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自疫情以來，我頭一次見到王五。秉著支持國家復產復工刺激消費的原則，我們決定在路邊的一家餐館吃午飯。酒足飯飽之後，我們開始聊起了最近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方方。
I.外國防疫措施做得更爛
「方方這個人啊，生在福中不知福。」他感慨道。「她寫的日記里的話，原樣送給現在的西方國家，一點問題都沒有。」
「此話怎講？」我問道。
「她在日記裡面寫，一會這個追責，一會那個上恥辱柱，還要求政府謝罪。」他說，「你看看現在的美國、西班牙、義大利、英國，不是說民主燈塔嗎？不是要講自由講人權嗎？為什麼防控措施漏洞百出，確診人數節節高升，醫療體系幾近崩潰？他們的政府才是在草菅人命。」
「那他們的政府確實需要反思，」我說，「但是這和方方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知道她看到這些國家的糟糕表現之後，還有什麼底氣要求政府向武漢市民感恩，向人民謝罪。」
「我不明白，這兩者有什麼關聯？」
「你瞧，外國政府做得這麼差，她不去批評；而中共政府的抗疫措施，她卻吹毛求疵，總是提意見。紐約確診人數早就超過武漢了，她說過一句話嗎？」他答道，「對外選擇性失明，對內卻百般挑剔，難道這不是雙標嗎？」
「冷靜，我的朋友，」我說，「我想知道，你覺得，一個人是更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還是更關心與自己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事？」
「大多數情況下是前者。」
「對武漢人來說，武漢的疫情和他們切身利益相關嗎？」
「當然，那是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事。」
「那美國的疫情對於普通武漢人來說，有什麼利益關係嗎？」
「打不著關係。」
「那美國疫情又和方方有什麼關係呢？」我問道，「難道說，因為她批評了武漢政府的防疫工作，所以也就產生了去了解並報導美國防疫工作的義務嗎？」「你描述的情形很荒謬。」
「一個人批評政府，必須建立在對其他國家政府運作的了解之上嗎？」
「顯然不是。否則按照這套邏輯，外國政府最有資格批評本國政府，因為它們對『其他國家』的政策最為了解。」
「而這正是你提出來的要求，」我說，「你瞧，作為武漢居民，疫情與方方的利益直接相關，她據此寫日記無可厚非。按照你的說法，如果她批評武漢政府的同時不去批評美國，那麼她就是選擇性失明，就是雙標；可是你剛剛又承認，武漢人沒有義務去了解美國的防疫措施，更沒有義務去介紹它們；而普通人批評本國政府的時候，又不必以知曉外國政府的政策為前提。如此一來，方方的日記只提中國，不提國外，又有什麼不對呢？」
II.方方與境外勢力有勾結
「好吧，」他不情願地說道，「但是這件事還是非常蹊蹺，讓我懷疑有境外勢力從中作梗。」
「為什麼這麼說？」
「她這個書不是在外國出版了嘛。」他說，「哪有這麼巧的事，剛寫好就出版？肯定是境外勢力提前聯繫了她當槍手，寫完之後火線出版，用來抹黑中共！」「所以你的思路是說，因為這事不合常理，必須引入境外勢力才能說得通，對嗎？」
「沒錯。」他答。
「那麼，」我問，「具體什麼地方說不通呢？」
「你瞧，對於一本書來說，這個翻譯發行速度也太快了。」他說，「我看到網上說，劉慈欣的《三體》英文翻譯加出版用了6年，而方方日記只用了半個月。難道這不是早有預謀嗎？」
「我想問問，半個月這個數據怎麼來的？」
「3月25日完成寫作，4月8日上架，不是半個月嗎？」
「可是4月8日是預售呀，正式銷售日期是8月。」我指出，「對於一個只有62篇的日記來說，這個時間用來翻譯綽綽有餘了。還要考慮到，它是日記而非嚴肅文學作品，翻譯難度肯定是比一般的文學作品要低的。我認為，用《三體》來類比是極不恰當的。」
「這吃相也太難看了，」他說，「才寫完沒多久就急匆匆地跑到國外去出版了。」「這種緊貼時事的作品，難道不應該趕著出版才有市場嗎？」我答道，「要是和《三體》一樣，等6年才出版，從出版商的角度看，豈不是虧死。」
「有一定道理。」「所以你瞧，」我說，「用常理足以解釋這個問題，不需要引入境外勢力。此外，關於方方和境外勢力有勾結，你還有其他實質的證據嗎？」
「沒有。」他答。
「很好。」我說。
III.方方日記為境外勢力提供了彈藥
緊接著他又向我拋出了第三個論點：「無論如何，她這個日記放到西方國家去出版，無異於給反華勢力送去一個大禮包。」他說。
「所以說，你只是反對她的日記送去國外出版，而不反對她寫日記並發表在網上這個行為本身？」我問道。
他猶豫了一下，答道：「可以這麼說吧。」
「那你覺得，在國內發表和在國外出版之間，有什麼不同呢？」
「在國內主要都是中國人看，在國外那就是全世界都在看。」
「家醜不外揚？」
「是這麼個意思。」
「可是，即使在國內發表，也會被國外的人看到啊！」我說，「此時網際網路已經讓資訊流動暢通無阻了，橫在中國讀者與外國讀者之間的只剩下一道語言的屏障。從這個角度說，如果真的有反華勢力想要利用，他們完全可以私下翻譯並傳播。從結局上看，這和出版發行的效果是一樣的：反華勢力們無論如何都能拿到他們想要的武器。」
「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任何國內的信息，一旦發表，就有傳到國外去的可能；而任何負面信息，一旦傳到國外去，就有可能被反華勢力利用。」我說，「那麼，為了貫徹你提出的『不給反華勢力留話柄』的原則，我們也應該禁止一切負面信息在國內的發表，是這樣嗎？」
「似乎不能這麼說。」他說，「畢竟出版發行是要經過作者同意，而私下傳播是未經作者同意的。在造成這一結局方面，二者的主觀態度不一樣。」
「可是，如果的你的目標是『不給反華勢力留話柄』的話，原作者的主觀態度如何，應該不相關吧？同意或不同意，結局都是讓反華勢力落了話柄。」
「確實如此。」
「所以你贊同禁止一切負面信息發表的政策？」
「我不會這麼說，」他回答，「但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反駁。」
「不著急，我的朋友，」我說，「我們不是政治家，不必真的為政策勞心。不過，我倒是還有一個問題：你覺得事實重要嗎？」
「什麼意思？」
「我們都知道，如果方方日記里有很嚴重的事實錯誤，造謠抹黑，那麼此時放到國外去出版，顯然是值得被譴責的。」
「一點也沒錯。」
「但如果日記的內容沒有嚴重的事實錯誤呢？如果這些『話柄』都是真的，我們對此的評價應該有所改變嗎？我們應該責怪將一些不利於我們國家的事實公之於眾的人嗎？」
「唔….」他說，「聽上去像是一個取決於屁股的問題。」接著他站了起來，對我說，「行了，再聊下去我頭都要大了。現在，讓我們各自回家吧。」
於是我們走到店外，互相道別。
寫在後面
在為這篇對話收集素材的時候，我注意到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論據建立在「方方日記歪曲事實」這個前提之上。於是我做了下簡單的檢索，想看看有沒有實錘扒出方方日記出現嚴重的事實錯誤的貼文。很遺憾，我找到的為數不多的「避謠」，大多集中在「滿地手機」或者「護士死亡」這兩個問題上，而作為攻擊者主要目標的「抹黑體制」卻鮮有實錘證據。於是便有了文末那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方方日記大體上是真實的，人們對它所做的這些指控還能成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