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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作孚最後的日子:下屬被中共利用並背叛

少生此時已參加民主建國會,在前不久的一份自傳上,他還表示了對盧作孚先生的敬佩之情,認為自己的做事為人深受盧先生影響。但是現在,他倆同在一辦公室里卻形同陌路。此時,盧作孚應該知道,童少生的輕慢與冷漠,已不是他一個人的態度。民生公司已被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弄到人心惶惶,勞資分裂,他一向引為自豪並努力維護的和諧奮進的公司靈魂已然消失。這個時候,盧作孚還惦記著輪船。下午,他在秘書課仔細地交代了民鐸輪的施救辦法。

1944年10月,盧作孚在北碚各界為他赴美出席國際通商會舉行的歡送會上

給女兒的信

1952年1月20日,盧作孚給遠在上海的小女兒國儀寫了一封回信,國儀來信,說準備回家生孩子,徵求父母意見。父親的信是親切的,說母親將會為女兒照顧孩子,還說:

我所懇切告訴你的,是今後任何事情,都應照此次計劃那樣,有決定以前的從容思考和從容商討,才能避免困陷在進退不得的境地,影響不僅及於工作而已。

似乎寫信人的心情有些難以言說的東西。盧作孚對「困陷在進退不得的境地」有體會吧,以至反覆地這樣叮囑心愛的小女兒。年輕的女兒萬不會想到,這竟是父親給她的最後一封信!

1952年1月27日,是這年的春節。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們沒有回家過節。盧作孚本人也沒在家過節,他到豐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隻輪船「民恆」在豐都沉沒,他去了事故現場。

1月28日,盧作孚乘飛機去北京「商討要務」,30日即飛回重慶。

「華益,我對不起你!

1952年2月5日下午,民生公司原業務處經理鄧華益來到民國路20號盧作孚住所,與盧作孚做了一次長談。

鄧華益比盧作孚年長六歲,出身貧苦,由教會教育長大,年紀輕輕就做了英商白理洋行買辦。1927年,在全國反帝高潮中,他買下白理洋行兩隻輪船成立自己的九江輪船公司,一躍而為重慶航業界老大。

當年民生公司要聯合川江華資輪船公司,共同對抗強大的外資輪船公司的競爭,因各家華資公司互不信任疑慮重重而難以聯合,鄧華益以當時實力最強的九江輪船公司加盟民生公司,自己進民生擔任航業部經理。這一舉措,對重慶航業界「統一川江」的運動起了極大的推進作用。

鄧華益主持的重慶輪船業同業公會,努力維護航業市場秩序,維護輪船公司的共同利益。公會尤其注意捍衛我國航權,抗戰時期,英商太古輪船公司在川江營運,公會向政府呈請制止。抗戰勝利以後,一些外國輪船公司在我國營運,公會代表輪船公司向政府提出,要求海關查處。1947年,中國民營輪船公司認為,「中美商約」侵犯中國輪船公司利益,同業公會出面反對中美商約簽訂,對此,當時的政府作出積極反應。

1949年4月6日,重慶市輪船業公會發出通電,籲請交戰的兩黨政要,能夠維護長江航運,給船員及其家屬一條活路。在通電上署名的,是重慶輪船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鄧華益。

鄧華益這樣一位在公司歷史上的有功之臣,既為大股東,又是高級管理人才,重慶航業界的權威人物,在1951年3月28日,竟被民生公司以「年老體弱」為由「資遣」,鄧家老小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

當時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高級管理人員,受到迫害和凌辱的,還有相當一批。已被董事會任命為代總經理的鄭璧成,重慶解放到不一個月就被扣押,雖保釋出來,也不允許再在公司工作。更有民生公司第一條輪船「民生」輪的第一任經理、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在廠前江灘上被當眾槍斃(陶在80年代「平反」),公司董事石榮廷也在鎮反中被冤殺(石在80年代「平反」)。民生職工中被資遣,被管訓者更多。

鄧華益日後回憶道:從不送客出門的作孚將他送到門外,幾次說:「華益,這些年來我對不起你!」沉重愧疚之情溢於言表。

五十餘年後,盧作孚幼子盧國綸寫道,「據母親後來回憶,那幾天父親守著電話疲憊不堪,通宵睜著眼睛無法入眠,不時喊著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緊張焦躁。」

