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公開談廢除終身制與習仲勛平反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星期內，也許就在同一天。憲法規定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是鄧小平廢除終身制思想的體現。
全國人大即將召開，我希望這次全國人大不要刪除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這一規定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內容。憲法規定要遵循鄧小平理論，同一憲法在邏輯上要前後一致，所以，新憲法必須保留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1980年2月23日至2月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總書記，趙紫陽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職。就在這次會議期間的2月2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純屬不實之詞；強加給他們的反黨罪名應予以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在習仲勛獲得平反後四天，也就是1980年2月29日，劉少奇也獲得平反。
就在會議期間，鄧小平就廢除終身制第一次作了公開講話。但在這次講話前，鄧小平就已經對胡喬木談了廢除終身制的想法。胡喬木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我記得，是在1979年秋天，當時天氣還不冷，胡喬木的司機到社科院醫務室找到我妻子高皋，說胡喬木要找嚴家祺談話，這樣，就在社會科學院一號樓，胡喬木、胡繩和外交部國際法專家李浩培三人一起見了我。胡喬木告訴我，鄧小平在前幾天與他談起廢除終身制問題。
1979年2月初，在京西賓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我作了一個發言，提出要廢除黨和國家事實上存在的最高領導職務的終身制。這一發言刊登在2月4日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上。後來的簡報上還有於浩成和黎澍贊同廢除終身制的發言。當時，理論務虛會簡報上還發表了《人民日報》記者有關西單民主牆的幾萬字長篇報導。當時，理論務虛會的參加者，在會上也為民主牆叫好，我當時就認識民主牆刊物《北京之春》主編王軍濤，油印的《北京之春》也刊登了我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
在當時「真理標準」討論中，1978年9月14日，北京《光明日報》用三整版篇幅刊登了我寫的為四五天安門事件翻案的哲學幻想小說《宗教·理性·實踐——三個法庭訪問記》。因我在文革中反對康生支持的哲學所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而遭受批鬥，後來又不參與整人，1978年10月，經哲學所黨委批准，我成為中共預備黨員。在理論務虛會後，我回到哲學所就遭到了審查。黨支部書記梁存秀曾是右派分子，他十分友好地告訴我，「上面」要調查我與民主牆的聯繫，沒有問題我的預備黨員才能「轉正」。就在胡喬木找我談話後，對我的審查也就不了了之。在這之後，我參加了幾次張友漁領導的修憲會議，也參加了報刊的研討會，並從哲學研究所轉到籌備中的政治學研究所工作。但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我被開除黨籍和公職，至今流亡國外二十九年，中國政府不容我踏上祖國土地。
在網絡上，鮑彤最近說：「文化大革命以後，很多幹部、領導人痛定思痛以後，就覺得領導人權力沒有時間限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想去限制。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一開始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我記得是1979年務虛會上嚴家祺（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提出的，當時黨內領導人對這個問題採取慎重的態度，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第一個肯定的，我記得當時是鄧小平」。1979年2月，時任中宣部長胡耀邦主持理論務虛會，嚴家祺在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但卻被鄧小平當作打擊毛澤東接班人華國鋒的工具。
終身制使習仲勛多年不得翻身
習仲勛是受康生陷害的，毛澤東終身掌握最高權力，只要毛澤東不死，習仲勛就不得翻身。
習仲勛與劉志丹、高崗、謝子長是陝北蘇區創始人。1933年，習仲勛與劉志丹創建照金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借小說《劉志丹》之事陷害習仲勛，把習仲勛等人定為「習仲勛反黨集團」，把習仲勛置於死地。
1962年，李建彤著小說《劉志丹》開始在《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上連載。小說中一個政治部主任以習仲勛為原形。小說發表之後，康生稱《劉志丹》是反黨小說。同時，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印六百本第五稿，三百本第二稿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以便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打成反黨集團。在1962年8月，康生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上，指《劉志丹》是用作為高崗翻案。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時，康生在會議上，給毛澤東遞了一條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張紙條後，毛澤東又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接著，由康生主持對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進行審查，《劉志丹》被定性為「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勛」；習仲勛、賈拓夫和劉景范被打成反黨集團。習仲勛也是文字獄的受害者。
習仲勛被定性為反黨分子時，習近平九歲。從1962年到1980年習仲勛平反，十八年中，習近平的日子並不好過。羅瑞卿大將的兒子羅宇最近在香港《蘋果日報》上說：「習老弟，我們都曾經是低端人口，你不少於二十年，我也有十年。」可以說，鄧小平不提出廢除終身制，就沒有習仲勛的平反；沒有習仲勛的平反，就沒有習近平的今天。
