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視察陝西，狀態不佳；講話重提「西遷精神」、「楓橋經驗」釋放信號。（視頻截圖）
習近平在面臨時局艱危時刻於4月20日至23日視察陝西多地，被視為庚子「西狩」。在陝期間，他除了視察中共核武庫及核武指揮中心外，到西安交通大學西遷博物館發表講話，重申「西遷精神」、「延安精神」和毛澤東50年前批示的「楓橋經驗」。
習近平這番講話在當下意味著什麼？他強調的「西遷精神」又是什麼？知名自媒體人士、時政分析評論家江峰先生還原了真實的「西遷」，解析了習近平重申「西遷精神」、「楓橋經驗」在當下所釋放的信息是什麼。
中共統治中一直貫穿著倡導各種「精神」，成了總結式的美化
中共統治總喜歡用「精神」這個詞兒，用地名的，象什麼「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用人名的，象「雷鋒精神、歐陽海精神」，等等等等。基本上把老百姓都折騰神經了，這「精神」就算貫徹好了。所有的「精神」都是為了政治需求的宣傳口徑，對中共統治當中某個重大歷史事件，包括重大的決策和施政錯誤，進行總結式的美化；甚至重大災難發生後，為了弱化人禍的因素，也搞個「精神」出來，什麼唐山「抗震精神」，什麼「汶川精神」。地震是自然現象，要是思考就應該好好思考怎麼科學預報，思考如何減少政治因素對地震預報的影響，它反而來個「抗震」，來個「人定勝天精神」。什麼是「汶川精神」呢？官方說是體現中國共產黨「制度優勢」，「多難興邦」，「廢墟上的精神」。於是那些倒塌的校舍，那些廢墟下的孩子們的生命，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因為他們相對於「愛國主義」，相對於「黨的偉大」顯得那麼孱弱，都要被遺忘，那些試圖要把他們的名字記錄下來的人，都要被抓捕。我們不難想像，很快，就會有一個「武漢精神」出現了。
我們以下重點說說習近平上個星期「西狩」時重提的「西遷精神」、「延安精神」和「楓橋經驗」。
「西遷精神」反映中國教育歷史中存在幾十年的正統之爭
最早的「西遷精神」說的是上海交通大學，1955年從上海遷往西安之事。2017年的時候，西安交大一些經歷當年西遷的老教授給習近平寫信，重提「西遷精神」，表面看是配合學校這一年將9月10日定為西遷紀念日，並建設西遷博物館；實際上則是中國教育歷史中存在幾十年的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正統之爭。
西安交大建立之後，因為它是原中華民國交通部留下的國立上海交通大學幾乎完整地遷到西安，所以實力很強，上海原址只留下了一個系，要不是中央政策後來又變了，上海根本不會留下什麼交通大學的了，所以西安交大作為中國麻省理工的正宗，榮耀了三十多年。
1990年代，上海出了個中共黨魁江澤民，他雖然只在交大讀了大學四年的最後一年，但是他很吹噓他是交大的，避而不提他的前三年是在中央大學讀書，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把沿海和華北的主要大學都遷往大陸，中央大學留在南京的一部分在日占區，所以被稱作偽中央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偽中央大學讀書的學生都要經歷政治審查，而當時上海交通大學回遷上海，學生政治背景沒問題，所以江澤民轉學，並強調自己在上海交大讀書，避而不談偽大學的歷史。有這麼一段兒。
除了江澤民的因素之外，更主要是上海從90年代末開始，重新成為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而同時西安成了開發大西北的中心城市（什麼叫做「開發大西北」呀？就是經濟上落後麼，才要開發麼）。所以上海交大獲得了西安無法獲得的教育資源，資金、師資力量和生源都厲害了；西安交大除了從教育部拿錢，陝西省每年給西安交大也就3個億，試想，一個重點國家實驗室就要數千萬資金，怎麼養得起麼？還有就是西安交大錄取學生很長時間沒有保證陝西省委規定的本省學生占30%，所以陝西省和西安交大的關係一直不和，到本屆院校領導和陝西新的書記來了之後，才有了改觀。
那麼2017年老教授上書重提「西遷精神」，根據新華社通稿，說是老教授們認真學習習近平十九大講話，匯報學習體會，提出弘揚奉獻報國精神。實際上新華社上述的真實目的就是，以前上海交大沾了「改革開放」的光，占了江澤民的光，現在習近平算是陝西出道的總書記了，能不能支持一下沾沾光啦；另外胡和平是2016年當陝西省長，2017年升陝西省委書記，作為地方要員，表忠述誠，找到跟十九大講話相匹配的「西遷精神」，並讓老教授們去代為表達，是一個很老練的政治手腕。比如當年薄熙來去重慶，找一個「紅岩精神」出來緊接著唱紅掃黑一樣，運用好任職地方的中共政治文化傳統，是一個老練的政治舉動。所以近幾年，圍繞著「西遷」，搞出了好多文藝演出、座談會、博物館，就是這個原因。