這一天,民生公司的「民鐸」輪在長壽附近失事。

含淚做檢討

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時半至十二時,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第一次當眾做檢討。

盧作孚的這個檢討,從記錄看,是十分認真而嚴肅的。一開頭就沉重地說,「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一句話未完竟落下淚來。

在這個檢討里,盧作孚簡單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是一個知識分子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一生,他儘可能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來描述自己,表現了他與新政府的合作意識,也可理解為他已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他提到在川南辦教育時,曾與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共事,檢查自己報國的道路選擇曾受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影響。盧作孚一生自奉甚薄,已為世所公認,可是卻檢討自己,連生病住中央醫院都以為太享受了。他對自己被視為資產階級是難以接受的,不光因為在當時資產階級已被視為可恥的另類,更因為盧作孚一生提倡「造公產,不造私產」。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沒有掩蓋他的情緒——對鄭璧成等一批懂航運懂船的管理幹部被捕或被清洗的傷感與痛苦。在檢討的過程中,他數次流淚,甚至泣不成聲。

在此之前,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幹部會,有公股代表參加,發言很集中,已將矛頭指向盧作孚,說當前公司的困難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有一種意見即是戰後大量借外債是盲目擴張。這樣重大的決策,關係到民生公司在中國二戰後的大政方針,必須由董事會通過,公司高層管理,都是相當清楚的。當初,整個中國企業界都嚮往著抗戰勝利後的大發展,利用外資發展生產,增設航線,是有遠見的舉措,大家都沒有反對意見。現在,因為政治的原因,外債未能及時產生效益,反成負擔,人們卻把責任都推到盧作孚身上。

海損與虧損

這天下午,盧作孚去了「民鐸」失事的現場。兩年來,政治運動愈演愈劇,事故越來越多,據《民生公司史》統計,1950年至1952年8月,發生海損事故502件,死亡232人,大大超過了戰爭時期。後來公股代表張祥麟在向交通部的匯報中,說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前「事故平均每二天一次」,與這個統計大致相符。

航運企業家都是愛船極深的,有一次遇到海損沉船,一向沉著理性的盧作孚竟會在辦公室里號啕大哭。

民生公司一向重視人的管理教育,長期以來不斷總結改進,已有相當成熟的制度,盧作孚及一批高層管理幹部,在中國的民營企業中,實為首屈一指。更有年年的股東大會,必須要向股東們做出報告,並接受監事會的監察。這樣的制度,保證了民生公司,在生產業務上,財務上,在安全航行上,不可能長期出現大的漏洞。

在全國性的大規模戰爭已結束的時候,民生公司卻造成了如此嚴重的事故和巨大的損失,到底是什麼破壞了正常的管理秩序?為什麼管理幹部再不敢管理,是什麼傷害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回到公司,盧作孚立刻找到負責財務清理的公股代表歐陽平,算公司二月份(疑為一月份)的收支情況。民生公司在整個1951年已損失339.7億餘元,在1952年一月只可能有更大的危機。

算過以後,盧作孚一掌擊在桌上,嘆一口氣,說了一句話,「把門關了來搞『三反』,搞了再開門!」

1950年3月,盧作孚通過民生公司駐京辦事處主任何廼仁向周恩來提出公私合營,請求國家銀行貸款的同時也制定了還款計劃。計劃只要民生公司生產正常,到1951年7月,便可開始償還債務,當年可還700餘億元;計劃1952年償還1000餘億元欠款後,還有400餘億元的餘額。以後按約分期償還加拿大外債,同時為國家作出貢獻。

然而,在民生公司執行公私合營過渡辦法期間,不但還款計劃成了泡影,還新增了800億元債務。

1952年2月7日上午,盧作孚到西南軍政委員會去,見到了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財經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時至中午,和盧作孚一同來的胡子昂在機關門口等著他一起乘車回去,卻久不見他出來,胡子昂便進去找他。有人告訴胡子昂,盧作孚先生和鄧小平書記一起吃午飯呢。胡子昂就自己回去了。在飯桌上,盧作孚和鄧小平會談些什麼呢?

