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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誰是漢奸!五四梅思平和曹汝霖

1946年9月14日,因叛國罪,50歲的梅思平被國民政府槍決。曹汝霖不得不出馬,跟日本交涉,頗費口舌,總算保住了醫院。當時,日本人出於戰略需要,推行以華治華的近衛方針,大力籠絡名人政客,扶持和培養漢奸。以汪精衛為代表的人,紛紛投靠。但這並不包括曹汝霖。抗戰八年,他沒有擔任過偽職,也沒有替日本人做過一件事。

中學的歷史教科書裡面,都介紹過五四運動。眾所周知,我們的教材,高度肯定這次運動,認為是進步的,愛國的,有思想啟蒙意義的,但是,對這次運動具體內容,介紹甚少。這也是我們歷史書的通病,經常給一些高大全的結論,強塞各種偉光正的評價,卻缺乏有血有肉、生動細緻的故事和細節。長此以往,歷史書跟政治書大同小異,甚至比黨中央的總路線還要嚴肅,這種東西,誰願意看呢?

歷史真正耐看的,竊以為,不是結局而是過程,並非意義卻為故事。

接下來我想講的,就是跟五四息息相關的兩個人,以及幾個相關的小故事。

五四運動爆發後,學生打著愛國的旗號,罷課遊行,聲勢浩大。剛開始,這種遊行還比較理性和溫和,後來,在一些學生領袖的煽動下,越來越火爆,開始打砸外貨,擾亂秩序,甚至違法毆打所謂的「賣國賊」。

首當其衝的就是曹汝霖。

這是為什麼呢?

當時,中日矛盾已經成為主要民族矛盾,國民想到抵制外貨,第一個燒的就是日本商品。曹汝霖早年留學日本,從清朝末年開始,擔任外交次長,主要負責對日關係,跟日本人打過多年的交道,所以,當時很多中國人認為他是親日派。後來,他又擔任過袁世凱的外交總長,奉命跟日本進行過借款談判。正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學生眼中,這個中國人肯定不是好東西,常年跟日本勾勾搭搭,眉來眼去,必然是賣國賊。

你敢賣國,我就敢揍你。

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衝進曹汝霖私人住處,想揪住這個賣國賊,痛打一頓。很不巧,學生掘地三尺,也沒找到曹汝霖,這賊子不知藏起來了還是跑掉了。

怎麼辦?

好辦,點火吧,用600攝氏度的高溫,去清洗這片被賣國賊污染過的土地,就不信老子的愛國之火,鎮不住這個賣國賊的歪風邪氣。

這一把火,燒出了五四運動中看似正義、其實無恥的一幕——火燒趙家樓。

這一把火,燒出了一個狼狽不堪的賣國賊子——曹汝霖。他從此聲名掃地,民國政府迫於輿論壓力,棄卒保車,非但沒有嚴懲違法防火的學生,反而讓他辭職,其實就是變相承認學生行為是愛國的,你曹汝霖就是賣國。

這一把火,燒出了一個威風凜凜的愛國青年——梅思平。他從此聲名遠播,因為,他是當時的學生領袖,燒趙家樓的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因為這種愛國行動,他被媒體廣泛報導,一時風光無限,成為愛國進步青年的代表。

如果歷史是收音機裡面放出來的節目,我願意就此按下暫停鍵,如此,賣國賊終得報應,愛國青年浩氣長存,黑白分明,恩怨兩清,於是就可以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很可惜,不能。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而是歷經風霜後洞若觀火的猥瑣大叔。有些故事開端很美好,但結尾非常冷酷,甚至充滿黑色幽默般的諷刺,令人無限唏噓。

火燒趙家樓後,面對眾人非議,曹汝霖退出了政界,他對自己的十幾年外交生涯,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知道,自己身居其位,確實容易被人誤解,與其自我爭辯,不如篤行慎為,浴火重生。

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問明時嘆不遭。

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

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

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

以詩明志,這是中國文人的傳統,曹汝霖也不能免俗。但不得不說,這首詩用得極其出色。這首詩出自南宋詩人戴復古之手,原名叫《飲中達觀》,寫出了看破世事紛擾,獨身反省修行的情懷。曹汝霖用這首表明志向,耐人尋味。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真相可以被一時蒙蔽,但終將水落石出,無需過多自我分辨。《毛詩序》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發於言。若無深厚的文化修養和深刻的自我反思,肯定難以有這種睿智超脫的情懷。

曹汝霖用一首詩表達了出世修行的志向,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古人大隱隱於朝,小隱隱於市。五四以後,曹汝霖退出政界,完全打消了東山再起的心思,退出了政界。賦閒在家,他並沒開始享清福,一方面經營銀行,另一方面,利用銀行賺的錢,積極做慈善。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夫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夫,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夫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還可以儘量讓車夫有尊嚴的接受曹家的好意,可以說一舉兩得,細思極佳。

