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桑達莫克——那天一大早，她與家裡的狗一起在蚊蟲密布的叢林中走了幾個小時，她的童年有許多日子是這樣開始的。她的父親尤里·德米特里耶夫(Yuri Dmitriev)則在四處徒勞地搜尋埋在林間的屍體。
然而，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德米特里耶夫——一位業餘但十分執著的歷史學家——終於找到了他長久以來一直在尋找的可怖寶藏——埋葬著被史達林秘密警察處決的政治犯的墳墓。
「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的，」近日來到俄羅斯北部卡累利阿半島上的桑達莫克森林時，德米特里耶夫35歲的女兒凱特琳娜·克洛特(Katerina Klodt)說。「我父親的工作顯然讓一些人感到非常不舒服。」
德米特里耶夫目前已入獄，正在等待審判。他被指控戀童，而他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均認為這是公然的捏造，這種指控常常被用來抹黑和壓制俄羅斯當局不喜歡的聲音。
與芬蘭相鄰的卡累利阿是德米特里耶夫的家鄉，該地區的一名官員去年抱怨說，這名被監禁的歷史學家的畢生工作——紀念埋葬在桑達莫克森林中的史達林受害者——造成了一種「毫無根據的內疚感」，並被「外國勢力利用以對俄羅斯進行負面宣傳」。
寫有「釋放尤里·德米特里耶夫」的徽章。
為了塑造一個無罪的俄羅斯歷史，去年夏天，一些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也來到這片森林挖掘，找出了16具屍體的遺骸，希望以此證明，在桑達莫克森林中的殺戮至少有一部分是外國人所為，不全是出自蘇聯秘密警察之手。
挖掘工作由國家資助的軍事史學會(Military Historical Society)贊助，該學會以其對俄羅斯歷史的民族主義解讀而臭名昭著，挖掘者是在尋找證據以支持兩位卡累利阿歷史學家提出的一個爭議性理論。他們認為，埋葬在桑達莫克森林的數千人不全是史達林的受害者，其中還包括了二戰時被芬蘭軍隊處決的蘇聯士兵。
隨著5月9日紅軍戰勝納粹德國以及芬蘭這樣的盟國的勝利紀念日臨近，俄羅斯正沉浸在戰時為反抗外國侵略者而犧牲的回憶中，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對自己國家造成的苦難，此時已成為一種不受歡迎的雜音。
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總統及其官員並不否認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但他們企圖說服俄羅斯人，他們的國家正被外敵包圍，要他們專注於外國侵略者犯下的罪行。雖然新冠疫情打亂了莫斯科市中心的大規模閱兵計劃，但是連續幾個月以來，官方新聞媒體每天全是有關「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俄羅斯的苦難和英雄主義的報導。
卡雷利亞地區首府彼得羅扎沃茨克的列寧雕像。
與此同時，德米特里耶夫一直關在卡累利阿首府彼得羅扎沃茨克的審前拘留中心。上個月下旬，一個因疫情而封閉的市法院將他的拘留又延長了三個月。
幾天後，桑達莫克附近一家博物館的館長因不明疾病在監獄醫院死亡，他曾支持德米特列耶夫的工作，並同樣因為被指控戀童而入獄。
克洛特說她毫不懷疑父親的清白，並認為這都是因為他執意要銘記所有的受害者，而不僅僅是被外國人殺害的那些。她坐在一棵樹旁的長椅上，上面釘著一面美國國旗，以紀念在史達林大清洗時期中被處決的一名舊金山人，她厭惡地指著一個冰雪覆蓋的洞，那是軍事史學會為了尋找被芬蘭軍隊殺害的俄羅斯人而挖的。
「我受夠了這套把戲，」她說。「我不明白他們想要證明什麼。」
尤里·德米特里耶夫的女兒卡特琳娜·克洛特在森林中的教堂里。「我父親的工作顯然使一些人非常不舒服，」她說。
位於聖彼得堡的找回名字中心(Center for Recovered Names)主任安納托利·拉祖莫夫(Anatoli Razumov)與德米特里耶夫合著了一本書，其中列出了6000多名在桑達莫克一帶被史達林的秘密警察殺害的人的名字，他說尋找芬蘭人暴行證據的活動是受俄羅斯政府支持的民族主義者創造「混合歷史」的一種宣傳攻勢。
他說，其目的是將有關俄羅斯歷史的清晰事實與民族主義修辭以及旨在混淆和歪曲事實的胡言亂語混合在一起。他還說，同樣的策略也被用來攪亂俄羅斯最臭名昭著的刑場卡廷森林的歷史——1940年，史達林的秘密警察機構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在那裡處決了兩萬多名波蘭軍官、神職人員和知識分子。
軍事史學會也一直在帶頭努力改寫這一殘酷事件，他們重新翻出了蘇聯的一種不可信的說法，即希特勒的軍隊至少要對卡廷慘案負部分責任。
現年64歲的德米特里耶夫於2016年12月首次因戀童指控被捕，此前不久，和軍事史學會關係密切的歷史學家開始質疑他在桑達莫克的發現。