習近平2017年是怎麼回復老教授上書的呢？2017年，習近平說：發揚「西遷精神」，為西部發展、國家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看到吧，重點在西部發展，這其實跟西安交大當年西遷的中共基本動機是一樣的。
中共媒體總是一個調門，什麼愛國奉獻呀，那麼愛國奉獻的「西遷精神」是不是又是對黨的重大決策和施政錯誤進行的總結式美化呢？西遷的真實背景到底是怎麼樣的呢？西安交大從上海交大分離出來，從官媒上看說是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建設的要求。到底是怎樣的國防建設要求，很少人再講了。
「西遷」之前中共依照蘇俄教育模式對大學進行了一番「改造」
首先分離說或「院系調整」說都是不對的，當年的決策就是要整體搬遷，就是要把上海交大整個搬到西安去。這可以從一些事實看出來：1955年接到遷移命令，1956年就完成；70%教師西遷，共1700人；實驗設備和圖書館92%被搬走；校長都是由原來上海交大校長彭康擔任，就連校門口的牌子和學校的標誌都搬走了，這表明了下決心遷走而不是什麼分離調整。那麼是什麼促成了這樣的決心呢？其實當時上海交大在搬遷之前已經有過兩個大的動作：
第一個就是根據蘇聯的意見進行院系調整。清朝盛宣懷時代打造的南洋公學的底子非常好，合併成國立交通大學之後，教學是比對世界一流大學去的。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去美國的時候，美國當時不認交大的文憑，康乃爾大學一番考核下來，茅以升成績卓著，美國之後才把交通大學的文憑認了下來。
中共一邊倒向蘇俄之後，教育也是把原來歐美教育體系的中國一流大學，按照社會主義需要進行改造。歐美教育體系跟蘇聯的有什麼區別呢？一句話：歐美大學培養通才，蘇聯培養專才。但是這「專才」不是有觸類旁通的綜合專業能力的專才，而是符合計畫經濟體制的專門要求，按產業部門，甚至是按產品來設立專業；不需要獨立思考能力，你只要符合國家要求就行，這就是蘇聯教育模式。交大把很多綜合科系分出去，實力已經大大減弱了，但當時中共華東局書記陳毅認為交大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大學，是板上釘釘的。
第二個事情就是擴建。但是當時在上海找了好幾個地方都不合適，就在這當口上，中央「西遷」指示下來了。
台海局勢緊張、核威脅是「西遷」真實背景；謀求核稱霸野心是「西遷」真正目的
當時國際形勢是，朝鮮戰爭結束後，台海緊張形勢迅速升溫。此前，杜魯門總統是反感蔣介石希望加入韓戰作戰，或是同時開闢大陸第二戰場的；一直到艾森豪1954年上台，美國對台灣才恢復了熱情。1954年2月，美台舉行共同防衛台灣作戰會議，5月，蔣介石視察浙江大陳島，準備在島上建設機場，他在日記中說再一次回到浙江故土，心情愉快。可以看出蔣介石當時對美國給予了希望，覺得反攻大陸有望了；1954年年底，《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美國擺明要軍事支持台灣了。
1955年1月，中共試探性進攻大陳島，欲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會不會來真的，結果在美軍第七艦隊要求下，蔣介石撤離了島上的官兵與島民；而毛澤東致電前線，讓國軍撤離，因涉及政治因素，就是考慮美軍介入的不確定性；9月，中共炮擊金門，炸死了美國顧問。當時表面是毛澤東和蔣介石較勁，實際是背後的蘇聯和美國在較勁，毛澤東是故意刺激背後的大老闆出面，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什麼目的？蘇聯放出風來要用氫彈解決問題。1955年1月，莫斯科答應提供核幫助，同月，地質部長李四光告訴毛澤東，在廣西找到了鈾礦，毛興奮不已。毛澤東下的賭注是，犧牲三億中國人，來換取原子彈。毛在中央擴大會議上說，我們有人，有資源，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會議通過了《02號核研究計畫》；同年3月，全國黨代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要開始進入原子能的歷史新時期了。1955年4月，中蘇雙方簽訂原子能協定，蘇聯提供技術，幫助中國培訓核物理專家和技術人員。
同時，海峽對岸，美國方面對蘇聯的強勢逼迫和中共的軍事行動，美國空軍部計畫處向蔣介石提議，只要蔣申請，即可出借原子彈供反攻大陸之用。蔣介石當然知道原子彈的厲害，也知道此物對他反攻大陸會很有用，但他更清楚，大陸是同一族的人民、一國同胞，原子彈「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即便通過原子彈取得勝利，他就將永遠成為民族的罪人了。