在剛剛過去的1951年,民生公司人與生產的損失超過戰爭年代,公司危機越來越嚴重,盧作孚1950年8月即與交通部部長章伯鈞簽訂公私合營協議,至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尚未批准。

那時,中央財經委員會已決定,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徹底,就不給貸款。民主改革即是清理敵人的政治運動,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徹底,已被重慶新華日報點名批評。在新一波民主改革運動里,盧作孚被任命為民主改革委員會主任。盧作孚這時應該明白,他做這個主任,什麼也決定不了,不過是要他出面表態,用他的口來宣布在公司里誰是敵人,誰是分子,以及對他們的處理。在他辭世以後,這個事情落到了童少生頭上。以至許多年過去了,人們還不能原諒童少生。

公股代表「引火燒身」

1952年2月8日,這是盧作孚生命中最後的一天。

當年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張祥麟說,「三反」運動開始後,在公司大樓里走道的牆上,貼著一張一張的小字報,內容是質問公股代表為什麼不下來,不到工人中間來?公股代表為什麼沒有貪污?他手指著自己說,就是不相信我沒有貪污的意思嘛。

「有寫盧作孚小字報的嗎?」

「沒有,沒有提到盧作孚名字的。」他遲疑一下,又補充說,「也可能有,我沒有看到。」

「盧作孚看小字報嗎?」

「不知道。應該也看到了吧,因為他上下班總是要經過那裡嘛。」

1952年2月8日上午,盧作孚經過貼了小字報的公司大樓走道,去參加公司召開的「『三反』坦白檢舉大會」。「『三反』坦白檢舉大會」,是檔案中一份《關於盧自殺的報告》裡的提法。張祥麟回憶,這個會是「三反」動員會,他在會上做檢討,也是做動員。我過去採訪的一些老民生職工都認為,這個會是當時公司工會安排的,但從張祥麟的回憶來看,他本人是事先有準備的。他說,會上,有人上台向他提意見。除了發言人上台外,其餘都坐在台下,盧作孚坐在台前一隻沙發上。台上發言後,台下自由發言。這時,盧作孚的服務員,19歲的廣東人關懷坐著提了幾條意見。

關懷提的什麼意見呢?

張祥麟回憶,「在北京,盧作孚住在東安市場一個樓里,我們去和他談工作,談事情,一起吃飯,吃燒餅,豆腐腦。關懷就是說的這個,但都沒有提盧作孚的名字。這就是浪費。我就檢討,我說開會,比如股東會大請客是浪費。在北京還一起去洗澡,一起到萬壽山逛了一回,和盧作孚一起去的。當時,盧作孚說,『這些都記在我帳上』,我也沒有提他講的這個話,只檢討說是公司浪費了。」

有回憶文章認為,關懷上台批判,是盧作孚至死重要原因。

張祥麟說:「那個服務員關懷嘛,他沒有上台,他坐著提意見,大家都是坐著提的。關懷是從盧作孚家裡搬出來了,還有什麼就不知道了。那個會先是台上發言,然後叫大家提意見,大家講時,關懷也講,沒有點盧作孚的名。盧作孚就在那坐著。公方代表就我和歐陽平在場。據我了解,散會以後,盧作孚還找了關懷,在辦公室里講他,我們花的自己的工資,有什麼錯誤呀?」

關於這天上午的會議,盧作孚長子盧國維的描述是這樣的。

「民生公司召開以市工會聯合會和公司工會為主力的『五反』動員大會,公股首席代表張祥林(原稿如此)(兼黨委書記)作動員報告並進行所謂引火燒身,說自己跟隨盧作孚去北京開會,還想請盧買一件皮大衣,雖然最終沒說出口,但是差一點中了『糖衣炮彈』。接著父親的隨身通訊員關懷一個箭步衝上台去,大聲嚷著要揭發公股代表的『受賄』行為。所舉例證竟是前不久公股代表數人同總經理(即我父親)一道去北京開董事會(私方董事居住北京者較多)期間,總經理(代表私方)請吃便飯、看京戲,同去理髮代付錢。當時在場的同仁見父親面色難看,知其心裡畢竟難受。名為揭批『索賄』、『受賄』,人們自然會聯繫到『行賄』。在『群情激昂』的會場上,首席公股代表優柔寡斷不知所措,散會後也沒設法對當事人做好『工作』,啟發開導使其放心。全然忘記了中央確立的對民主人士的保護政策。」

