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似乎是「世界工廠」失去信心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年來中國因外匯緊張而開始減少非必須品進口的外貿收縮轉折點，還可能是中國民眾告別出國旅遊和出國留學的開端。
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以說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目前中國不僅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也面臨來自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壓力。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說過「在這場冠狀病毒危機之後，世界將永久性改變」，看來此言不假。為什麼中國發起「戰狼式外交」？它的這一戰法能否助其解脫困境？這是西方國家正在關注的問題。
中國突然發起「戰狼」外交
BBC中文網今年5月13日發表了一篇文章《疫情之下大行其道的中國「戰狼」外交會不會成為新常態》，分析中共最近對世界上多個國家發起的「戰狼」外交。這篇文章指出，中國外交言論最近呈現的新特徵包括：對外界的指責加以直接的言語攻擊，而非用理據駁斥或解釋；以謗止謗，反擊未經證實的言論，要麼批評東道國處理疫情不利而將責任推卸給中國，要麼揚言可能對東道國實施經濟報復。其中最受關注的當屬2月新上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他3月13日在推特上稱，「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這一表述至今仍引起廣泛爭論。另外，3、4月里一批中國駐外大使館幾乎同時開火。比如，中國駐法大使館發言人斥責法國某養老院在疫情中存在擅離職守，「導致老人餓死、病死」，並刊登一系列文章稱，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應對疫情不利。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威脅說，如果該國政府繼續推動調查病毒源頭，中國民眾可能抵制澳大利亞的產品或者旅遊。中國駐巴西大使則針對巴西總統的兒子指責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在推特上稱他訪美後「感染思想病毒」。
就在昨天，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發表了一篇文章，《北京給澳大利亞的經濟教訓，大國的強硬無差別》。該文說，「坎培拉的政界、財經界人士在5月13日前後人心惶惶。該國幾家主要穀物生產商聽信『中國正在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的傳言，沉浸在澳大利亞大麥或遭『徵收高達73.6%反傾銷稅和6.9%反補貼稅』的恐懼中。該國的肉品產業也面臨困境：澳大利亞貿易部長伯明罕（Simon Birmingham）5月12日確認，中國已暫停從澳方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業進口牛肉，其貨品案值約數百萬澳元……4月中下旬以來，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外長佩恩（Marise Payne）及內政部長達頓（Peter Dutton）等人先後從4月16日至26日間批評北京，提議派遣『獨立監察人員調查中國』。對此， 中共外交部先在4月23日批評了澳方的『政治操弄』行為，中國駐澳大使亦在4月28日接受採訪時指出，澳方行為傷害中國感情，亦稱中國消費者可能拒買澳紅酒、牛肉等。至此，澳大利亞的遭遇業已成為北京與坎培拉之間心照不宣的結果。中國動用經濟武器並非新聞，近十年來中國這項武器上的應用日臻成熟」。中共最近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威脅，是對BBC指出的「戰狼外交」各種手法的一個最新注釋。
【觀點】新冠疫情下的澳中貿易爭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山雨欲來風滿樓