但是毛澤東判斷蔣介石要動手，即便不用原子彈，台灣一旦獲得美國支持，上海和長三角地區，杭州灣肯定是登陸的首選。因此，就在蘇聯答應支援中共核技術三個月後，1955年，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提出「在沿海城市中，今後一般地不應該再新建和大規模擴建高等學校。」作為中國排名第一位的工業大學、上海交大，院系調整符合蘇聯要求了，上海場地也不好找，幾個因素湊在一起，國務院就把交大西遷放在了首要工作上。
當年中共對時局的判斷被證明是重大錯誤
「社會主義建設」是個大帽子，「支持西部、全面發展教育格局」其實就是一個幌子。要均衡發展不應該全搬走呀，排名第一的工業大學搬走了，難道上海這個第一大工業城市就不需要發展了麼？台海情勢緊張，可能存在的登陸戰甚至是核打擊，中共從來沒有對外說過，更不會告訴人民。上海交大的西遷從一開始就是被中共領袖的核稱霸野心所籠罩，用主動挑釁的姿態，進攻大陳島、砲擊金門來刺激剛剛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台灣和美國來升級戰爭，用犧牲3億中國人來換取中共擁有核武器這樣的歷史背景。而交大西遷，也是完全因應了中蘇核協議的要求，要交大的人才做核技術的專家與研究人員的儲備。1955年4月份與蘇聯簽定原子能協議，5月份就決定搬遷交大。交大到達西安之後，1956年開始增加原子能專業，並開始以交大的技術力量為主，在西北沙漠建立西北核研究院。這都是旁證。
然而中共領袖對時局的判斷很快就被證明是重大錯誤。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提出《論十大關係》，認為應當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地，可以不搬家了，結果交大一二年級在西安已經開課了，教師和家屬也過去6000多人。第二年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開始「大鳴大放」，憋了一肚子氣的交大師生們，大字報貼出去幾萬張，批評中共的宣傳只講遷校的好處，壞處隻字不提。後來是周恩來出面協調，因為已經搬遷了大部分，所以再搬回來更浪費錢，就協調成了交大「統一領導、兩地辦學」。那個年代，打個電話都金貴，怎麼統一領導？還是荒唐。一直到了1959年，才正式分離，原上海交大校長擔任西安交大校長，上海交大找一個老革命、老新四軍謝邦治當了殘留上海的交大校長。
這就是所謂「西遷精神」的真實背景——典型的再一次把中共的荒唐決策、一次人禍活生生編造成高尚精神楷模的真相。
重提「西遷精神」意味著中共再次面臨台海緊張、與美衝突，甚至戰爭危機
然而這一次習近平來到西安交大，再一次強調「西遷精神」的時候，跟三年前又不一樣了。三年前還是鼓勵西部開發，這一次呢，習近平可是胸懷全世界了，他提到當前的中共病毒疫情，形容中共病毒疫情為中國帶來機遇：「大的歷史進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災難之後，我們這個民族就是這樣在艱難困苦中歷練、成長起來的。」
當我們了解了真正「西遷精神」的背景，我們會對習近平如今重提「西遷精神」有更深的理解，讓人毛骨悚然。庚子「西狩」的習近平西安之行，先秘密視察中國最大的核武庫，氫彈存儲基地及核子戰爭控制中心，中共又再一次面臨當年類似的台海緊張形勢，再一次面臨與美國可能發生的全面衝突，甚至核子戰爭的威脅。庚子「西狩」的習近平離重蹈毛澤東的覆轍，犯驕狂與重大誤判致民族於災難還有多遠？
中共的「精神」和「經驗」都是整人治民的宣導和手段
「西遷精神」除了對於中共黨魁們來說意味著犧牲中國人的生命，實現自己稱霸企圖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愚民宣導。習近平同時還提出了「延安精神」、「楓橋經驗」，這些話題我們過去都聊過，綜合來看，什麼是「延安精神」？那就是中共說自己是啥就是啥，要中共黨內高度統一，維繫獨裁地位的精神；「西遷精神」，就是中共要你幹啥你幹啥，要中國的精英和思想界徹底犬儒，依附中共統治的精神；什麼是「楓橋經驗」？就是一個互相告發、嚴打到底層，實現基層維穩的模式，要中國老百姓徹底奴化。
電影《芙蓉鎮》裡面有這樣一段畫面：被關了十年的右派秦書田返回芙蓉鎮，渡船之上碰到了當年迫害自己入獄的中共女幹部，女幹部似有感慨地說，「哎呀，同志，一切都過去了。」秦書田回道：「聽你叫『同志』怎麼那麼彆扭。你們這些當幹部的，能不能學著過點老百姓的日子，別總想著跟他們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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