會後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盧作孚對關懷說,講話要實事求是。這個年輕的服務員從廣州過來專門照顧盧作孚,盧作孚關心他,教他學文化。讓他做一些重要工作。就在這天早上,一直住在盧作孚家的關懷從家裡搬出去了,現在,這個年輕人竟然當著他的面,當著大家的面這樣不實事求是地「提意見」。盧國綸說關懷是「有恃而無恐」,關懷所恃為何呢?

張祥麟還對我們講了這樣一件往事。

張祥麟提出,要香港分公司為自己買一隻杯子。(我一直沒有搞懂,是什麼杯子要到香港去買?)不久,香港分公司經理楊成質將杯子送到重慶,同時送上了帳單。童少生問盧作孚:杯子是張代表要的,是不是送給他(不要張付錢)?盧作孚回答:你要送,人家要不要呢?最後,買杯子的錢是在張祥麟的工資里扣的。張說,「盧作孚這個人很會說話,不說送,也不說不送,而是反問童,『人家要不要呢?』」這事是童少生後來告訴他的。

張祥麟現在對我們講這事,是為了說明盧作孚不會行賄,還是要說明盧作孚滑頭呢?他當年提出要買杯子卻不先付錢,是想貪便宜,還是對盧作孚進行試探呢?

這位老人對盧作孚的態度是相當微妙的。五十五年前的那個會上,他用不存在的皮大衣來「引火」,是要「燒」誰的身?不論他是不是真有想要皮大衣的念頭,卻引出人家確有「糖衣炮彈」——以至自己差點中了「糖衣炮彈」的想像!可以肯定,如果那隻杯子由公司贈送張代表,在1952年2月8日那天的三反動員會上,就會有一枚看得見的「糖衣炮彈」了。

昔日愛將形同陌路

會議結束以後,副總經理童少生也在辦公室里,他沒有和盧作孚說一句話。

當年,童少生繼承哥哥童季達出面主持的美商捷江輪船公司,與民生公司是業務上的對手,他任董事長的國貨介紹所的貨物卻必定交給華資的民生公司來運。盧作孚還常常到國貨介紹所的朝會上去做講演,宣傳用國貨,支持幾位青年實業家的愛國義舉。

國貨介紹所成功了,捷江公司卻在川江的競爭中倒閉了。盧作孚看重童少生的才能與愛國思想,請他加盟民生公司。童少生敬佩盧作孚,以為盧先生「作事認真有遠見刻苦耐勞事業心重」,所以「一點也沒考慮的就參加了民生公司」。

1943年,童少生即成為民生四個處務經理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1944年,盧作孚第一次到美國和加拿大,童少生即與之隨行,並實現多年願望,在美國學習航運管理。以後童少生又三次奉派赴美國、加拿大,參與了盧作孚在美國考察和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的決策和實施的全過程。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業務重心轉向沿海,成立上海區公司,以後,盧作孚向董事會鄭重推薦,任命童少生為上海區公司經理,公司副總經理。民生公司與金城銀行合辦太平洋輪船公司,童少生兼任太平洋輪船公司經理。在民生公司,人們將童少生視為盧作孚的愛將,前途無限。

少生此時已參加民主建國會,在前不久的一份自傳上,他還表示了對盧作孚先生的敬佩之情,認為自己的做事為人深受盧先生影響。

但是現在,他倆同在一辦公室里卻形同陌路。

此時,盧作孚應該知道,童少生的輕慢與冷漠,已不是他一個人的態度。民生公司已被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弄到人心惶惶,勞資分裂,他一向引為自豪並努力維護的和諧奮進的公司靈魂已然消失。這個時候,盧作孚還惦記著輪船。下午,他在秘書課仔細地交代了民鐸輪的施救辦法。