彼得羅扎沃茨克的一家法院在2018年撤銷了對他的所有指控，這些指控與他收養的小女兒納塔莉亞(Natalia)的九張照片有關，檢方稱這些都是色情照片。在專家證詞的支持下，辯方稱在德米特里耶夫的電腦上發現的這些照片，只是用來觀察這名女孩的健康狀況，她在被收養時患有營養不良和嚴重的發育問題。
2018年，卡累利阿最高法院以未指明的「新情況」為由宣布此前的無罪釋放無效，並下令重審。德米特里耶夫的律師米哈伊爾·阿努夫耶夫(Mikhail Anufriev)說，他原本以為在未來幾周會做出最終裁決，但由於俄羅斯法官大多因冠狀病毒而待在家裡，他擔心自己的當事人會被無限期地困在一個擁擠的看守所里，面臨嚴重的感染風險。
這座城市中眾多的史達林時代建築之一。
「整個案件令人震驚，」曾在彼得羅扎沃茨克當芭蕾舞演員的娜塔莉亞·帕克提斯(Natalia Pakentis)說。她曾說德米特里耶夫幫助查明了她失散多年的祖父於1938年在桑達莫克被處決的事實。「數百萬人被殺，他們都有家人。我們現在怎麼能假裝這些都沒有發生呢？」
成千上萬人被史達林的內務部秘密警察處死——該部門是普京大學畢業後加入的克格勃組織的前身——1990年代德米特里耶夫開始尋找遺骨時，這件事幾乎不是什麼秘密。幾十年來，這一直是一種常識。
然而，在他發現桑達莫克的萬人坑之前，很少有刑場被發現。即便是那些已知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亞村莊科爾帕謝沃的一個內務部刑場，1979年因附近的一條河流沖刷出1000多具乾屍而曝光——也經常被官員掩蓋，或被頌揚蘇聯英雄主義的戰爭紀念碑遮掩。
在覆審後，克洛特（右）在猶太社區中心會見了父親的一群朋友。她的父親被指控戀童，一個通常被認為是捏造的罪名。
最初被捕時，德米特里耶夫是「紀念」(Memorial)組織的卡雷利亞分會主席，該組織關注的是秘密警察而不是外國人對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其他人造成的苦難，從而激怒了俄羅斯民族主義者。2012年，俄羅斯當局將「紀念」組織定性為「外國代理人」，此後，國家控制的新聞媒體將它妖魔化，稱其為西方支持的墮落賣國組織。
彼得羅扎沃茨克大學(Petrozavodsk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伊麗娜·塔卡拉(Irina Takala)表示，蘇聯士兵被埋葬在桑達莫克的說法沒有事實依據，但它「符合一種不幸的趨勢，即試圖表明俄羅斯永遠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惡者」。
這一理論的主要推動者是她的上司、該校歷史系主任謝爾蓋·韋利金(Sergei Verigin)，以及該校的另一位歷史學家尤里·吉林(Yuri Kilin)。兩人都是軍事史學會成員。
在彼得羅扎沃茨克接受採訪時，韋利金堅稱他並不是要否認史達林時代的暴行，也不是要證明森林裡沒有被蘇聯秘密警察殺害的無辜者的遺體。韋利金即將出版與人合著的書《桑達莫克之謎》(The Riddles of Sandarmokh)。
但是他還說，受害者的人數被「想要將歷史政治化的所謂民主力量」嚴重誇大了，而且掩蓋了俄羅斯的敵人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罪行。吉林在接受電話採訪時指責「極端自由派」不斷增加史達林受害者的數量，目的是「詆毀我們的過去，讓我們的未來變得黑暗」。
韋利金說，認為被芬蘭軍隊處決的蘇聯士兵也葬在桑達莫克的說法「只是一種假設」，是基於2016年被聯邦安全局（內務部現在的名稱）向其選定的學者開放的內務部檔案得出的。他還說，軍事史學會的挖掘將有助於證明他的理論。
他拒絕就針對德米特里耶夫的戀童指控發表評論，只是說「正義應該得到伸張」。
去年在搜索被芬蘭殺害的蘇聯士兵遺體行動中發現的遺體，已被送往調查委員會（相當於俄羅斯的聯邦調查局)，但結果尚未公布。
「數百萬人被殺害，他們都有家人，」曾在彼得羅扎沃茨克當過芭蕾舞演員的娜塔莉亞·帕克提斯說。「我們現在怎麼能假裝這些都沒有發生呢?」
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歷史學家、這場戰爭的權威專家安蒂·庫雅拉(Antti Kujala)對韋利金和吉林的理論進行了學術上的反駁，他指出他們的「假說」、德米特里耶夫遭到的監禁、以及最近在桑達莫克的發掘活動都是旨在毀滅他的工作，是在「企圖貶低和淡化史達林的大屠殺，引起人們對『紀念』組織工作的懷疑，並恐嚇和壓制該組織的活躍人士。」
等到彼得羅扎沃茨克法院對德米特里耶夫的案件進行閉門重審時，這位被監禁的歷史學家的老友、該市猶太社區的主席德米特里·茨維貝爾(Dmitry Tsvibel)邀請了法院外的一小群支持者到附近的猶太會堂吃午飯。他說，來的人比平時少，因為冠狀病毒讓德米特里耶夫的一些支持者居家不出，其中很多是老年人。
「所有人都明白這裡發生了什麼，」茨維貝爾說。「整個案子很荒謬。不僅有政治背景，還是一種政治打擊。」
彼得羅扎沃茨克河岸上凍冰的奧內加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