左為曹汝霖

二十年代末年,曹汝霖花了大量錢財和精力,辦了一所醫院。窮人就醫,繳費頗多優惠,甚至完全免費。醫院不賺錢,每年都需要曹家經營的銀行花錢補貼,才能保證不關門。

這種狀況持續了十多年,直至抗戰爆發。

日本人占領華北後,曾想強占這家醫院。這時候,曹汝霖不得不出馬,跟日本交涉,頗費口舌,總算保住了醫院。當時,日本人出於戰略需要,推行以華治華的近衛方針,大力籠絡名人政客,扶持和培養漢奸。以汪精衛為代表的人,紛紛投靠。但這並不包括曹汝霖。抗戰八年,他沒有擔任過偽職,也沒有替日本人做過一件事。

如果要投靠,他是有資本的,也是有條件的。他精通日語,曾長期跟日本人打交道,對日本情況非常了解,也認識一些日本的當朝官員。只要一點頭,立馬可以官運暢通,富貴榮華無數。

然而,他拒絕了。利誘不成的日本人,也曾一度惱羞成怒,開始威脅。曹汝霖沒有屈服,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氣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這樣,比如,曾經的愛國青年梅思平。

這個在五四運動中風光無限的年輕人,後來進入大學擔任教授,一直受人尊敬。然而,抗戰期間,他卻祕密潛入日占區,投靠日本人,隨後一路高升,最後做到了汪偽政權的中央組織部長。

看到這裡你一定會大跌破眼鏡。想不到吧,當年萬人唾棄的賣國賊,竟然堅貞不屈,守護著家國大義和民族氣節,而當年人人佩服的愛國英雄,卻搖身一變,成為了叛國的民族敗類。

沒辦法,這就是歷史——在看似溫情脈脈的表象之下,有著冰涼徹骨的真相,揭開以後,往往令人凌然大驚,甚至不寒而慄。

初看驚恐,細思尋常。幾百年前,文天祥在元朝大都的監獄裡面,寫過《正氣歌》,其中有兩句話,頗為深刻:「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是的,不經歷真正的烈火考驗,難以辨別是破銅還是真金。一個人是否愛國,並不在和平時期對內喊過多少口號,表達過怎樣的觀點,而在於非常時期,做出過怎樣的抉擇。

賣國賊誠然令人痛恨,但更不能原諒的是,像梅思平一樣,打著愛國的高尚旗號,站在道德制高點,違法亂紀的「進步人士」,這種人不是愛國者,而是愛國賊。

這種愛國賊,與賣國賊半斤八兩,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賣國賊是真小人,這種愛國賊是偽君子。愛國賊持著正義的尚方寶劍,高高在上,傷害同胞,綁架輿論,要挾政府,逞口舌之快,走極端之路,時時煽動別人衝到一線去,事臨自己卻往往做縮頭烏龜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當年某些人煽動學生,從北方一路南下,到南京國民政府請願。當時鬧得天翻地覆,輿論沸騰,南下的學生個個打了雞血一般,恨不得就去前線,最後驚動了國民政府的總裁蔣先生。蔣先生接見學生,心平氣和地給了兩個選擇。

第一,停止罷課,現在就回學校去好好上課。

第二,停止罷課,現在就去南京孝陵衛新兵訓練營報到,訓練完第一批送去前線報國。

結果,北方來的學生很快走得無影無蹤,如人間蒸發一般,沒有一個去南京孝陵衛報到。

可笑吧,但這就是事實,也是一些愛國賊的集中寫照。孔子說過,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一個人是否愛國,真正的標準是「聽其言」且「觀其行」,很多時候,行為比言論更具有參考價值。

讓我們回到火燒趙家樓吧。當年梅思平振臂一呼,點起愛國火炬的時候,明明知道,那棟房子裡面看不到賣國賊曹汝霖,卻有曹汝霖的小妾和幼子。熊熊大火中,面對從濃煙里跑出來孤兒弱婦時,這個愛國青年,是否心中有過羞愧,她們雖然是賣國賊曹汝霖的親屬,但他們也是血肉同胞——無辜的中國人啊。

即便當時熱血沖暈了頭腦,激情之下,難以自持。那麼,事後冷靜以後,有沒有過反思和懺悔?

沒有,一點都沒有。這個所謂的愛國青年,一直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合乎情理的正義之舉,高尚之行,若不信,且看看他的《獄中自白》吧。抗戰勝利以後,以叛國罪被關押在監獄中的梅思平,想到的依然是為自己辯護,從來沒有懺悔和反思。

相反,「賣國賊」曹汝霖卻在晚年,對火燒趙家樓進行了全面的自我總結:「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行文最後囉唆兩句,以此作結:

1946年9月14日,因叛國罪,50歲的梅思平被國民政府槍決。

1966年8月4日,曹汝霖逝世於美國底特律,終年89歲。

歷史真相雖然殘酷,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黑白不同道,恩怨自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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