致命的延誤

傍晚,在回家的路上,盧作孚在離公司不遠的小十字路口,遇見了鄭璧成的女婿陳克。陳克記得很清楚,盧伯伯那天對他說了一句話:「你要好好照顧你的岳父。」鄭璧成被迫離開民生公司以後,斷絕收入,一直由盧作孚以個人收入接濟。陳克當時沒有意識到,盧伯伯是要陳克這個晚輩在今後代替自己照顧老友呢。

盧作孚回到家,天還沒有黑,五歲的孫子盧曉雁覺得爺爺今天回家真早。

關於1952年2月8日晚上盧作孚家裡發生的事情,盧國維的記述最為詳細。

「當天下午母親因去婦女互助會(成員多是工商業者家屬)開會學習,會後又去菜園垻探望三弟一家。城裡家中只有我們的五歲男孩以及廚工、保姆(親戚)各一人。下午五時許,父親由公司回家後叮囑廚工、保姆說他很疲倦,需要好好睡一下,招呼孩子勿吵鬧,也不要喚醒他。說完即進入臥室關上房門去睡了。傍晚母親從三弟家回來,聽說情況後問睡了多久,聞知約摸一個小時,就關照讓他再睡一會兒。這樣又過了半個多小時仍然沒有動靜,方覺得不對,立即去推門。這才發現裡面給閂上了。同大家一起大聲敲、喊也無反應,母親緊張了,馬上囑廚工從窗口翻進去開門。母親一行進房後見父親仰臥床上,呼吸極度微弱。床頭柜上有兩個空小瓶,母親一看就知道那是安眠藥瓶,其中一個是平日為幫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數幾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隻衣箱裡的。果然那隻衣箱已打開,裡面的衣物也翻亂了。這個急迫的檢視過程只經歷了一、兩分鐘。此時母親一面關照保姆把兩個孩子帶出去,一面按捺著萬分驚恐的心情自己叫電話到民生公司總經理室,請他們派人帶醫生來急救。差不多過了二十分鐘,才見童少生帶了一個公司職工醫院的醫生從距離不過一公里的總公司(醫院就在公司大樓旁邊)前來,卻未見有救護車跟隨。醫生問明情況和按脈聽診後,只注射了兩針強心針,實際上新近更名為市立二人民醫院的仁濟醫院距離父母寓所(金城銀行物業)不到兩百米。該院有重慶市第一流的專科醫生,設備也好,民生公司與其長期有特約關係,父母親與該院幾位老醫生都熟識。童少生同這家醫院也多有往還。但他明知母親正處於驚惶失措、焦心如焚,自己完全拿不定主意的關頭,卻不考慮聯繫醫院,只是望著公司的醫生給父親打針,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一再延誤時機,讓本來可以搶救過來的父親就這樣離開了人世。」

那樣緊張的關頭,為什麼完全可以避免的致命的延誤卻不能避免?我採訪過的好多人都如盧國維一樣,認為是童少生的責任,甚至認為他是有意延誤。直到採訪了張祥麟,並看到相關檔案後,我才感覺事情恐怕不是那樣簡單。

張祥麟回憶:

「上午(『三反』坦白檢舉會上)我檢討,也是做三反動員,邊動員邊檢討。下面還有歐陽平(也要做檢討),午飯後,我就去動員歐陽平,做工作,叫他上去表態,檢討檢討嘛。他又是民主黨派。我到他家裡去了,在他家吃的晚飯。從歐陽平家裡出來,回到民生大樓,就接到童少生電話,說盧先生出事了。我想盧先生能有什麼事呀?就去他家裡,看到盧先生躺在床上,旁邊有一個瓶子,還有個醫生。我問醫生有沒有辦法。醫生說沒有脈搏了。我馬上找陶琦,陶琦打電話給市委書記張霖之,張霖之也派來了醫生,但是晚了,脈搏沒有了。」

張祥麟說,當時,盧作孚的妹夫劉華屏也在現場。

這裡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事實是,盧作孚夫人蒙淑儀的判斷——盧作孚服用了過量安眠藥——沒錯。她的第一反應是往民生公司總經理室打電話。這時離盧作孚服安眠藥已有一個小時以上,待童少生得知消息,公司已下班,他找到醫生,然後一起到達民國路的盧作孚家。這個醫生搶救措施無力,只注射了強心針。盧國綸回憶中說,在場還有一位護士,是護士提醒醫生,盧先生服用了過量安眠藥。童少生只是再給張祥麟打電話,等張祥麟從歐陽平家回到公司,接到童少生電話,然後趕到盧作孚家,已失去了寶貴的搶救時間!