自去年底、今年初武漢疫情從中國向全球擴散，到5月14日為止，已使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共434.7萬人被感染，近30萬人被奪去生命。這一疫情嚴重威脅了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也給大部分國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害和個人財產損失。世界上多個國家就中共在這次疫情擴散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國際倫理方面的種種問題開始追責；而中共則像頭孤狼，處境極其孤立，「戰狼」外交就是「孤狼」的應對戰略。可以說，這場國際追責風暴才剛剛開始。
對中共來說，首當其衝的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這些壓力既來自白宮，也來自美國國會、民間、各州檢察長及法院。白宮出於外交考慮，保持比較低的姿態，以免把外交渠道堵死；但國會沒這個顧忌，日前美國9名共和黨參議員推出了《2019年新冠病毒問責法》，他們要求，若中國不配合，不全面說明導致新冠病毒爆發的過程，交代疫情的真實來源，就會授權美國總統制裁中國，制裁手段包括凍結資產、旅遊禁令和撤銷簽證，以及限制中國企業向美國金融機構借貸和禁止中國公司於美國交易所上市等。此外，美國17個州的共和黨檢察長簽署公開信，要求國會就中國在新冠病毒傳播中的作用召開公聽會，信中指控中國隱瞞了新冠病毒的嚴重性，對美國造成了破壞。
國際壓力也同樣來自澳大利亞和歐洲。德國和愛沙尼亞5月12日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交一個決議版本，德國駐聯合國大使赫斯根（Christoph Heusgen）5月12日批評安理會對疫情保持「死寂一般的沉默」；愛沙尼亞駐聯合國大使尤爾根森(Sven Jurgenson)表示，「我們必須從這個僵局中找到出路，安理會未能在這個問題上履行我們的責任，真的是恥辱。」此前，歐盟官員為紀念中歐建交45周年而撰寫了文章，中共要刪除文中關於冠狀病毒大流行始於中國並蔓延全球的語句，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黨首候選人諾伯特·羅特根（Norbert Röttgen）在Twitter上表示，「對外發表統一的意見很重要，但必須反映歐洲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呼籲20國集團中的債權國停止向低收入國家收取貸款利息，但中國堅持繼續向非洲的低收入國家收取商業貸款利息，此舉將迫使這些貧窮國家在還債和進口食品和藥物等必要物品之間做出選擇。中非關係惡化了，「一帶一路」計劃開始面臨危機。加納財長肯·奧佛里-阿塔(Ken Ofori-Atta)日前在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表示，他認為，中國應該更大力度地削減債務，非洲欠中國的債務超過1450億美元，其中80億美元需要今年償付。他說，這需要得到考慮，因為那簡直就是末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中心中非研究所所長德博拉·布勞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在網絡雜誌《外交官》上撰文提到，中國為非洲49個政府及其國有企業提供1520億美元的上千個貸款項目，但自2000年以來中國在非洲免除的債務只占貸款總量的5%不到。
【COVID-19報導】專家：澳洲經濟擺脫中國依賴有難度
中共進入「疫情戰」
這裡說的「疫情戰」不是指各國為抗疫所做的努力，而是指各國與中共之間就疫情追責訴求而在國際公共關係領域內正進行著的「戰鬥」。由於追責的結果可能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全球各國或許會跟進的索賠數額大到中共傾囊難支，因此，中共目前的底線是拒認責任，拒絕賠償。中共軍方人士喬良最近說，各國關於追責和索賠的訴求，「這些都屬於異想天開」。
針對中國的全球疫情追責顯然已成為一場中共與世界上多個國家之間的「疫情戰」。這場「疫情戰」是各國度過各自的國內防疫最艱難時刻之後，國際關係領域出現的一種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這場「疫情戰」有四條戰線：第一，追源頭；第二，查隱瞞；第三，追責任；第四，求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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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隱瞞疫情真相，其實大部分事實都已公開：先是打壓說真話的醫生；然後說沒去過華南海鮮市場的人沒事；再就是讓世界衛生組織表態，不會人傳人；最後是宣稱，沒發病的人感染了也不傳染。據德國《明鏡周刊》報導，德國聯邦情報局掌握的消息顯示，疫情爆發後，中國曾在最高層面敦促世界衛生組織推遲發布全球警告。毫無疑問，這些做法都加劇了全球疫情和死亡人數的暴增。
