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出了什麼事，你知道我就是被人謀殺了。」這是記者許秀中在其脫口秀常用噱頭裡說的笑話，但事實是，她收到了大量的死亡威脅。Vicky是她的英文名字。
就在不久之前，她還是一名模範中國公民，對中國政府和政府的意識形態忠心耿耿。
在北京上大學時，她接受訓練，準備成為一名英語播音員，文質彬彬地向世界各地播出國家審查後認可的新聞。
今天，敢言記者許秀中讓西方對典型的中國學生的刻板印象得到了挑戰。她直言不諱、思想前衛、毫無保留且惹人注目。她對共產黨的幻滅是如此徹底，以至雖然年僅25歲，但可能已經無路可退了。
她的家人警告她不要回國；她可能再也見不到那些自己心愛的人了。這種分離讓人感到撕心裂肺，導致了嚴重的衝突和深深的痛苦。
「我現在做的事情和工作的領域從來都不在計劃之中，」許秀中告訴《澳大利亞故事》（Australian Story）節目組。
「我猜，對[家人]他們來說，我有點讓他們失望。」
作為一名調查記者，批評中國政府肯定會讓人感到孤單。許秀中在中國最親近的朋友也和她斷絕了聯繫。
她說，「我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與親友隔絕是付出的沉重代價。
許秀中為人執著、熱情，能言善辯。她在推特上發帖，在報章發文披露了許秀中的祖國的侵犯人權事實時，她會抽著煙，難以入眠。
她是澳大利亞首位揭開中國監禁維吾爾人真相的記者之一。她曾說服澳大利亞維吾爾社區的成員將失蹤親屬的故事記錄下來。
據信，自2017年以來，中國已經迫使至少100萬名為突厥-穆斯林少數民族維族人進入新疆的政治教導營。
中國稱這些地方為職業教育中心。中國在維吾爾分離主義者發動多起致命襲擊後設立了這些機構，與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作戰。
作為上周發布的一份相關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許秀中披露新疆有成千上萬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受到壓迫的少數民族穆斯林被充當強迫勞動力。這些人遭到拘留、「接受再教育」，之後被發送到新疆以外的工廠工作。這些工廠為耐克（Nike）、蘋果(Apple)、阿迪達斯(Adidas)和其他80個知名服裝、汽車和科技品牌供貨。
由於她執著不懈地堅持披露這些故事，因此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情緒也非常不穩。她曾遭到跟蹤、被稱為漢奸，受到中國政府機構的監控。
「許秀中受到各種各樣特別強烈的批評，以及對其相貌和身份的殘暴無情抨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駐澳大利亞分社社長達米恩·凱夫（ Damien Cave）說。許秀中在大學就讀期間開始為該報做自由撰稿人。
「幾乎每天都不斷有人憤恨地對她進行抨擊」，但是，他補充說，「從我見到她的時候開始，許秀中的膽子就不小。她不是會被別人噤聲的人。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夜幕降臨時，許秀中就變成了一個前衛、另類的脫口秀的演員。
她用黑色幽默講述了自己可能會遭遇的命運，但那些死亡和性侵的威脅，自己雙眼被人塗黑的圖片以及中國公民在網上發來的辱罵都是真實的。她就處在這樣的危險境地之中。
「許秀中沒有幻想，她知道她所面對的是力量強大、權力巨大的勢力，」她的朋友，澳大利亞諷刺電視節目《追逐者》的演員朱利安·莫羅（Julian Morrow）說。「在勇敢和瘋狂般勇敢之間的界限不容易劃分。」
作家兼社會活動家周伊爾琳（Erin Chew，音譯）告訴《澳大利亞故事》節目組，澳大利亞華人社區中關於中國問題的辯論已經展開，她對此深感擔憂，想讓許秀中更注意這一問題。
「她的爆發力給了自己一個巨大的媒體平台，」她說。
「但是，在針對中國大陸發展的複雜媒體辯論中，許秀中只是其中一種聲音。」
「當許秀中談及這些事情的時候，她口無遮攔……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多留心，因為在澳大利亞社會中存在『黃禍』這一觀念。」
「如果不愛國就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是什麼讓一位女青年，一位她國家裡「最優秀、最聰明的」人背離政府的意識形態，而沒有背離她的同胞呢？這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有時又讓人倍感痛苦的經歷。
她說，自己試著把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統一時，有一段時間「認知失調了」。童年時，她聽到的都是有關中國的洗腦灌輸。
「普遍的看法是，不愛國就不是他們中的一員。所以，我現在是什麼人呢？」她說。
許秀中知道為什麼「很多人會對她如此氣憤」。要是在以前，她也會對自己很生氣。
但她說，「他們不知道的是，就在幾年前，我和他們一模一樣。」
許秀中是一個孝順的中國孩子，在中國西北一個20萬人口的「小」鎮長大。這個鎮位於中國最貧窮的一個省內。她是父母的獨女。許秀中的父母「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但在她身上傾注了一切。
