏領導和平獨立,咨議局反而沒有起到多少作用。

●安徽:立憲派的努力避免了流血衝突

安徽巡撫朱家寶效忠清廷,不願附從革命。咨議局議員建議其效仿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朱氏反採取了調兵進城與捕殺革命黨人兩條措施。咨議局遂正式作出決議,以文件的形式抗議朱氏這兩條措施,同時派人以前任巡撫恩銘死於革命黨炸彈之事遊說恐嚇朱氏。朱氏受到威脅,又得不到本地士紳的支持,態度遂軟化了下來,稍後即宣布獨立。可以說,正是立憲派的努力,避免了清軍與革命黨之間的流血衝突。

●江蘇:張謇同時與袁世凱孫中山聯絡合作

張謇是江蘇立憲派當仁不讓的領袖。武昌起義後十餘日,張氏的政治態度仍然是反對革命的,其手段則是欲利用武昌的槍聲向朝廷施加壓力,促成其立憲和開國會。但一個月之後,張氏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大談共和。這種變化的背後,並不是因為張氏開始贊同武昌的革命,終其一生,張氏都反對暴力革命,只不過此時張氏已經相當清楚,清廷已徹底喪失人心,不可挽救,當下的緊要之務,就是尋找到某種能夠維持國家穩定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袁世凱。由此,張氏開始了其腳踏兩隻船,撮合革命黨與袁世凱和平談判的努力。

●其餘省份

上述省份之外,山東立憲派因為與革命黨走得過近,袁世凱又急於控制山東以便與南方談判,而遭到了嚴重的迫害,欲起緩衝作用而不得;江西咨議局資料有限,但巡撫馮汝騤之子認為立憲派要求獨立,逼死了他的父親,亦可見立憲派的基本政治立場,江西革命能夠和平完成,立憲派的合作顯然至關重要;直隸立憲派人完全擁護革命,曾力謀響應武昌首義,但袁世凱深知直隸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重要性,其嚴密控制導致響應失敗;河南立憲派的政治態度與他省無異,並欲調和袁世凱與革命黨,但因為袁氏必欲徹底控制河南,革命黨終遭血腥鎮壓,立憲派的抗議遭到無視;東三省立憲派在辛亥年活動不甚積極,這與三省開發時間甚晚、又是清廷的「龍興之地」有關。陝西與甘肅的立憲黨人最為落後,甘肅幾乎沒有開化,士人連朝廷的「預備立憲」都要反對,陝西咨議局的議員們則在革命到來之際全部隱匿不出。

結束語

革命不可怕,暴力革命也不可怕;如果它要來的話,怕也沒用——可怕的是:當(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地來到時,再也沒有一個如1912年前後的「立憲派」那樣擁有強大社會活動能量、足以充當(暴力)革命的潤滑劑、讓(暴力)革命「軟著陸」的「中層社會」。如果「中層社會」被摧毀,甚至於連「社會」也消失掉了,(暴力)革命到來之際,後果則不堪設想。

從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絕對是一場極好的革命——暴力當然會帶來破壞,但辛亥年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譴責暴力革命是無濟於事的;任何一個革命黨,都必然有其缺陷,要求辛亥年的革命黨渾身閃耀著理性之光,顯然也是不切實際的;任何革命領袖,都必然有種種個性乃至人性的弱點,拿聖人的標準要求革命領袖,無異於緣木求魚,何況聖人式的革命領袖,本身就很容易損害革命的初衷……如此種種——所以,辛亥年最重要的歷史遺產在於:一個穩定的國家,一定要有一個活動能量強大的「中層社會」。沒有這樣一個「中層社會」,就不能讓(暴力)革命「軟著陸」,就不會有1912年的「共和」。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騰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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