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延續了幾十年的共產世界中，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這兩個地理距離遙遠，文化傳統迥異的國家之間的聯盟可以說是國際共產主義歷史上的一大奇葩。兩國之間的結盟當然是出於政治考量，蘇聯這一共同的敵人是他們結盟的粘合劑。但是，雙方之間的盟國關係除了中方為阿爾巴尼亞提供巨額經濟援助之外，在政治、文化領域的雙邊交流卻似乎十分有限。那麼，兩國之間這段持續了十多年的特殊的友誼，今天是否留下一些痕跡？
中阿友好關係的發展正值中國十年文革，這場發生在中國的政治運動在其當年的盟國阿爾巴尼亞眼中曾經是什麼顏色？阿爾巴尼亞政府以及普通民眾如何看待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對兩國關係是否產生了影響？阿爾巴尼亞著名作家伊斯邁爾·卡達萊曾經於1967年，也就是文革發動後的第二年訪問過中國，這次對中國的唯一的一次訪問給他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任何閱讀過他的巨作《音樂會》的讀者都能夠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對中國尤其是文革時代的中國的迷茫與疑惑。
卡達萊在書中詳細描述了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兩國斷交的前後經過。他關於兩國外交官之間聾子與啞巴一般的荒謬對話的描述令人瞠目結舌。讀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出訪中國兩周的外交官在返回阿爾巴尼亞後居然有一種從地獄返回人間的感覺，因為他在中國期間，未能與任何人進行正常的對話交流，他也沒有任何私人活動的空間，他所居住的賓館房間的窗戶上連窗簾都沒有，使他感覺他的所有行為都受到監督跟蹤。該書是在卡達萊訪問中國之後不久撰寫的，書中主人公對中國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親身體驗。那麼，卡達萊1967年出訪中國時究竟親眼見證了什麼？為什麼會給他留下如此刻骨銘心的印象？作為阿爾巴尼亞作家代表的卡達萊與他的中國同行之間曾經有過什麼樣的交流？
伊斯邁爾•卡達萊是阿爾巴尼亞當代著名的詩人、小說家。他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將近四十多種文字，曾經獲得多項國際著名的文學獎，包括2005年的布克國際獎，2009年西班牙的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以及2015年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獎。卡達萊也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被不少文學評論家公認為是當今最應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之一。
卡達萊是世界文學史上罕見地能夠帶著腳鐐跳舞的作家，也就是說，共產政權的專制統治似乎絲毫也沒有束縛作家的創作靈感。1960年，卡達萊因出版《死亡軍隊的將軍》一書而一舉成名，之後便成為專業作家。他的許多作品，例如被譯成中文的《破碎的四月》以及《夢幻宮殿》都在阿爾巴尼亞共產政權垮台之前在境內出版，當然，他也有多本敏感的政治題材的小說一度在國內被禁，例如，描寫中國與阿爾巴尼亞關係的《音樂會》介紹阿爾巴尼亞與蘇聯斷交過程的《草原之神的黃昏》以及揭露阿爾巴尼亞的林彪事件的《繼承者》等作品都在國外出版十多年之後才與阿爾巴尼亞讀者見面。
我們在巴黎盧森堡公園附近的卡達萊的居所拜訪了這位今年剛滿八十歲的著名作家。
卡達萊在將近一個小時的訪談中向我們介紹了他訪問中國的前後經過，他對阿爾巴尼亞以及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的演變的觀察，以及他對民主國家與獨裁體制對作家的創作活動的影響等的看法。
一群反革命分子接待另一群反革命分子
法廣：卡達萊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法廣的專訪。首先請您談談您當年訪問中國時的所見所聞。
卡達萊：我是在1967年訪問中國，訪問過程前後大約有四周的時間，期間我還去了一次越南，當時正值美國發動越南戰爭，結束訪問越南之後又返回中國，我對中國文革的印象十分深刻。雖然阿爾巴尼亞也是共產主義國家，雖然阿爾巴尼亞政權或許同中國相對比更加接近史達林的政治體系，但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比如說，我們阿爾巴尼亞作家代表團一共有三人，受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訪問中國，但是，當時中國作家協會正處於被解散的過程中，應該接待我們的中國作家們大多數已經成為反革命分子，而我們作為作家也就是自然而然地成為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說，是一群反革命分子接待另一群反革命分子。