後來有人對童少生提出質疑,在找到張祥麟之前,為什麼不主張立即將盧作孚送往距離僅200米的仁濟醫院?眼見盧作孚的生命一點點流失,為什麼童少生竟然不能基於常識果斷做出一個簡單的正確決定!

以童少生在新政府領導下生活的經驗應該知道,盧作孚自殺,是非常嚴重的事件。他必須首先請示公股代表,公股代表張祥麟到場時,盧作孚還有生命跡象,在這以後的幾十分鐘裡,張祥麟也沒有想到要將生命垂危的盧作孚送到近在咫尺的醫院搶救,而是忙著向並不懂得搶救,當時又很難立即找到的上級領導請示,然後靜候市委書記從更遠的地方派出自己的醫生!真的是「優柔寡斷不知所措」!

盧作孚停止呼吸了,蒙淑儀此時已知關懷當天在公司大會上的表現,深感悲憤,禁不住說了譴責關懷的話。童少生立即說:「你要站穩立場呵!」

童少生這話,也可以理解為是好心提醒蒙淑儀,由此也可知,童少生的所有表現,都是為了「站穩立場」。後來的事情表明,民生公司所有職工,甚至盧作孚的親屬及子女,都被要求「站穩立場」!

一份「關於盧自殺的報告」寫道:「(盧作孚)二月八日晚六點服安眠藥片,八點多家人發覺,十一點我們得知,正擬急行搶救,因服毒過重,十一點四十分自殺逝世。」

當年只有五歲的盧曉雁記得,那天晚上,家裡來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他認得是民生公司的。有人把家裡的箱子柜子都用紙條封起來。

遺囑

2005年,盧作孚幼子盧國綸在公開的文章里寫道:

「父親留下的簡單的遺囑,是寫給母親的。遺囑用鋼筆寫在一張毛邊信紙上,字跡非常清晰。這張遺囑,事後被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的人員帶走,至今下落不明。親眼見到這份遺囑的,僅有包括母親和我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當時我根據回憶記錄了下來,這份遺囑的內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這裡有必要對父親的遺囑逐條做一下說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指的是我們家1948年從南京搬回重慶,我二姐盧國儀主持搬家時,誤將借用民生公司的兩件舊家具一起搬了回來,當時我們家除這兩件誤搬回來的舊家具外,並沒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後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訴了父親。父親非常在意這件事,特別於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寫給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為南京破舊東西寫信給羅昌揚,尚未得回信,正準備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確實內容,以便歸還或賠償』(羅昌揚為當時民生公司南京辦事處主任)。父親一生大公無私,兩袖清風,絕不占公家半點便宜,臨終時仍記掛著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別首先叮囑母親一定歸還。

『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父親在這裡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會獎勵給父親的、從未參加過分紅的一點乾股。父親去世後,母親遵照父親的囑託,將此股票寄給了在武漢的民生公司董事會。但民生公司董事會按照國家政策沒有接受,後又寄還給了母親。

『今後生活依靠兒女』,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有職業,自然也沒有收入。父親雖然是著名的實業家,擔任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但多年來只靠一份工資維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職收入都捐給了北碚的公益事業,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一直是相當緊張的。而此時,我們兄妹已陸續就業,因此父親才叮囑母親今後生活依靠兒女,為母親以後的生活做了安排。」

至於「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盧國倫寫道,「這表現出父親對自己所擔任的政治職務負責任的態度。」

另一位知情的老人也對我談到證章,他解釋說:「還要退還證章,就是胸前戴的那種橢圓形證章,到西南軍政委員會時作出入證用。」

當時我說:「盧老先生想得很周到,是怕證章被他人使用吧?」

「是這樣,但也是寒心哪。」

我有些驚訝,旋即明白,與這位八旬老人對視,他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送行與痛哭

1952年2月9日上午,一年前就被民生公司除名的原民生公司人事部副主任周吾達正在牛奶公司上班,接到原來同事的一個電話:盧先生死了!周吾達驚恐不已,在辦公室里,不敢表露出任何情緒。等到下班後,他繞到民國路盧作孚的家,看到門前冷冷清清,不像是辦喪事的樣子。他不敢進去了,也不敢在門前久留,便轉身離去。走到附近的羅漢寺,他遇見一位民生公司職工。這位昔日同事對他說:「這個運動還要深入,盧作孚耍死狗不得行!」

