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警改制自軍隊，是中共用於對內鎮壓民眾的棍子。（Feng Li/Getty Images）
中共搞的是中央集權體制，包括「舉國體制」，公論已久。但是，一場瘟疫，卻出人意料地將地方割據問題暴露了出來。為什麼4月29日結束的中共人大常委會要急急地審議《武警法》修訂案（2009年8月27日才頒布實施）？有論者指：疫情擴散，地方紛紛自保，武警可能成為地方武裝；人大常委會急修《武警法》，武警由中央軍委直管，剝奪地方指揮權，突顯中央集權危機感。
地方割據是中國歷史上的老問題（「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共竊國以來，厲行黨的「一元化領導」，高唱「中央權威」、「四個服從」，空前的中央集權和社會控制極端化，似乎地方割據已不成問題了。但，事情並非這麼簡單。
第一，中共講「鬥爭哲學」，毛時代有所謂「十次路線鬥爭」，內鬥在鄧、江、胡、習時代也方興未艾。有內鬥就必有派系，有派系就必有「山頭」。中共一直講「反山頭主義」，從毛澤東到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在講；2014年10月30日，「山頭主義」一詞還在中央巡視反饋中首次「亮相」。這說明「山頭主義」之根深蒂固了。而有「山頭」，在「條條」、「塊塊」中都會表現出來。中共高層在地方形成勢力範圍，眾所周知，如江澤民的「上海幫」（後演變為江派），周永康的「四川幫」，劉雲山的「內蒙幫」，張德江的「吉林幫」，張高麗的「天津幫」等等，這就隱隱有地方割據之勢了。可以說，地方割據隱患是中共鬥爭哲學的必然產物。
第二，中共是中央集權體制，但事物都有一正一反兩個方面，其實，中共也有個分權體制。舉例而言，大家知道，中共的集權，最後，權力往往都集到一把手那兒去了；權力是金字塔型的，是分級的，每層都有一把手，從村長到最高層，每層的一把手往往都是「土皇帝」。所以，中共的權力體制，實質是無數的「土皇帝」的集合。既然是「土皇帝」，就要自己說了算，就會儘量的去攫取權力，只要有機會就占地為王，地方割據隱患就自在其中了。
以上兩點都是從哲學層面來談，還是泛泛而談。下面我們就來談兩個具體問題。
其一，「諸侯經濟」
毛時代，從蘇聯移植來的體制就有嚴重問題，毛專門寫了篇《論十大關係》，其中之一就是中央和地方關係問題，毛講要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一直在集權和分權之間打轉，搞了兩次調整，到死都沒轉出來；「改革開放」後，「一切向錢看」，中央和地方關係問題就主要轉化為「諸侯經濟」問題了，一直到現在都無法解決。地方保護主義橫行，中共談了幾十年的建立「國內統一市場」，至今仍是個夢。
「諸侯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就濫觴了。中國市場被分割成了許多塊，地區間人為設置的壁壘讓人深惡痛絕。在中共經濟分權、政治集權、地方領導「實績」晉升的大框架中，各地互相封鎖，各自為政。尤其，地方官員要升官，就要有政績，就要干出點驚天動地的大業，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之一就是把當地變成一個巨大的建築工地，或大拆大建，或招商引資，或違規搶上項目，或對外封鎖。
所以，我們看到，僅從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三次重複建設浪潮。多年來，中共一直在講產能過剩問題（2014年，大陸工業總體產能利用率約為78.7%。而按照國際通行標準，產能利用率超過90%為產能不足，79%-90%為正常水平，低於79%為產能過剩，低於75%為嚴重產能過剩。據此判斷，目前我國工業總體處於產能過剩狀態，部分行業已經屬於嚴重產能過剩），其實質就在於重複建設、諸侯經濟問題。
2016年6月初，中共正式發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作為國家級戰略，聲稱「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實現的核心核心難題，還是在於能否突破「諸侯經濟」。從當前已開發國家世界級城市群的城市體系看，大多呈現出「金字塔」形，也就是「一個世界級核心城市——若干區域性中心城市——一定數量的一般城市——數量較多的小城鎮」這樣的驅動模型。但是，長三角卻並非如此：一方面，產業結構相似度連年上升，「千城一面」；另一方面，協調機制是「老大難」。
事實上，上海與周邊城市的競爭優勢差距並沒有像其他全球城市那樣大，蘇州和杭州作為上海兩翼最大經濟體量的城市，無論是先進位造業還是現代服務業的招商方面和上海暗戰不斷，常常上海一個項目剛談到一半，就被隔壁城市以稅收和政策的靈活性以及較低的成本挖走。的確，「諸侯經濟」牽扯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有那麼好突破的嗎？
中共一直在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全國大市場。近年來搞「放改服」改革，欲優化營商環境，旺消費促發展。2017年初，中共國務院還印發第一部全國市場監管中長期規劃——《「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聲稱「到2020年，初步形成科學高效的市場監管體系，構建以法治為基礎、企業自律和社會共治為支撐的市場監管新格局。」現在已是2020年了，其實效又如何呢？還是那句老話，「規劃規劃，牆上掛掛」。
其二，中共控制地方的若干措施
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講「為政以德」，「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中共反其道而行之，在對地方的控制上絞盡腦汁，大體上有這麼幾個措施。
第一，中央集權。
在權力鏈條上，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對上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國務院統一領導（其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負責的規定，是虛的）；國務院有權規定中央和省國家行政機關的職權的具體劃分，並有權發布或撤銷省政府作適當的決定和命令。
在人事權上，中央下管一級（有個時期曾下管兩級）封疆大吏都是由中央任免，不由地方產生，還有任職迴避制度；而且，近年來還積極推動央地幹部交流（如2016年54名中青年司局級領導幹部履新），廳級幹部跨省區市交流任職（2019年已涉19省份）。
