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這樣一個在上世紀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中國農村長大的孩子，過年意味著什麼？巧克力嗎？不是，那是一個連食糖都是奢侈品的時代。我們甚至都沒聽說過巧克力。那是糖果嗎？不可能。像我們那種甚至從來都沒分到過配給券的貧困家庭怎麼可能買到糖果？那麼是米飯嗎？不是，連米飯都不是。
在那個年代，我們這些生活在長江下游所謂「魚米之鄉」的人只能勉強維生，一年到頭都用紅薯、豆子和大頭菜充飢。一碗米飯就是一頓奢侈的大餐。除了在夢裡，我們從來沒有吃過米飯，亮白剔透的米飯。
有一年中國新年的到來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讓我知道了這個世界的很多事情。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是1972年，當時我6歲。
離過年還有三天，天氣異常寒冷。已經被凍住的水壺出現了裂縫，廚房裡的勺子摸上去像是冰做的。到了下午三點左右，天上開始出現烏雲，陣陣狂風讓所有孩子都待在了屋裡。就在這時，來自附近的安徽省的兩個小女孩有氣無力地敲響了我家的門。
母親開門讓她們進了屋。她們7、8歲的光景，說著安徽特有的一種方言。那種方言很難懂，但最後，父親聽懂了她們的意思。原來是她們的父母實在太窮了，只好讓自己的女兒出門討飯。母親在我家的泥土地面上鋪了一些干豆莖，再在上面鋪一床小褥子和一床被子。她把大頭菜片和胡蘿蔔切碎煮成湯當晚飯。我覺得有點沮喪，因為多兩張嘴就意味著那晚我們的食物減少了，不過對那兩個小女孩的同情占了上風。她們和我們一道默默地吃完了午飯。第二天早上，離過年還有兩天，一些微弱的光從空中烏雲的縫隙中照射下來。後來，開始下雪了。我內心深處的什麼東西被觸發了。我不知道是什麼引起的。我只知道自己心裡湧出一種無法形容的衝動。突然，我開始產生幻覺，在我眼裡，白色的雪花變成了白米粒。
很快，我發揮自己指揮同齡人的才能，命令那兩個小姑娘幫我把桶、盆子和我們能找到的所有容器搬了出來。我忘了他們是陌生人。我們把這些容器整整齊齊地排成了一條直線，等著雪粒掉進去。我開始蹦來蹦去，我的興奮感染了我的狗阿黃。它像離弦的箭的一樣從屋裡衝出來，搖著尾巴和我一起又蹦又跳。見此情景，那兩個小姑娘也加入了我們。她們也學我們，跳來跳去了一會兒，但不久，她們的兩條細腿就累了。她們之前肯定已經筋疲力盡，飢餓難耐了。她們繼續有一搭沒一搭地在一旁觀看。
雪下得越密，我跳得越起勁。在昏暗、陰沉的天空下，我從門前那條小路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我一直貓著腰，像是在稻田裡迂迴前進一樣。我想像自己身在一片明亮的稻田，一個充滿歡樂的大米天堂。然後，我撐開所有的衣服兜，張開嘴，站在那裡，等著白米粒落進來。
對那個時代的孩子來說，這也是一種極端而又自然的反應，顯示出了極度渴望，一次次地從期望、期望落空、重燃期望、失望到最終絕望的痛苦往復。我就像那些在中秋節晚上張開嘴，對著一輪圓月狂喊「月餅、月餅！」的孩子一樣。
當雪開始變成更大、更白的雪花時，我突然意識到該收糧食了。我命令那兩個小姑娘幫忙把那些容器收起來，搬進屋，讓母親可以用來準備年夜飯。但當做完這一切後往桶里看時，我只看到了一灘灘的水。我目瞪口呆。「白米哪兒去了？」全身都濕透了的我精疲力盡地問母親。「被老天爺吃了，」她面無表情地回答道。
這時，身體的溫度讓我衣服上的雪粒融化了。腳下的泥土地面被水滴弄濕了。我氣喘吁吁地坐在一個小木凳上。我的狗溫順地臥在我的腳邊。被淋濕了的他有時嗅嗅我的鞋，有時嗅嗅我的褲腳，似乎也像我一樣在找吃的。我透過門縫，盯著外面被皚皚白雪覆蓋著的世界，眼睛漸漸感到疲乏。那兩個小姑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會兒。我能感覺到，水從我的頭上淌下來，流進了嘴裡，帶著一股鹹味。那是融化了的雪，還是淚水？我不知道。
到了過年那一天，它對我來說毫無意義。我們一如既往地吃了大頭菜和紅薯。我當時可能一直待在家裡看故事書，裡面的圖畫上有一些臉色蠟黃的美國孩子在街頭忍飢挨餓，他們的父親衣衫不整，留著濃密的鬍鬚，拿著碗挨家挨戶地乞討。看著這些孩子，我感到放鬆了一些，因為相對而言，我們比資本主義世界那些可憐的孩子更幸福、更快樂。
多年後的一天，我偶然去查了「mania」這個英語單詞的意思——「對某種信念或行為懷有的缺乏理智而又無法抗拒的衝動」。中文裡沒有一個詞能確切地表示這種感覺，但我卻完全理解它的意思。還在6歲時，被極度的飢餓籠罩著的我就已經知道它的意思了。到現在，我還在想，我當時是「雪狂熱」，還是「大米狂熱」？是什麼導致的呢？
（徐海銘，上海外國語大學應用語言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