盧作孚的遺體停放在民國路家裡,沒有追悼會,沒有遺體告別儀式,沒有輓聯。前來弔唁的人很少。民生公司的職工們大都如周吾達,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只能在心中為盧先生送行。

1952年2月9日下午,民生公司召開了董事會,董事們因盧作孚身後蕭條,決定補助盧家1000萬元(新幣1000元)做喪葬費,這當然並不是特殊的照顧,與前些年去世的彭瑞成相比,這些補助是相當微薄的。

10日下午,民生公司舉行課長以上的行政幹部會議,與會者除了兩個人以外,其餘的人,包括童少生在內,均痛哭失聲,以至民生公司黨組織向上級匯報時,說這個會「變成一個哭喪會」。但是,後來所有的回憶錄里,都聽不見記入《內參》裡的這些哭聲!

新華社向北京反映情況的《內部參考》裡特別提到童少生的哭。此一哭,很可能是童少生性情的最後表露,自此以後,他謹小慎微。後來,童少生成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的左派,歷任長航局副局長,四川交通廳廳長,四川省副省長,民建中央副主席。

盧國維寫道:「民生公司原董事長鄭東琴老先生(東翁)和一些高級職員都來悼念和安慰母親。」

2月11日下午,盧作孚的棺木蓋上了。這時,鄧華益來了,還帶來了他的兒子鄧安瀾。鄧華益要求將棺木打開,命兒子跪下,待十二歲的鄧安瀾給盧伯伯磕完頭,棺木重新合上。鄧安瀾很多年以後還記得,盧伯伯家氣氛緊張,好多人很警惕地盯著他與父親的一舉一動,還不時耳語。

盧國綸回憶,「2月12日,是父親出殯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關部門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隊伍人數很多,靈柩從民國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龍門,再由父親創辦民生公司時的第一艘輪船『民生』輪載運到南岸」。

對於這個細節,盧國維沒有用「送葬」一詞,他寫的是,「靈柩運送去南岸民生村旁墓地安葬時,公司職工和船員數百人自發地排列在望龍門碼頭路旁目送,頻頻向家屬點頭、揮手招呼,望見他上了『民生』輪船,渡過長江併到了南岸,直到看不見送靈隊伍時才散去。」

盧國紀寫的是:「當我們護送著靈柩到達長江邊時,『民生』輪的船員們默默地站在岸邊和船頭,照應著靈柩上船。渡江以後,又照應著靈柩下船,然後默默地站在船舷邊,目送靈柩上岸遠去。」

老民生人陳代六說,那時大家都想去送盧先生,就是去看看,沒有人講話,不敢講。那麼,就只能是「目送」,而且是「自發」的了。

民生輪在江面上默默駛往對岸,突然,江上有輪船拉響了汽笛,不知是哪一條輪船上的職工,自發地以這種方式為盧先生送行。頓時,蒙淑儀和孩子們熱淚沾襟。

另一隻輪船上的職工,竟自發地為盧作孚先生舉行了追悼會!那是一隻老式的鋼殼小輪船,它的名字叫「生存」。

盧國倫的回憶中還說,「2月11日,我二哥盧國紀一家從北碚趕回重慶,其他兄姐或不及趕回,或尚不知父親已經離開了人世,未能回來為父親送行,至為遺憾。」

盧作孚長眠在長江邊民生新村旁的小山崗上。三十多年過去了,他的大女兒國懿從海外回來為父親掃墓,他的孫子盧曉雁和朋友們在那一帶荒草叢中尋找,卻難尋爺爺安息的墓園。又過了一些年後,人們在北碚為盧作孚捐資修墓立碑,不少如周吾達這樣的老民生人從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錢來表達自己的心意,有了現在的作孚園。

炎黃春秋》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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