中共為什麼不會在國際追責和索賠問題上讓步？對它來說，讓步或硬扛，反正都是輸，讓步甚至可能輸得更多，因為在追責方面讓了步，就直接面臨巨額的索賠問題。既然中共艱拒與疫情相關的賠償，它就一定會在追責問題上頑抗到底。這就是因疫情問題而產生的國際公共關係危機展現為「疫情戰」的原因。中共為了避免全球追責，只能否認隱瞞行為，同時拒絕外來調查。它在「疫情戰」當中表現出兩個特點：第一，儘量迴避隱瞞疫情的責任，怒懟任何批評；第二，希望全球忘記中共的專制體制從來隱瞞疫情這一制度特徵，想從疫情產生國轉換到普通受害國的位置，避免任何關於疫情源頭的國際追責。而中共為此發起的「戰狼」外交則加重了國際社會的不滿，中共的孤狼狀態不但難以化解，而且與國際社會呈持續的對抗態勢，中共與國際社會以往建立的一些互信及合作空間不斷地被壓縮。
「躲不過去擺不平，手中無牌只能頂」
我用十四個字來概括中國目前的處境，那就是，「躲不過去擺不平，手中無牌只能頂」。「躲不過去」是指疫情追責躲不過；「擺不平」指的是，靠在各國尋找、拉攏盟友也無法解圍，由於疫情追責涉及國際公德、國際誠信和國際倫理，西方政治家和媒體很難站到中共一邊；「手中無牌」的含義是，中共也沒法用利益交換來封口，因為利益交換要「銀子」，而中共現在最缺的就是外匯；「只能頂」就是採用「戰狼」外交來應付困局。
雖然中國持有的外匯存底目前仍達3萬億美元，其中可機動使用的不到2千億。因為中國有高達2萬億美元的外債，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債務，再加上屬於在華外企隨時可撤資的5400億美元直接投資，3萬億外匯存底當中中共可自主動用的僅有4600億美元；而這4千多億美元當中，支付2個月進口所需要的安全外匯存量就高達3千億美元，剩下的機動外匯只有區區2千億美元而已；按照美中經貿談判第一階段協議中方的美國產品採購承諾，今明兩年就會耗盡這些機動外匯。所以，中國表面上外匯存底世界第一，其中85%是向別人借來的，捉襟見肘的困窘一目了然。
【觀點】新冠疫情會讓美中兩國更願意落實貿易協議
中國的外貿順差歷來靠對美貿易，與其他國家的外貿則總體上基本是進出口相抵。隨著美國公司在「世界工廠」大量取消訂單，目前一半多訂單已經取消，今後還有沒有訂單，已經無法期待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靠出口美國賺取外匯來進口美國產品的路子嚴重阻斷，如果要繼續執行美中經貿談判第一階段協議規定的進口量，勢必動用壓箱底的外匯，兩年就用光了。這種情況下，美中經貿談判第一階段的協議已經變成空中樓閣，名存實亡。而這種局面和疫情戰相結合，將進一步加劇美中關係的惡化。
對中國來說，除了貨物貿易已經不能再提供外匯淨收入，在服務方面還有大量逆差，主要是民航和船舶運輸所必須支付的費用，以及國人出國旅遊和留學所用外匯。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外匯短缺，最近國內各地開始要求上繳個人護照，甚至包括學生護照，非緊急出境者暫緩辦理新護照申請，目的就是減少旅行、留學造成的外匯支出。很明顯，今後這方面的管制會越來越緊，很多人恐怕再也不能出國旅遊了，留學生需要的學費、生活費外匯也會被管制。
由於國際司法機構的無力和無能，以及各國通過國內司法裁斷而有效求償的難度很大，追責和索賠最後很可能要靠各國政府的行政手段；而這些行政手段的使用，無論是扣押中共官方資產，還是經濟制裁措施，中共肯定會強烈反彈，並採取反制手段，因此「疫情戰」的可預期走向將呈現出中共的國際經濟政治關係日益緊張。
「疫情戰」必然進一步衝擊已經被美中貿易戰動搖了的以中國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供應鏈，使得經濟全球化從過去三十年的一國化（中國化）變成多元化，而這個過程也意味著中國從經濟全球化當中被逐步邊緣化。2020年似乎是「世界工廠」失去信心的第一年；也是二十年來中國因外匯緊張而開始減少非必須品進口的外貿收縮轉折點；還可能是中國民眾告別出國旅遊和出國留學的開端。
聲明：作者程曉農，博士，中國經濟學家、轉型問題學者、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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