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絕然不同的兩種意識形態、兩種政治制度的代表。習近平上台之後表明，他要讓世界「聽到中國聲音」，要向世界宣傳並輸出「中國模式」，換言之，要用中國「一個領袖、一個黨」的治理模式來戰勝和取代現存的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治理模式。是否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領導，世界上無外乎有三類國家，一類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的領導者，一類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而拒絕這樣做，還有的國家還在舉棋不定，要看看誰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好處。
解決上述問題最文明解決方式是讓世界各國自由選擇。這樣，世界有可能會通過和平、自由選擇的方式重新回到30多年以前的雙元政治經濟結構：那時是以蘇聯為首的極權政治國家為一方，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國家為另一方。現在則可能由中國來取代替代蘇聯成為以極權政治和國有經濟為主導的陣營的領袖。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組織的框架內，這種分野依然客觀存在。無視這個現實只會使有的國家繼續被利用，而另一些國家繼續占便宜，這種局面並不公平。
用兩個陣營來解決現存的虛幻和不公平的全球化現象，不會導致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益損失。現在的世界人口已經接近80億，如果分成兩個陣營，每一個陣營都可以有數以十億計的人口規模，這樣的規模足以支撐任何享有規模效益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只有今天的一半左右，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之初，世界人口也不到45億。今天世界即使分成兩個陣營，絕對可以在一個更公正、更和平的環境下支撐另一波「半全球化」的增長。
現有的世界組織都可以一分為二，這樣會更有營運效益。以民主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組織設在美國和歐洲，以極權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組織設在中國。這樣的世界將會減少許多的猜疑和爭吵，例如，西方國家不至於像當初因為卡扎菲的利比亞等臭名昭著的極權國家進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而感到憤怒，也不會因為中國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進行欺騙而感到不公平。中國和其他極權國家也不用擔心西方國家指責其迫害記者、壓制公民自由等等。減少了這些爭吵，也就減少了摩擦的可能性。
有人擔心這樣的兩極世界會導致資訊流通不暢，其實在極權國家封鎖信息的情況下，西方國家單邊開放信息本來就是自我傷害。例如，西方派駐極權國家的記者常常被嚴密控制甚至遭受人身騷擾，而來自極權國家的那些披著國有媒體記者外衣的情報人員則可以在他國任意獲取信息，甚至通過這種自由獲取商業、科技和軍事利益。在一個新的兩極的世界裡，完全採取對等原則，唯有此舉方可防止只對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損的情況發生，從而終止劣幣驅逐良幣的不公正現象。
在自由民主國家，工人的政治權利得到保障，具有與資本進行談判的能力；而在極權國家，工人沒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他們政治和經濟權利得不到保障，所以應該禁止資本和商品在兩個陣營之間無約束的流動，因為那樣只會使已開發國家的資本和極權國家的官員勾結獲利，損害雙邊基層民眾的權益。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不應該姑息本國的資本所有者以行賄等手段與極權國家的政治強人進行勾結，應該對逃離本國的資本課以重稅，除非他們願意徹底皈依極權陣營，放棄在民主法治國家所享有的權利保障。
在上個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的兩個陣營的競賽中，自由、法治社會取得了科學技術、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明顯優勢。我相信，再來一輪極權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競爭，歷史還會重現，這是因為自由、民主、法治符合人的本性，有利於發揮人的創造性，而極權制度違反人性，更是需要日益增加的成本來維持鎮壓活動。假如中國共產黨真如它自己宣稱的那樣具有自信，不妨接受這一歷史性的挑戰，心口如一、理直氣壯地與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等分道揚鑣，並且在競爭中埋葬他們痛恨的自由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