我們就像是一群幽靈一樣的遊蕩，沒有任何訪問日程安排，我們也沒有受到任何中國官員的接見，整個過程都十分可笑，不過同時也十分有趣。比如說，我們三位阿爾巴尼亞作家被分別送往三個地方去觀察中國，我當時被送往上海，我抵達上海的那天，正是上海作協被解散的日子，但是，官方要求作家們繼續留下和我見面，我這一輩子從未出席過如此荒誕的會議。接待我的作家團體領導看來是軍隊出身，因為從他頭戴的帽子上可以看出佩戴五角星的印記。他向我介紹說，這些是上海作家協會的成員，左邊的是無產階級作家，右邊的是反革命作家，中間的是立場居中的作家。無產階級作家們對我似乎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們也不知道阿爾巴尼亞究竟在哪裡。右邊的反革命作家對我的出現給予某種期待，期待我的到訪能夠改善他們的命運，而中間立場的作家似乎正在琢磨，政府是否又在調整路線，因為，在當時的中國，毛的立場變幻莫測，每天都會出台新的政策。我當時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因為無論你說什麼，都有可能被錯誤地解讀，我甚至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作家這兩個字。當時，負責接待的人向我建議說，可以採取雙方對話的方式。於是，我就向他們表示說，我十分榮幸能夠到中國來訪問，阿爾巴尼亞人非常希望了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因為有些事我們能夠理解，有些則需要聽取你們的進一步的解釋，應該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比如說，你們如何看待世紀文學史上的久負盛名的經典作家？例如，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在阿爾巴尼亞十分受讀者喜愛，而當時就已經有傳言說莎士比亞的作品可能會在中國成為禁書，不過，當時還沒有下禁令。現場接待我的作家們分組討論了半天，最後告訴我說，他們認為莎士比亞是反革命作家，因為他的作品尤其是奧賽羅特別反動，怎麼可以因為嫉妒而殺死他的妻子呢！實在反動之極。隨後，我又向他們提出了塞萬提斯的名字，又經過一陣討論之後，他們回答說，塞萬提斯也是反革命作家，因為倘若年輕人都像唐吉可德一樣成為浪蕩騎士，那麼誰來繼續推動革命呢？
這場所謂的對話，實際上是一場聾子與啞巴之間的對話，讓我絕望之極。這種對文學巨著的仇恨，甚至可以說是對一切文學與藝術的排斥的立場實在太瘋狂了，實在令人痛心。記得毛澤東當時曾經說過，中國要生產一百萬名作家，中國要讓全世界看看究竟什麼是文學。這樣的口號實在可笑之極，因為，生產一百萬作家並不會推動文學的發展，而只會扼殺文學，如果說警察，軍隊以及監獄都不可能徹底消滅文學創作的話，一百萬平庸的作家卻可以摧毀文學，不要說是一百萬，就是一千個平庸作家的破壞力就足以使一個國家的文學水平滑入低谷。
中國文革的最大悲劇是大批優秀作家的消失
法廣：從外交層面來看，阿爾巴尼亞當時是中國的最接近的政治盟國，阿爾巴尼亞也發生過至今依然撲朔迷離的政權接班人神秘死亡事件，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黨內清洗，黨外打壓的事件也數不勝數，卡達萊本人就遭受過無數次的政治打壓，最後不得不在阿爾巴尼亞共產政權垮台的前夕流亡國外，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與阿爾巴尼亞仍然相距十分遙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卡達萊來說，仍然像是一本無字的天書，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那麼，當時阿爾巴尼亞獨裁政權與中國政權有何不同？千里之外的阿爾巴尼亞政府以及民眾如何遙觀中國的這場文化革命？
卡達萊：從政治上的黑暗與恐怖程度上來看，中國與阿爾巴尼亞的情況應該說是不相上下，或許，阿爾巴尼亞曾經發生過比中國更加恐怖，更加悲慘的事件，但是，阿爾巴尼亞從未發生過中國文革中的荒誕可笑的事件。比如說，中國的造反派們用掃帚，棍棒痛打文人作家，而這些被打的作家們居然會跪在地上屈膝求饒。類似的可笑場景在阿爾巴尼亞是絕對沒有的。當時的阿爾巴尼亞人覺得中國的文革很可笑，阿爾巴尼亞政府也同文革中的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在共產世界之外，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的笑料，即使是阿爾巴尼亞政府，也避免發表評論，同時極力推脫，聲稱自己對中國境內究竟發生著什麼，並不知情。事實上，除了文革運動的荒誕可笑之外，文革造反派要推翻黨鬧革命的口號也使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霍查十分反感。毛澤東當時說，共產黨領導犯了錯誤，就應該承擔責任，這也使霍查倍感擔憂，擔心自己手中的政權會遭到顛覆。這些都是為什麼阿爾巴尼亞當初並沒有追隨中國文革的原因，當然，這期間，中國政府又同美國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使霍查政府更加反感，一個將莎士比亞的作品列為禁書的國家居然會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這就導致中國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外交分歧日益加劇，最終不得不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事實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方面，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是一場反文化的革命，是反革命的運動，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又是一場帶有自由化性質的運動，因為，這場運動沒有任何原則，只是實施毛澤東的一些個人的荒誕的想法，毛澤東的某些觀點同霍查是一致的，只不過，在一個面積廣大，與外界隔絕的中國，毛澤東可以甩開雙手，為所欲為，而阿爾巴尼亞地處歐洲，四面都是信息暢通的自由國家，霍查不得不有所收斂，再說，在一個彈丸小國發動大規模整人運動或許並非易事，因為在阿爾巴尼亞大家都互相認識。