在財權上，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財政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上都大幅提升，各省級區域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產生依賴，財政自給率下降。
在軍權上，中央軍委統一管理武裝力量，各地駐軍除保衛職能外，還有防控意味，中共對軍地交往有嚴格控制，封疆大吏並無實質的軍事權限。2017年12月，中共決定調整武警領導指揮體制，劃歸中共中央、中共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實行「中共軍委-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歸中共軍委建制，不再列國務院序列。這一改革的直接後果是中共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各級公安部門均無權調動武警。
此外，中央對一些部門實行垂直管理（「人、財、物、業務」垂直到上級主管部門管理，而不由本級政府負責），這也是為防止行政干預和地方保護主義膨脹，加強中央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能力；還有，龐大的央企遍及各地，這也是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力量。
第二，中央監察、巡視、督查。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黨的監督機構，到1993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合署辦公，再到2018年修憲，將監察職能從政府系統中分離出來，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同中央紀委會合署辦公，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中共搞黨政一體、強化監察（但，國監委淪為中共的私貨，2019年「兩會」竟不向人大報告工作）。中共所謂的監察，不僅講廉潔監察，還講效能監察，自然有威懾地方諸侯的含義。
在國監委之外，中共還搞中央巡視，建立專門巡視機構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監督；在國務院搞督查（例如，2019年9月2日，國務院第十督查組來瓊開展國務院第六次大督查）；中共還搞了專項的督查行動，如中央環保督查（2016年的開始的首輪督查歷時3年，2019年7月又啟動了第二輪）等。
此外，央行國庫部門作為各級政府資金的「管家」和「守庫人」，承擔著服務與監督的雙重責任。它與人大、審計監督共同構成「大監督」格局。
以上可見，中共確是費盡心思，渴求政令統一、政令暢通，但中共實在病入膏肓，回天無力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權錢交易的瘋狂、政權流氓化的加劇和官員道德底線的喪失等，使「認認真真搞形式，扎紮實實走過場」是官場常態，一切制度、規定都可能在瞬間淪為廢紙，一切防範都可能在霎那間成為虛設。中共政局突變的土壤早在那靜靜等待了。
當初，江澤民為穩住權力，自己帶頭，放縱全黨大腐敗，「悶聲發大財」，以腐敗作為權力鏈條通暢運行的潤滑劑。到胡錦濤時代，權力被江架空，胡溫「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習近平上台後，想當一代雄主，也一度打虎赫赫，但積重難返，也包括其自身的一些原因，仍然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習當局雖想在中央地關係方面搞突破，但步履艱難。政府間事權劃分不僅涉及行政權劃分，還涉及立法、司法等廣義公共服務部門，是「大事權」的概念。習當局認為，全面推進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條件尚不成熟，於是選擇從財政事權入手。2016年8月，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分領域推進的工作安排，要求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領域改革，研究起草政府間財政關係法。現在看來，這顯然是完不成的任務了。
目前，中央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規範。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務太少，大量交給地方管理。「中央發令、地方執行」，權履行過程中必然導致權利不清、責任不明、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問題。更嚴重的是，中央事權、中央執行權太少，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提供了廣闊的土壤，中央權威無形中就被架空了。所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有其深刻體制根源的。
這次中共病毒（武漢瘟疫）爆發，中共一時驚慌失措，手忙腳亂，亂象紛呈，更使中央權威遭受了嚴重打擊。
當疫情不斷惡化，大陸各地的醫療物資如口罩、防護服等緊缺情況加劇，各地政府開始搶奪其它省市的過境醫用物資。中共國務院1月29日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地方各級政府「不得以任何名義截留、調用」醫用物資。習近平2月3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疫情防控要「堅持全國防疫一盤棋」，要服從當局「統一指揮」，否則懲處。但地方政府不但不聽，攔截這些物資的現象更加猖獗。如有學者所說，肆虐的疫情已讓一些地方進入了「凖戰爭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各地都會優先自保，已經顧不上平時表面的和諧了。」
中共體制中的地方割據隱患，於茲現形。如果瘟疫二次爆發，且長時間持續；如果再伴生其它全社會性的重大災難，中共政局崩解，那麼，地方割據恐怕就不再是隱患，而是現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