今年是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年。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運動，目標是把君主專制的中國改變為君主立憲的中國。君主立憲，就是用憲法來約束皇帝的權力。這次變法運動歷時103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大清帝國的皇帝光緒被囚，戊戌變法的參與者康有為、梁啓超逃往國外，譚嗣同等六人遭到殘殺。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孫中山得出結論，在中國，不是要用憲法來限制君主的權力，而是要廢除帝制，也就是廢除君主政體，建立共和政體。
辛亥革命是中國5000年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環就此終結，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共和政體的國家。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實行了共和，然而，幾千年的王權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凱當了中華民國大總統，整天還做皇帝夢，非要當皇帝不可。袁世凱當上皇帝後83天，在全國討伐中宣布撤銷帝制，之後袁世凱在眾叛親離中去世。袁世凱死後一年，張勳依靠手中的軍隊，復辟帝制，是又一次皇帝夢的實踐。1917年7月1日凌晨，張勳等人頭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領文武大員湧入中和殿，把已經廢掉的、12歲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重新捧上了皇帝寶座，宣讀了復辟「上諭」，改中華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給復辟功臣們加官晉爵。但這次皇帝夢只做了12天，在全國一片反對聲中溥儀宣布退位，張勳逃入荷蘭使館。
袁世凱稱帝的失敗，使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擔任總統、主席的國家元首，都不敢於明目張胆地要求終身在位。就是毛澤東在擔任一屆國家主席後，還把國家元首的職位讓給了劉少奇。毛澤東想當皇帝，受到兩大限制，一是共產黨的中國，名義上稱為人民共和國。二是受到中國中央和全國各地許多當權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知道，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毛澤東自己會成為少數，因此，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名，清除了數以千百計的政敵。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開，標誌著毛澤東從一個名義上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成為真正的皇帝。
限制連任是共和政體重要表現
毛澤東的文革，本質上是清除政敵、強化皇權的一次大規模行動。中國歷史上的舊專制制度，為了強化皇權，需要從宮廷中清洗掌握實權的功臣、宿將。毛澤東為了清洗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這些當權派，第一次把隱蔽的宮廷政治變成了全民可見的、清除當權派異己勢力的「革命造反」。由於這些當權派在文革前的專橫跋扈、欺壓人民，對他們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帶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這些遵循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清查「5·16反革命集團」運動中遭到了更為嚴重的摧殘迫害。
毛澤東經歷過辛亥革命、袁世凱、張勳復辟時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絕對權力，他還是不敢像袁世凱那樣公開稱帝。
文革造成了中國四大變化：一是確立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和最高權力終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復了中國傳統的專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國大地上的所有資本主義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閉關自守、生產資料絕對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第三，人民的權力剝奪殆盡；第四，中國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鄧小平掌握中國最高權力後，他看到毛澤東終身在位的危害，順應時代潮流和民眾需要，在改革中國經濟體制的同時，對中國政治體製作了局部改革。鄧小平政治改革的最重要一項成果，體現在1982年中國憲法中。
1982年的憲法，有一點是在1949年以來的重大突破，這就是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一規定，出於鄧小平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思想，也是用憲法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政體」國家的最重要表現。從1982年到今天2018年36年中，中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遵循憲法規定，沒有一個人連續任職超過兩屆。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雖然這還談不上真正實行了共和，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限任制使辛亥革命以來的共和觀念深入人心。限任制的實行，也使當代中國政治，與大清王朝的君主專制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都有所不同。可以說，廢除終身制是120年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反對袁世凱帝制復辟、直到文化大革命，無數人的鮮血和生命凝結的成果。
鄧小平的一生，六四屠殺是對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殺的責任，但80年代，與胡耀邦、趙紫陽一起的改革開放，包括在1982年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都應受到充份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