「父母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這是一種讓人窒息的愛，」許秀中說。
「我去哪裡，他們都開車送我，節省我的時間，讓我可以學習。因為，根據獨生子女政策，他們只有一個孩子，想確保孩子擁有自己能夠爭取到的最好的機會。」
他們花錢讓許秀中學拉提琴，花錢請人給她上數學、物理，還有英語的課外輔導。許秀中12歲時參加奧數夏令營，每天學習17個小時。
「他們投入了很多，我最終考了第三名，」她說。
「我的父母非常失望，第三名還不夠好。」
許秀中一直練習拉小提琴，直到在下巴上留下疤痕。
她從小學開始就接受政治教育。
「周一早上有升旗儀式。學生們舉行升旗的時候，你就得喊口號，」許秀中說。
學生們沒有選擇，只能戴紅領巾，紅領巾表明你是少先隊員。
「即使只是個八歲的孩子，對政治一無所知，但你已經屬於[這個組織了]，」許秀中說。
「你必須要表現出來。一切都是為了與他人保持一致。」
但是，許秀中總是與眾不同：「在一個保守的小鎮，我有時候可能會惹人注目，令人不快。」
上學時，她因為在學校實行的教育體制內表現另類而挨打。她說，那種那個體制不允許學生有自己的個性。
2012年，許秀中來到北京，就讀於中國頂尖的傳媒高等院校中國傳媒大學。
她註冊英語播音專業。她說，這個專業就是為了「培養政治上忠誠的電視界名人。這些人看起來世故精明，可以用無懈可擊的西方人的口音討論問題。」
天安門事件的謊言讓許秀中感到遭到「背棄」
2014年，許秀中選擇在她的一年「空檔年」到珀斯一所中學教普通話。
她說，當時她自己才真正接受了教育。她曾與卡琳·林文（Karin Lwin，音譯）共事。卡琳回憶說，許秀中那時是一個「百分之百忠誠的民族主義者」。
許秀中很快就決定在澳大利亞修完學業，並申請在墨爾本大學學習政治學和媒體研究。
父母省吃儉用給她攢學費。就在要離開珀斯前，她看到了一張天安門廣場事件紀錄片的廣告海報。天安門廣場曾是她和傳媒大學朋友們在深夜派對結束後閒逛的地方。
這裡也是1989年時中國學生們為了爭取更多民主自由而舉行抗議，結果遭屠殺的地方。
看這部紀錄片後，她既感到非常悲痛，又感到異常氣憤，因為自己對發生過的事情一無所知。這一幕從中國歷史中抹去了。她感到自己被背棄了。
「除了官媒和國家的報導外，人們看不到什麼信息，」許秀中說。
但是，銀幕上的鏡頭沒有讓許秀中完全信服。有報導說，美國中央情報局也介入了那次屠殺事件，她認為這可能是真的。
在大學，有關中國的負面信息以及對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指控讓她不知所措。
她支持中國政府。她的民族主義意識更強烈了。
「我和同齡人爭論，和教授爭論，還和男朋友爭論，」許秀中說。
「我那時想解釋說，一些所謂的侵犯人權行為實際上是合理的，因為要管理一個大國，你就沒法對誰都那麼好。」
在這種防禦性的思想狀態下，她去了紋身店，在腳踝上紋了一面中國國旗。
但是，她的心態卻開始有所轉變。
為了完成一項作業，她採訪了中國來的幾位持不同政見者人士。其中一位就是吳樂寶：「我那時認為他就是個騙子，所以準備去採訪他，寫文章揭露他。」
他曾是一名數學教師，因在網上開中共領導人的玩笑而入獄，強迫每天勞動14小時，干製造業工作。
他獲釋後在澳大利亞定居，被診斷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各種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
他的故事改變了許秀中的一生。她動搖了。「他的故事讓我深受觸動，讓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之前的立場。」
她還在墨爾本大學就讀期間，有一次回國時初次接觸官場，第一次撰寫了爆炸性新聞報導。
許秀中撰寫文章，對有人指稱政府在洪水過後毫無作為之事進行報導，結果遭到當面警告。當局之後在火車站攔住她，再次給予了警告。
去年，許秀中回國探望患病的祖母，一位政府官員告訴她，別再搞新聞了。當她抵達機場，準備回家時，登機牌又被扣留了相當長的時間，讓人感到心裡不安。許秀中準備飛出國的時候，她的母親很明顯被嚇壞了。
「我母親告訴我，『有可能，你要多做點脫口秀，少做新聞。有可能，你以後就再也不要回來了』，」許秀中說。
這一時刻讓人深受震撼，但許秀中堅持寫報導，經常寫有關於維吾爾人的報導。這次，她的父親接到警方打來的電話，遭到了警告。就是這個電話，破壞了她與家人之間的關係。
「我爸已經不和我說話了，」她說。
「我不禁認為，我陷入這一境地是自己的錯。我讓家人也陷入了這種處境中。」
「但是，我首次發表文章時，我才21歲，還很年輕，沒想到事情會這麼快就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
現在，每個與許秀中一起喝咖啡的人都發現，她總是接到關於採訪請求、中文演講邀請和工作邀約的電話。
她深受大家的歡迎。
去年某個時候，她認為自己大概要放棄新聞工作了，因為她認為自己沒法改變一切。從那時起，她的未來變得更加光明。
「展望未來，我認為自己會繼續涉足很多領域，失敗好多次，嘗試很多新鮮事務。老實說，我認為自己會沒事的，」她說。
有犧牲，也有改變了弱勢群體生活的這種國際新聞的影響。在年僅25歲的時候，她取得了很多新聞記者永遠不會取得的成就。
「我認為，這只是一條追求自由的永無止境的道路。你永遠都不會有過多的自由或聲音。你知道，永遠都不會有過多的公平，」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