法廣：在文革爆發五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國內又出現新的毛派分子，他們穿紅衣，唱紅歌，對毛澤東時代念念不忘，同樣，在走出共產政權十多年後的俄羅斯，史達林的懷念者們也不計其數，儘管慘遭獨裁者迫害的數百萬死難者的屍骨未寒，他們的亡靈至今依然無法安息。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您對此有何解讀？在阿爾巴尼亞是否也有類似的懷舊現象？
卡達萊：確實，這應該是意料之中的，在阿爾巴尼亞如此，在俄羅斯也是如此。因為儘管大家對獨裁者所犯下的罪行都記憶猶新，心知肚明。但是，懷舊是一種十分複雜的情感，這不是理智所能夠解釋的。這涉及到人的本性。你們知道，阿爾巴尼亞拋棄共產政權已經有二十多年，當年共產黨領導人的雕像都已被推翻，但是，儘管如此，依然有人希望能夠恢復共產體制，不過，他們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因為不要忘了，阿爾巴尼亞地處歐洲，又是北約的成員國。但是，確實，剛剛脫離共產體制的國家多少都有懷舊的傾向。所幸的是，今天的中國同文革時期的中國相對比有著天淵之別，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國際舞台的笑料。我覺得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積極的階段，中國今天的領導人或許永遠不會有毛澤東的輝煌，但他至少不會被看做是跳樑小丑，他同別的國家的領導人一樣受到尊重。雖然我對中國並不了解，但中國絕對不是受到國際社會同聲譴責的朝鮮，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嚴肅的，受尊重的國家，當然，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大國的發展道路往往是曲折崎嶇的。
卡達萊：文學的本質就是不屈從於政權
專制政治體制對藝術創作，尤其是對文學創作是否產生影響？專制究竟是遏制還是催生藝術？卡達萊在剛剛離開阿爾巴尼亞流亡法國之後，曾經在《阿爾巴尼亞的春天》一書中對上述問題做出了深刻的表述，他分析說，他個人之所以能夠在共產專制體制下創造出世界一流的文學作品，這既不說明專制也可能有其可取之處，也不說明他本人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學才華，而是由於阿爾巴尼亞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的底蘊。他當時擔心，離開了阿爾巴尼亞這片神奇的土地之後，他的創作素材也有可能因此而逐漸枯竭。不過，今天看來，卡達萊當初的擔憂是多餘的。二十多年來，他幾乎每年都發表一本新作，創作熱情依然不減當年。那麼，今天，他對上述議題又有何看法？
法廣：您在《阿爾巴尼亞的春天》一書中提到阿爾巴尼亞共產政權垮台之前，阿爾巴尼亞境內的知識階層曾經有過以下的爭論：民主人權究竟是什麼？應該首先保障民眾的物質生活然後再談民主人權？這些爭論，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十分激烈，您今天怎麼看？
卡達萊：這種說法當然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往往只是藉口。這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所謂物質決定精神。但是，事實總是要比口號要複雜得多。因為，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物質生活總是在不斷地向前進步，而自由與人權的進步卻並不是與物質生活同步，這並沒有那麼簡單。
法廣：說到自由，您在《阿爾巴尼亞的春天》一書中討論了專制與創作之間的關係，今天阿爾巴尼亞進入民主社會，就您個人的觀察，阿爾巴尼亞政治體制的轉變對新一代作家的創作有何影響？
卡達萊：我再強調一次，生活的法則同文學法則並不相同。即使在殘酷的專制下，也可以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因為，思想的本質就是無法被禁錮的，而文學的本質就是不屈從於政權。比如說，今天在阿爾巴尼亞，政府面臨著嚴重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問題，但是，人們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甚至都可以討論是否可以恢復王朝體制。而據我所知，在中國，有些話題是被禁止的。在阿爾巴尼亞，人們可以討論是否應該，以及何時罷免政府領導人，但是，這些討論並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文學作品的水平好像並不取決於周圍環境的自由度。這兩者之間是一種十分複雜微妙的關係。
