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北京大學教授）
要災民向元首和政府感恩，僅此一句話這官員應該免職。因為他連官員是什麼，政府是什麼，二者與人民的關係，這些為官的最基本的意識都不具備。不管元首和中央政府向武漢調撥了多少資金，都不是他或他們自掏腰包，而是將全國人民經年累月的納稅用在一時一地的災民身上。政府不產生財富，而救災是它的職責。聽到要災民感恩元首，能把吾輩嚇死，是詐屍了嗎？是明清官員借屍還魂了？這麼說，很多古代官員會抗議的，因為他們沐浴過素王的教誨：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故豈止21世紀，說這話你在哪朝哪代都要丟官和蒙羞的。能大言不慚地講出如此話語，說明了官場文化已經墮落到何種程度，感恩一定充斥於他們的圈子。
對這位無恥官員的反駁，筆者並不都認同，甚至以為一些反駁也暴露出國人社會關係上分寸感的丟失。而這曾經是中國文化的最長項。近日筆者最常聽到的是：不是人民應該感謝政府，而是政府應該感謝人民。或許在話語上這是官場將民間帶到了溝里。
要災民感謝政府是荒誕無恥，加上向其上司的諂媚。這在今日世界已屬罕見。而元首和官員感謝人民，則是空洞乏味，卻仍流行於世。這其實不是源自民眾和媒體，而是政客們最先說出的。他們這麼說是為了向大眾諂媚。你把事情辦好就行了，說感謝人民作甚。何況那個被感謝的群體是匿名的，常常大得不可思議，這是與人類社會生活中數萬年來天天上演的感謝表達大異其趣的。因為感謝從來是針對具體人物事件的。但向大眾諂媚總比向一個人諂媚好些。雖有虛偽之嫌，畢竟是自主行為。要求他人感恩，有違感恩行為在人類社會中發生時的正常期待。比如你幫助了一個人，他感謝你，你聽著舒坦，他沒感謝你有些失落。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你可以做這樣的選擇：不計較或從此與他拉開距離。唯獨一種行為是不可取的，即提醒他來感謝你。為什麼？因為你行善後內心可能有弱弱的對感恩的期待，但你期待的是真情回饋，真情必是自發的。經提醒後得到的東西，是你當初的期待嗎？故不管索要感謝的主體是誰，索要都是荒誕的。對公民而言，不必說什麼政府應該感謝人民，甚至抑制官員說這樣的空話才好，要他把事情辦好才是真的。
由此想到了道歉、懺悔和平反。筆者以為它們與感謝有類似處：自發則很好，催逼就變味。多少年來，我們喋喋不休地要求日本政府就侵華戰爭向中國人民道歉，身為中國人我都聽煩了。要來的道歉有意思嗎？真心的道歉當然與外部壓力的道歉不同。但光是真心的道歉就可以了嗎？當然不是，本有戰爭賠款的。弔詭的是，政府慨然放棄戰爭賠款，要求道歉卻一而再再而三。理與禮，一頭不沾。
再說文革，太多的人要求一些人對文革中的行為懺悔。殊不知懺悔是內心的反省自責，壓力下做出的檢討與懺悔風馬牛不相及。要他服軟已經時過境遷，懺悔又是要不來的，世上總有些事情是無可奈何的。三十年來，民間就六四要求政府平反之聲不絕於耳。我曾有這樣的想法，用得著政府平反嗎？每個公民心裡都有一桿秤，後人也當然會有其判定。本屆政府否定六四開槍政治上可以得分的，它不想得這個分活該。它的判定有這麼重要嗎？我從來不高看它的評判？這認識在筆者腦子中只一閃現就放棄了。因為我沒有六四中蒙難的親屬，蒙難者親屬有要求索賠的當然理由。還有因六四亡命海外不能回國的朋友們。而索賠和回國的前提是政府重新評價六四。
如此看，二戰、文革、六四，在一個層面上堪可一比。有些東西是硬性的。有些東西是軟性的。硬的東西更重要，因為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性質的判斷。感謝、道歉、懺悔，這些東西不好索要。而對當事者的責任則要一竿子到底，迫使他履行。保證基本利益才有面子，丟失了基本利益，到哪裡也找不回面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