法廣：您對中國文學有何了解？知道中國作家的名字嗎？
卡達萊：我知道得很少。因為幾十年來外界對中國了解得很少，而且，我相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使中國失去了許多優秀的作家，這或許是中國文革的最大的悲劇之一。因為，那麼多的中國作家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消失了，今天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是誰！他們是怎麼消失的？他們曾經經歷了什麼？
我過去曾經這樣寫過：全球最大的作家悲劇就是上個世紀中國作家的悲劇。許多作家就這樣銷聲匿跡，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沒有人知道他們為什麼消失。沒有任何一個別的國家發生過這樣大規模的災難性的悲劇。阿爾巴尼亞有幸臨近西方文明國家，我的作品在法國，在歐洲出版之後，我的名字逐漸被歐洲讀者所熟悉，於是，倘若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消息就會傳到西方，我對阿爾巴尼亞共產政權沒有任何幻想，如果他們能夠打壓的話，他們絕不會手軟。但是，阿爾巴尼亞政府雖然也有意進一步打壓，但卻不敢輕舉妄動，因為我們多少受到歐洲輿論的保護，而中國卻遠在千里，外界根本無從知曉中國境內究竟發生著什麼，這就是中國的悲劇。
法廣：您的書接二連三地被翻譯成中文，您在中國的讀者也將越來越多，您想和中國的讀者們說些什麼？您是否有計劃有一天再次去中國？
共產專制並不能改變人的本性
卡達萊：我確實很想去中國，但是，我現在很難做旅行計劃。我年輕時曾經在蘇聯留學，幾十年來，我每年都在說，應該再回俄羅斯舊地重遊，但卻遲遲做不了決定。我的經紀人告訴我他和中國的出版商簽署了許多翻譯合同。這令我十分激動。因為我相信前共產體制國家的讀者應該對我的作品有同西方讀者所不同的感受。中國雖然還稱不上是前共產體制國家，但也毫無疑問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因為曾經在共產體制下生活過的人，他們親身體驗了太多的痛苦與悲傷，他們對文學藝術的真摯的熱愛也是其他人所無法體會的。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是痛苦。我的作品能夠引發中國讀者的共鳴，這也讓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這說明，共產專制並不能改變人的本性，說明專制可以摧毀人的肉體，但卻不能摧毀人的靈魂。而人的靈魂是相通的，無論是什麼樣的政治體制。記得我的作品最早，也就是1970年在法國出版的時候，令我十分驚訝的是西方的讀者對此居然也如此地感興趣。當初，我們這些生活在共產體制國家的作家最大的期待就是自己在本國不能夠出版的作品能夠在西方發行，能夠多少引發西方讀者的關注。而今天，有意思的是，我的書居然會在前共產國家出版，說實話，我根本沒有預想到我的作品有一天能夠在中國這麼一個神秘遙遠的國家出版，並且引發中國讀者的共鳴，這使我再一次切身地感受到文學作品的普世性，也就是說，文學作品自身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他們不會隨著政治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在納粹體制下產生的文學作品並不是納粹文學，共產制度下的文學作品也不是共產文學，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文學作品也不叫資本主義文學，事實上，文學即使表面上帶有政治體制的烙印，但從本質上，文學是普世財產，是人類共同擁有的財富，文學作品沒有祖國，出自某個民族的作品也是獻給所有國家，所有民族，所有時代的文學。這真是一種神奇的特性，它本身就在反對任何自我封閉。這就是為什麼當我聽到我的作品在中國等前共產主義國家出版時，我感到特別興奮。
法廣：您是否認為您的作品之所以在這些國家受歡迎，恰恰因為您的作品是共產體制國家的見證？
卡達萊：可以這麼說，也可以說是恰恰相反，因為前共產國家的讀者也可以說，這些我們都已經親身經歷過，所以沒有必要再讀。確實，現實總是要比理論要複雜得多，因為人們閱讀文學作品的出發點往往並不僅僅是出於好奇。比如說，《破碎的四月》，這本書中所講述的故事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發生，民間家族之間的「仇殺」Vendetta傳統自古希臘以來就在全世界各地都存在。我過去長期研究莎士比亞的作品，對仇殺這一主題做過專門的研究，莎士比亞時代英國劇院演出的劇本大多與仇殺有關，當年的觀眾看戲時都要問，這齣戲講的是什麼故事，與仇殺有關嗎？倘若無關，觀眾就會覺得十分掃興。仇殺的傳統在歐洲各地都是一個十分古老的傳統，哈姆雷特的故事本身也就是一個仇殺的故事。而對今天的讀者來說，仇殺的習俗似乎已經十分原始，十分遙遠，似乎只有科西嘉，阿爾巴尼亞等落後，偏遠的民族才會延續這樣的傳統，而事實上，這一傳統在歐洲曾經延續了很久。這一傳統與現實認知上的反差也從側面顯示了文學的反叛性，文學作品向讀者提供的往往是一個同官方版本不同的歷史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